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还携夫人到魏荣爵教授上海路3号的居所串门。当时魏荣爵不到50岁，却患有失眠症，匡亚明说：“50岁是人生最佳的年龄，是顶峰，既有足够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精力又尚充沛，千万抓住这在好的时光做一番事业。”他动员魏荣爵丢开一切、外出休养以解决失眠问题。还亲自与在省委工作的彭冲同志招呼，安排魏荣爵到广州疗养数月。1992年秋，魏荣爵教授在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不慎跌跤，造成右足骨折，匡亚明夫妇居然不避寒冷，几次登门探望。匡亚明病逝后，年过八旬的魏荣爵院士以“人亡国瘁、痛失良师”八字表达他的哀痛之情，他还说：“人生本如白驹过隙，可我自认识匡亚明以来，情谊深厚，岂桃花潭水深千尺可喻！”
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与匡亚明也有一次鲜为人知的交往。茅家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1964年秋，关于李秀成评价的学术争论逐步升级，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不断上纲上线。茅家琦被诬为江苏地区“吹捧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一号代表人物”，省报用两个整版组织文章点名批判，各种批判会也相继召开，一些人则对他冷眼相待。这种阵势使茅家琦不免紧张、慌乱。一天，他与前来参加批判会的匡亚明在历史系办公室门口不期而遇，茅家琦无可奈何苦笑一下便想回避，未料匡亚明把他喊住，轻声安慰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再写好文章！”在当时“左”的思潮不断蔓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匡亚明的几句轻声安慰，无疑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最大爱护和关怀。
1978年4月，当时任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回宁后他将写稿、改稿情况告诉复出不久的匡亚明。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约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天后，胡福明向校长请示工作，匡亚明见面就赞许说：“你的文章《文明日报》发表了，我祝贺你，我看了，写得很好嘛。”当时对这篇文章有多种议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社会上一度还有一些诬蔑说法。南大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座谈会，匡亚明亲自到会并首先发言，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论。后来，江苏省委推选匡亚明出席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公审活动，匡亚明热情推荐胡福明去参加，“因为他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中有突出贡献”。
三顾茅庐聘贤才
匡亚明始终强调：办大学要依靠教师，特别是学有所长的老教师。他认为“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
在东北人大（后更名为吉林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匡亚明三顾茅庐请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出山”被传为美谈。调至南京大学工作以后，匡亚明依然尊重人才，求贤若渴。他派人三下武汉、礼贤下士，延聘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成为杏坛又一佳话。
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18年之后才获准摘帽，而几乎与摘帽同时，就不得不“自愿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级教授，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词学家沈祖盞又不幸遭遇车祸身亡。程千帆的厄运，引起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诚、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南师教授徐复等同门好友的关注。他们公推洪诚教授回宁后向匡亚明汇报。匡亚明了解到程千帆确有真才实学，当即做出决定：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有用武之地。
匡亚明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去武汉接洽，叶子铭花了两个多小时，转辗找到程千帆当时所住的紧邻小渔村的破屋，转达了匡亚明聘他为南大教授的意向。时已65岁的程千帆到南大中文系上第一堂课时，匡亚明约了范存忠副校长一起前来听课，并叮嘱所有同事都应以教授称呼程老。
当时武大还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研究外国文艺理论的张月超，也愿回母校工作（张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材生），匡亚明果断地决定一起接受。
程千帆、张月超被聘至南大后，财务处在按哪一级职称待遇发工资的问题上一筹莫展。因为右派帽子已摘，但工资待遇仍未恢复。南大党委专门研究后决定：每人先按150元月工资发放。财务处仍为此款从何名目下支出而为难。匡亚明果断表示：“从哪里支出我不管，但每月必须先把这一笔钱发到他们手里。”财务处坚决照办了。
1979年初，中央下达甄别错划右派的决定，匡亚明立即让中文系派员在正月初八前专程乘飞机赶到武汉，磋商为程千帆、张月超平反的手续，但关于程千帆的平反却磋商无果而返。匡亚明专为此事呈请江苏省长惠浴宇，由他写信给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请他出面干预，才圆满解决了程千帆的平反问题。
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系主任陈白尘，也是匡亚明从北京延聘来的，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创作了《岁寒图》、《升官图》、《乌鸦与庥雀》、《宋景诗》等剧本与电影剧本，享有副部长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由中组部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亚明深知陈白尘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甘冒风险，聘他南下就职，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
匡亚明慧眼识珠于风尘之中、伯乐相骥于困厄之境，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与魄力。陈白尘、程千帆和张月超三位学者在南大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很快成为中文系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学等专业争取博士学校授予权（前者还成为重点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曾动情地说：“是匡亚明给了我20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
陋室生辉留佳话
上世纪60年代我国与原法属非洲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1964年中法建交，对法语人才的需求量激增，而当时能扩大法语专业招生的，只有北大、北外和南大。匡亚明急国家之所急，应教育部要求，将法语本科的招生数由20人扩大为30人，并着手筹建法语专科，当年招生200人。当时既无教室，又缺师资。匡亚明果断决定，要求后勤在暑期中赶搭起三栋简易平房，在一个月内将校部机关从所住的庚字楼等三栋楼房中全部迁至平房，庚字楼等改造为法专教室。有些干部觉得难以理解，私下嘀咕。匡亚明说：“为什么我能到简易房办公，你就不能去？我有言在先，只要我当一天校长，就要把好房子供教学科研第一线使用。”他说到就做到，从1964年至文革骤起，从复出至1982年辞去校长职务，校部机关一直在三排平房办公，而他的校长“官邸”，是只有10平方米的简易旧房。在他之后出任代校长、校长的郭令智、曲钦岳等，也在陋室办公，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搬入北大楼。有记者曾写了一篇《陋室生辉》的文章，记叙这一全国大学绝无仅有的佳话。
赤诚敢为天下先
法专的教室解决了，但法语师资仍无着落。匡亚明做出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常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决定：到法国去请教师！他跟教育部长打电话，给我国驻法大使写信，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支持协助下，先后从法国、瑞士聘来20多位法语教师。法语本科、法语专科一下子办得十分红火。尽管文革中断了招生，但南大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法语战线的骨干，有4位本科毕业生还先后出任我国驻外使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