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土化”
张伯苓是现代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但他毫不崇洋媚外，一贯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发展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他把这种教育方针称做“土货化”，即“本土化”。在他看来，教育“土货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中国的条件和需要来规定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课程设置、训练方法等等，一是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来培养中国学生。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倡导“教育救国”，兴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张伯苓痛心外侮和国家积弱，很早就提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从此，开始艰难曲折的教育探索。张伯苓从19世纪末开始创办新式学校，20世纪初创办南开大学，先后经历了从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国，最终走上了从中国国情出发，将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相结合，寻求民族自强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教育“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内容。
在南开起步和最初发展阶段，张伯苓曾借鉴日本教育的经验，但在学习日本教育的过程中，他不仅对日本教育的优点有了深切的体会，而且逐渐体察到了其偏颇和弊端，认识到日本的教育制度“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进而，他提出了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之需”。这是张伯苓办学上的一个进步。1917年8月以后，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到美国各地深入考察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对教育的认识更加深化，使之有了对日本教育进一步反思的条件。通过比较日本教育与美国教育，他认为日本式教育“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而美国教育模式“发达学生之自创心”，南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该兼采美、日之优点和长处。
张伯苓“本土化”思想发展的动力还来自学校内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生对大学教育改革提出强烈要求，认为大学教育必须适合国情。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觉到，美国式的教育模式只注意狭义的机械式的人才培养，教师只知道往学生脑袋里填东西，“把有希望的青年训练成一种转贩知识的被动的工具”，要求“当局能多多根据本国的国情，定出一个比较为中国化的大学学制”。1924年，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发表《轮回教育》一文，批评当时南开教师教学存在的弊端，从而引发了师生之间以至学校内外的激烈讨论。张伯苓在经历这一事件后，开始进一步对西方教育模式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行反省，他认识到，当时中国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数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译本，最优者亦不过参合数洋文书而编辑之土造洋货。大学学术恒以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针对这种情况，张伯苓率先提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为此，张伯苓对南开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大力发展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商学、经济、工学、医学、矿学等应用型学科，并且陆续在教学内容、方法及教材等方面进行改革，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一律改为国语讲授，减少对美国原版课本的使用，组织各科教材的自行编辑，开设学生社会调查课，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
1928年，南开大学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了“土货化”方案，这标志着张伯苓“本土化”教育思想的形成。《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强调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同时，应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方案”指出：“南开研究之范围，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范围犹嫌太泛，故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南开大学将来之发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针与范围。举凡教材、设备、学制，皆以此为指归，经费充足，则循此以为尽量之发展，即经费拮据，亦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也。”
可见，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张伯苓的教育观发生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教育；他对欧美教育的优点、缺点，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提出了学习西方应持的正确态度；他认识到中国教育界的根本弊端是与国情不适应，制定教育宗旨，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他认定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盲目照搬欧美教育到对它进行清醒、客观的评价，从机械模仿到批判地吸收欧美教育界的成功经验，从热心教育改革到深刻认识中国教育的弊病，张伯苓最终找到了发展中国教育的正确道路。这一进步不仅是他学习欧美教育发生转折的标志，而且是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之必然趋势的体现。
张伯苓实施本土化教育时十分重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他明确提出“大学最重要者即良教师”，并努力争取获得那些有着国外教育经验的“海归”教师对教育改革的支持。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何廉、方显廷、陈序经，到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张克忠、张洪沅；从文科的凌冰、徐谟、蒋廷黻、黄钰生，到理科的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等等。这些教师虽然全部来自于海外名校，但并没有以“贩卖”西洋知识获取名利，相反的，却倾心教育，在南开走出了一条贴近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路，成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蒋廷黻后来回忆说，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由此可见，张伯苓对南开教育的重新定位，充分体现了他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办学精神，展现了他审时度势、善于决策的魄力，为南开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知中国，服务中国
张伯苓一再强调，南开“系因困难而产生”，办学的目的是“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因而，要特别注重研究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的问题，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实际能力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能力，并以此作为“南开重大的使命”。
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南开大学抱定的志愿是“知中国”、“服务中国”。所谓“知中国”，即认识中国、熟悉中国，包括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水平。“知中国”是“服务中国”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对中国深刻而透彻的认知，不可能很好地为中国服务。“服务中国”，即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归根到底，中国问题的解决要靠科学，靠人才，即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熟知中国问题、愿为中国独立富强而终生奋斗的人才。《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从解决中国问题的高度，提出了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张伯苓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他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