丹阳东南有条美丽的鹤溪河，鹤溪河畔就是千年古镇导墅镇。
导墅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她钟灵毓秀，人文荟萃。
1906年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的凌晨。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太阳正在奋力挣脱云彩的羁绊，努力向上攀登……导墅镇匡村，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寂静小村，村东私塾匡先生家发出了一声脆亮的婴儿的啼哭，宣布了一个顽强的新生命的诞生。从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有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出现了一名著名教育家，世界孔子学术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学者。
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是1906年3月18日，平凡的不见任何经传的匡村，匡亚明诞生了。
少年壮志当拏云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当局政治腐败，举国内忧外困，社会动荡，百姓艰难。匡亚明原名匡洁玉。其父取其名，意义深远，用心良苦。
小洁玉长得虎头虎脑，自小身材就比同龄人高出许多。而受书香门第的熏陶，小洁玉自幼勤奋好学，对中国诗书尤其钟爱，在上私塾时就写得一手好字。他6岁丧父，是寡母带着他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姐姐、一个弟弟度日，家境从此困顿。他很懂事，常常帮母亲做些家务，忙时还干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繁重农活。因而，每天早晚，人们总是看到鹤溪河边一个骑在牛背上边放牛边读书的孩子，深夜里看到匡家窗口里透出的小洁玉夜读的油灯光亮。7岁时，小洁玉便能翻阅父亲留下的古籍书；9岁时，他的低矮、简陋的狭小卧室兼读书室里就张贴有他自己用毛笔写的座佑铭“人一能之，己十之，及其知之，一也”。他的刻苦努力使他在每次考试中总是名列榜首。
小洁玉勤于思索，总是晃着一颗大脑袋，睁着一双大眼，常常问一些大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诸如：天上除了星辰究竟还有什么？地是圆的，那我骑着牛背一直走下去，不是总有一天会再回来吗？为什么会有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富呢？……
天道酬勤。1923年，17岁的匡洁玉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江苏省第一师范（现为苏州高级中学），从此，满怀大志的匡洁玉从生他养他的家乡导墅走了出去，永远走了出去，他走向了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从此，他把自己汇入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洪流中，融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之中。
投身革命即为家
匡洁玉非常喜读屈原的《离骚》，他不仅尊敬屈原的人品、爱国情，更加欣赏屈原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维、想象和文采。他新的座右铭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时，青年匡洁玉才华横溢。他以匡世、匡亚明的笔名，先后在上海大东书局《学生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什么是艺术》、《中国哲理观——“中”》两篇哲学论文，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先进思想。
在苏州求学的三年多时间内，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结交了很多思想进步的人士，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他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原理，逐步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他利用担任学生会干部的身份，常常聘请革命志士恽代英、肖楚女来校宣讲革命道理。
终于，他的进步思想和革命行为为当局所不容。1926年上半年，即将毕业的匡洁玉面临校当局给他的两个选择：要么因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要么“改邪归正”完成学业。匡洁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旋由恽代英推荐考入上海大学插班进中文系二年级。同年8月，他加入了共青团，一个月后，他在中共党旗面前壮严地举起了拳头。时年，他刚满20岁。从此，他正式改名为匡亚明，从此，匡亚明开始了他长达整整70年的革命生涯。
1926年10月，出任共青团上海大学及沪东引翔港支部书记；1927年2月被英捕房逮捕入狱，经组织营救出狱后，出任沪中区任团区委组织部长。不久，受党组织委派到无锡担任团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1月，他以团江苏省委委员和特派员的身份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宜兴秋收起义，这次起义被陈云同志称为“江南第一枪”。
之后，匡亚明根据党的要求，先后在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总工会工作，与邓中夏一起编辑中共沪东区委的《前锋报》，27岁时担任由刘少奇负责下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期间两次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3年多，直到1937年8月经中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无条件保释出狱，匡亚明到了延安。1939年元月，33岁的他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出任党的《大众日报》总编辑，期间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编辑。之后，匡亚明又被调到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工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还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过。继而，于1944年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翌年升任华东局宣传部长。
建国后，匡亚明出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兼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又回到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5年5月，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八年后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匡亚明遭到了近十二年的错误打击，直到1978年，已72岁时才恢复了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之后，他于1979年12月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职。1982年后，他辞去了南京大学领导职务，担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3年，他当选江苏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后，他还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名誉校长、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等职。
匡亚明就是这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把他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孔学研究的泰斗
匡亚明深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对哲学、历史、文学的精深造诣，来源于他对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及文明先哲孔子的学习和研究。
在孔学的研究上，他硕果累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研究撰写的主要论文有《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孔子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思想》、《孔子人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学然后知不足》，以及他在76岁高龄时写出的《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再评价》等。1988年11月，已是82高龄，耄耋之年的匡亚明应邀在德国波恩孔子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孔子人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精彩的演讲，引起轰动效应。85岁时，他又向新加坡召开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提交了《孔子思想研究的新气象》论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匡亚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一次，匡亚明到杭州小憩，下榻在西湖边的大华饭店。陪同的原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冠西问匡亚明，今后你到哪里游玩。匡亚明笑答：“记得有位外国名人说过，‘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你的一切就是看其他人在干什么。’说这话的时侯，此名人不过七十几岁，比我还小九岁。但我现在的一切，不单是看别人在干什么，更多的是计划着自己还将干些什么。”
匡亚明的确没有像许多老人那样儿孙绕膝、寄情山水、颐养天年，反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有一个夙愿，他说，从“从孔子到孙中山”，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的命题，我的愿望就是对孔子作出比较全面的、公正的历史评价。除此之外，想从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在文、史、哲、农、工、医、政治等方面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精选200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他们的思想加以评述，由微见著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他的这一宏伟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组建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请匡亚明出任组长。于是，“一个二十世纪规摸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在一个丹阳籍的古稀老人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个浩繁的工程计划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对“从孔子到孙中山”的260多位中国思想家进行评述。匡亚明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一部《孔子评传》，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孔子的生平、时代背景、孔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地系统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对孔子研究的“三分法”。《孔子评传》30万字，1985年经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许多报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其在内容上方法上均有独到之处，是朝着对孔子作全面系统、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这个目标迈出的一大步。该书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当年获国家图书一等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匡亚明连续生了两次大病，前去探视的人们纷纷劝慰他：您就安心休养吧，丛书已出到30部了，够不容易了。病榻上的匡亚明笑道：我想的可不是30、50部，而是200部。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曲钦岳等衷心祝愿他长命百岁。匡亚明却风趣地说：“我努力一下，想至少要活101岁，这样才能亲眼看到200部丛书的出齐！”在场的人无不为老人坚强的信念深深感动。
成就为大写的人
“This is a man！做工作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人，怎样做人？怎样学做人？怎样做群体人？一句话，要成为大写的人！”这是匡亚明在一次对南京大学学生演讲时讲的话。匡亚明用他九十一年的辉煌人生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个理念；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匡亚明一生充满艰辛和坎坷，可是他从来就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谈笑应对曲折和磨难。他一生坐过4次牢，其中三次是坐国民党的牢，历时4年余，一次是在文革中，蒙受牢狱之苦十多年。每每有人提及这些，他总是淡淡一笑，一句“人生谁无几番难”一带而过。1954年后期，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建制，匡亚明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其它几位副部长安排都很好，其中夏衍到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沙文汉到浙江省当省长……而匡亚明却多次向组织上请求，让他去办大学，终于中央批准了他的恳请。
乱云飞渡仍从容
1966年6月初，文革狂潮排空而来，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人民日报》、《打倒匡亚明黑帮》的文章。匡亚明与丁秘书一起收听，丁秘书紧张而茫然，匡亚明却笑着自嘲说：“这下子我可是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匡亚明！”
随着“打倒”、“声讨”的逐步升级，南大党委一位领导找丁秘书谈话，要他注意校长安全，“一不让外人进入汉口路71号（匡的住所），二把校长的防卫手枪收回”。匡亚明得知后淡然一笑：“手枪在枕头下面，拿去交掉，他们是怕我自杀。你放心，我这个人决不会自杀。自杀是绝望的表现，我这个人从不绝望！”
匡亚明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又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汉口路71号小楼搬到十四舍底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床铺、煤炉、方凳、竹椅，占了许多地方，不少杂物只好钉挂在四周墙上。匡亚明身处逆境，依然坦荡乐观，他以方凳拼成饭桌招待客人，并环顾四墙，诙谐地说：“这叫向空中发展。”
匡亚明断然否认康生等人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他曾说：“我们光明磊落，不是黑帮，是红帮嘛。”他还说，“投身革命四十多年，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正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我忠诚于党，从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匡亚明与夫人丁莹如曾悄悄地专程去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先烈，匡亚明指着草地，动情地对夫人说：“这下面埋葬着我的许多战友，他们为党牺牲了。我今天敢于来到这里，因为我无愧于他们，他们是我最好的见证人！现在一些人妄图加在我头上的帽，那是站不住脚的！最终会还我清白！”
“造反派”批斗匡亚明时，声称“匡案”是由康老定的，铁板上钉钉，不容推翻。匡亚明与康生在20世纪20年代同为上海大学的学生，而且一起加入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康生任中共区委书记，匡亚明则任少共区委书记。抗战初期匡亚明去了延安，不久被调任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的政治秘书。康生曾书写“挥之不能去，威武不能屈”的条幅赠送匡亚明。一次，匡亚明以老同学的身份，善意地规劝康生不要过于专横跋扈，“第一你对别人的看法有偏见，第二你现在完全听不得对你的不同意见”，未料康生当即勃然大怒，指着匡亚明的鼻子说：“你给我滚！明天送你去党校学习！”文革开始之后，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向造反派授意，指名要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
匡亚明知道是康生在迫害他，曾说：“康生这个人哪，怎么说呢？在延安，他在大会上表扬我，说匡亚明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了，他又说我是叛徒。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为什么变，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对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可能遇到的不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也可能把我‘巩固’进去。那也不要紧，假作真时真亦假，事实迟早要出来说话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在胡耀邦的关心、支持下，匡亚明的冤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征求他今后工作的意向，匡亚明经过慎重考虑，仍然选择高校，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胡耀邦曾对张黎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主任）赞叹说：“匡亚明是有理论、有作为的老同志。”
几度披肝沥胆人
1963年，匡亚明离开吉林大学，南下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鸣放宫欢送会上当场吟诵七律送别诗，其中颔联两句为“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同样披肝沥胆，推心置腹，被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引为知音、良师、益友。
匡亚明南大就任没几天，在汉口路71号门前与物理系教授、声学专家魏荣爵邂逅。魏荣爵对匡亚明似曾相识，而令魏荣爵称奇的是，匡亚明竟然知道他的姓名与特长。诚如古人所云：“一与相遇，便成神交”。不久，匡亚明事先没通知，就到声学楼实验室了解情况，令魏荣爵和其他教师深感愕然。但匡亚明很快让大家摆脱了拘束，在五楼试听室中，他坐下收听不同声学处理下音乐和戏曲播放的效果，大家谈笑风生，忘了来者是一位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