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历程
夏丏尊写过一篇《我的中学生时代》，在这篇文章中，夏丏尊详述了他求学的经过：“我上代是经商的，父亲却是个秀才。在十岁以前，祖父的事业未倒，家境很不坏，兄弟五人中，据说我在八字上可以读书，于是祖父与父亲都期望我将来中举人、点翰林，光大门楣，不预备叫我去学生意。他们读毕四书，就读些《幼学琼林》和尺牍书类，而我却非读《左传》、《诗经》、《礼记》等等不可。他们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因为我是要预备将来做读书人的。”
1900年，15岁的夏丏尊考取了秀才。5月“庚子拳变”后，清廷宣言变法，废科举，办学校，使当时的读书人大为恐慌（因为当时大多数的读书人都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但对夏丏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1901年他顺应着潮流，与他的朋友同到上海，由他在上海做事的大哥送他进中西书院（即东吴大学的前身）去求学，中西书院每半年要缴学费48元，而此时他的家境不佳，财政困难，所以他只读了一个学期，就无法继续学业。辍学后他便回到故乡，但仍继续不断地自己苦修英文、数学、中文各科。1902年（18岁）他得朋友的劝告，到绍兴府学堂（即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前身）去继续学业，因为这个学堂的学费、宿费均免收，每月只缴膳食费两元上下，而且如果月底成绩优异，还有几毛钱乃至一元的“膏火”（即奖学金），这样，在经济上他就没有问题。可是，他在这个学校也只读了半年又辍学了，因为他要回故乡去代他父亲在私塾的教席。他便一边教学，一边仍努力自修中英文。当时他的家人劝他永继父职，就长此教书下去。
但他总觉得于心不甘，恰好有一个亲戚从日本留学法政回来，说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学如何如何地便利。他想到日本留学的梦想已久了，听了亲戚的话，颇为心动。他的父母并不大反对，只是经费无着。乃遍访亲友勉强借贷了500元，冒险赴日。19岁，入东京宏文学院，1907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当时规定，入了官立专门学校，就有官费可领。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办，他入高工后将近一年，还领不到官费，家中为他已负债不少，结果又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谋职糊口。他的中学时代就如此结束了。那时他21岁。
虽然曾读了几个学校，夏丏尊却始终未曾在什么学校里得过毕业文凭，读大学更不用说了。而他后来在学术、语文、翻译多方面的成就，全靠他坚韧不拔的志向与勤劳为学的精神所致。
教学轶事
夏丏尊于1907年辍学回国后，受到现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聘，任日籍教师翻译助教始充任为国文教师。1912年对夏丏尊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注重“人格教育”，力主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经亨颐接任了校长之职，而又在这一年的秋天，经亨颐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从上海请来大名鼎鼎的李叔同来校执教。从此，夏丏尊与经亨颐、李叔同成了挚交，也为后来重聚白马湖结下前缘。
夏丏尊除任教师外，还兼任舍监。所谓“舍监”，是近乎现在的“训导主任”之类的职务，那时学校习惯把人员截然划分为教员与职员两种，教书的是教员，管事务的是职员，教员只管自己教书，管理学生被认为是职员的责任。饭厅闹翻了，或是寄宿舍里出了什么乱子了，做教员的即使看见了，照例可“顾而之他”，或袖手旁观，把责任委诸职员身上，而所谓职员者，又有在事务所的与在寄宿舍的之分，各不相关。舍监一职，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易为学生所轻视，狡黠的学生竟胆敢和舍监先生开玩笑，有时用粉笔在他的马褂上偷偷地画乌龟，或趁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结子上。夏丏尊认为真正要做教育事业须不怕打，或者竟须拼死。所以就职之初，就抱定了硬干的决心：非校长免职或自觉不能胜任时决不走，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
因为夏丏尊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迁就。在饭厅中，如有学生远远地发出“嘘嘘”的鼓动风潮的暗号，他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视发“嘘嘘”之声的是谁。饭厅风潮要发动了，他就对学生说“你们试闹吧！我不怕。看你们闹出什么来。”人丛中有人喊“打”了，他就大胆地回答说：“我不怕打，你来打吧！”学生无故请假外出，夏丏尊必死也不答应，宁愿与之争论至一两个小时才止。每晨起床铃一摇，他就到斋舍里去视察，如有睡着未起者，一一叫起。夜间在规定的自修时间内，如有人在喧扰，就去干涉制止，熄灯以后见有私点洋烛者，立刻赶进去把洋烛没收。“我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夏丏尊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迟，最初几天向教务处取了全体学生的相片来，一叠叠地摆在案上，像打扑克或认方块字似的一一翻动，以期认识学生的面貌、名字及其年龄、籍贯、学历等等。夏丏尊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夏丏尊常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学生之间却与他以各种各样的绰号。当时他的绰先后有“阎罗”、“鬼王”、“戆大”、“夏木瓜”（学生因看见夏丏尊头大而圆，故取此绰号）。
逆流而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屠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夏丏尊的友人、学生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惨遭杀戮。当时的中共上虞县委负责人叶天底就是被捕的一个。叶天底是夏丏尊浙江一师时的学生，1922年又曾以作油印工人为掩护，在春晖中学的师生中宣传革命道理，与夏丏尊朝夕相处，建立了莫逆之交。夏丏尊得知他被捕了，就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努力营救，但是营救最后仍没有成功。叶天底被害了，对此夏丏尊极为气愤。还有一位他在浙江一师的学生宣中华，也在那个的时候被杀害。夏丏尊怒不可遏，毅然辞去一切教职，回到白马湖畔的平屋，在堂前挂起“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致力于翻译和中国文学，教育方面的研究工作。直至1930年1月才又到上海主持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编辑工作。该杂志是中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发刊辞中编者阐明了它的宗旨是：“替中学生诸生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和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事实也正如此，其内容是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在思想性方面，提倡爱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也十分鲜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夏丏尊十分震惊，他在《中学生》第十期上发表《闻警》一文，呼吁“永远不要忘了这个日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十分关心国事，在同朋友谈及抗日问题的时候，他说：“试问中国近百年有过真正的对外战争吗？”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1932年“一·二八”之役发生了。日军退去后，夏丏尊到江湾立达学园去视察被破坏的实况，在满目凄怆的环境中徘徊了好几小时，归途时拾了一堆像山峦状般的钢铁块回家。这块钢铁片就是“一·二八”之役日军投下的炸弹的碎片。当他到学园时，但见校舍被毁了过半，瓦砾场上还横躺着几具未被收敛的死尸。这小小的一块炸弹裂片，当然也参与过残暴的工作，是惨痛的历史的证物。他把这块染有血腥的历史证物带回家以后，珍贵地摆在桌上，还在上面题了些文字，以为中华儿女之戒。后来他把这件事写成《钢铁假山》一文发表。
1933年，在《中学生》上连载了夏丏尊和叶圣陶合著的《文心》，以故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语文知识，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很受青年和一般知识阶层的欢迎。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夏丏尊被推选为主席，编辑新体小说集，并为之作序。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创办《新青年》、《日报》等报刊，亲自任社长，从事对青少年进行民主思想和知识教育工作，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夏丏尊所在的开明印刷厂被炮火摧毁，所编的期刊统统停刊，开明书店资金不足，连工资都付不足，夏丏尊为了生计问题再度跻身于学校。不久他到上海南屏女中兼任国文教员，工作了3年光景，但由于时局的进一步恶化，日本人妄想借他的名气，笼络人心，让他出来替他们办事，但他终不肯就范，最后辞去南屏女中教职，深居简出，继续搞些翻译工作。
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夏丏尊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分子”，12月15日，夏丏尊与章锡琛、方洁、姚季琅、赵景深夫人等同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他被指为反日分子，要他屈服，但他态度刚强不屈，在狱中，备受拷打，百般凌辱。十天后，夏丏尊因年事较高，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这次的无理拘囚，对他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夏丏尊个性本来就比较悲观，自此事件后，精神更加沮丧消沉。
据说他在南京时曾有自嘲诗句云：“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在白马湖的房门，也曾贴一副对联：“青山当户，白眼看人。”大门联云：“这般世界，如此江山。”又农场联云：“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又每见宋徽宗、李后主的文艺而叹曰：“最可惜的是才子做皇帝，最可悲的是圣贤不做皇帝。”其对世态感触之深由此可知。
1943年，57岁高龄的夏丏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捕去，审讯时，敌人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张抗日的宣言，据以问罪，迫其屈服，但他在威胁利诱面前，大义凛然，屹然不动，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堂堂正气。
夏丏尊一向不重视运动，整日忙于写文章、教书等等，所以在他三十五六岁以后，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来不得劲，只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感觉到疲劳。所以到了他50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六十多岁光景的人。《早老者》的忏悔一文，就是在感叹自己衰老得特别早的原因，除业务头绪的纷繁，长年睡眠的不足外，早年在学校时不重视体育，实在是主要的因素。虽明知强身的道理，可是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以致一任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不久，夏丏尊因肺病和肋膜炎的日益加重，于1946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是年11月，移灵到上虞白马湖畔——他的故居平屋后面的象山腰。
夏丏尊的一生，不但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生，而且是具有高远理想和积极参加民主斗争的一生。据他的好友朱自清回忆，他少年时就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过桃花源一样的生活。当然，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能是一种空想，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种不满现状，立志改革的宏图大愿，不肯屈服，跃跃欲试的战斗者姿态。夏丏尊为人正直刚强，从不屈从于恶势力，除了上面提到的1920年支持学生反对浙江教育局的学生运动和营救叶天底等未成而愤然辞职之外，在浙江两级师范时，一次校长夏震武要全体教师穿上礼服在礼堂上朝拜孔子牌位，鲁迅、许寿裳等坚决反对，以罢教表示抗议，这就是有名的“木瓜之役”。夏丏尊在这场斗争中，也是中坚力量。现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中陈列着参加“木瓜之役”的教工合照，其中有一位就是夏丏尊。
在立达学园任教期间，社会黑暗，政局不稳，青年学生感到没有出路，消极彷徨，有的青年甚至走上自杀轻生的道路，夏丏尊感到有必要出来说几句。他特地亲自作了讲演，明确指出“黑暗势力是会没落的，但在没落之前，它一定要挣扎，就如人死之前有一度‘回光返照’一样……”。
抗战胜利时，全国欢腾，夏丏尊心中的喜悦与欢呼，有过于革命党推翻满清时的兴奋。
朱自清称夏丏尊“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这是很对的。夏丏尊历时21年的教学实践和体现在他的作品、翻译著作中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