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必须有一颗明白人之心，才能做好自己的生意。有些商人总是十分贪利，但是最终结果是失去更多的利润。李嘉诚把利润回报给大家，大行善举，这与他求淡求退的良好心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大商人的胸怀！
善行义举体现人格和品德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优秀的人格和品德是衡量商人大小的一个标准。每个善于经商的都知道品牌的威力，因此非常善于强化自己的品牌力量。李嘉诚一生慷慨捐献无数，这些善行义举无疑体现了李嘉诚祟高的人格和品德，同时也为他和他的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企业品牌效应，为他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因为，谁不想与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结成商业伙伴，谁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做生意呢？
当然，如果有人以为李嘉诚的善行义举仅仅是为了商业目的，谁就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公正地说，在这方面，李嘉诚既非毫无商业目的的捐献者，也不是那种一切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投资家”，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让我们从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这件事说起。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8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那时的李嘉诚，已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正处于迈上香港巨富“三级跳”的助跑阶段。除了有关官员，北京没有谁知道李嘉诚，就连香港商界泰斗包玉刚，当时也鲜为人知。
这样也好，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光游览。不像现在，只要李嘉诚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会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时值10年动乱结束不久，李嘉诚对往昔的传闻记忆犹新。他告诫自己，到了北京，千万得谨慎小心，不可对政治妄加议论。他特地为自己赶制了一件中山装，他不想穿得太显眼。
李嘉诚急需了解祖国内地，内地也需要了解这些在海外建功立业的游子。
观礼团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用说了。
以往，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缓解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在香港，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他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
“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至今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作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已泪水潸然。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道：
“乡中或有任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
“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
“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
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1983年元宵节，家乡政府有多项包括潮安、潮州医院在内的工程落成与开幕剪彩仪式，李嘉诚不愿参加剪彩活动。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开幕前的一分钟赶到医院剪彩。
李嘉诚的善行远远超出了他的潮州老家。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出1992年至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
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
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即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四大公司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同时倡议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热潮。
数日后，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李嘉诚又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予汕头市政府。
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1.2亿港元。
在香港，李嘉诚也堪称一个大慈善家。
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
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
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了3间老人院。
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华东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80年代至今，对香港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几十家机构捐善款逾1亿港元。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博士称号。
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丽莎白颁授CBE勋爵及勋章奖章。
不只为利润，而为大家做事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商人不能只为利润。应当考虑自己的名誉的价值。李嘉诚认为。投资者有两种：一种为利润。一种为名誉。前者是经商法则。后者是修身法则。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对李嘉诚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因为他要大家做事。
李嘉诚出身书香世家，父辈多是教师，他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曾立下了长大后做一个教师的志愿。即使走上经商的道路以后，仍希望赚到一些钱后，改行做学问或当教师。另一方面，他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重要性，深知自己从小没能多读一点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感到遗憾，因此希望捐资办学，在国家的教育事业上有所贡献。
汕头大学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省属综合性大学，也是继陈嘉庚独资创建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巨资兴办的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潮安、澄海、揭阳和汕头市区交界处，背靠峰峦迭嶂，前眺茫茫平原，校园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又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学校附近还有名胜龙泉岩，在巍峨屹立的巨石之下，有一可容纳数十人的天然石洞，岩边还有一股格外清纯的泉水，终年潺流不绝。岩前尚存古迹“翁公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蓬州人翁万达及第前用心读书的处所。整个校院看上去雄伟壮观，幽静典雅。
无论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满，人类都要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达1000万的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这里的乡亲们深感遗憾。
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痒、林子肩等人，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海外有识之士陈嘉庚先生在毗邻粤东的厦门独立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后，对粤东地区筹建大学一事也非常关心。他在《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应、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一千万，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
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地需要一所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
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
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仿佛眼前已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
李嘉诚在《我对汕头的希望》一文中，敞开了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爱国报国的诚挚情怀：
“教育的重要，是国家的兴亡，社会繁荣的关键。甚至一个机构，一个家庭，其成员教育程度的高低都对其发展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若人才鼎盛，善于开源节流，则自可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从历史上看，资源贫乏之国不一定衰弱，可为明证。
“基于这一信念，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选拔人才、培育人才和重用人才，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选才、养才之功有赖教育。教育事业跟不上，国家就会造成人才缺乏。因此，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快慢，是和教育事业的成败进退有着直接的关联，教育的成败，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汉唐能奖励文教，而成一代盛世，历史是一面镜子，所以，我再三呼吁国家的领导人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希望我个人的微薄力量也能为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我认为今日祖国的状况，要使民族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但要使科技水平提高，则首先要有良好的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有用人才，担负国家重任。否则，空谈理想，高呼口号，最终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产生了在汕头创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的动机。正在这时候，吴南生先生、庄世平先生和我商议筹办汕大的计划，他们的祟论宏识，和我的初衷不谋而合。中国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迅速办学培养人才。况且，只要能初具规模，以后便可激发更多海外的爱国硕彦付诸行动，参怀开办的责任，从此便锲而不舍地为筹办汕大勉尽全力。若能因此而加速祖国四化的步伐，也可作为我为祖国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铿锵有力的话语，正道出李嘉诚对祖国早日实现繁荣富强的殷切期盼，也显示出了他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上的敏锐目光和独到见解：教育，只有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教育，我们的祖国才能迅速走向强大。
李嘉诚仔细考虑了汕大创办的重要意义，考虑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信守诺言的处世准则之后，认为办汕头大学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
“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创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意义也就在于此罢。”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
1986年6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嘉诚时，专门对其表示感谢。
邓小平说：“你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贡献，我是理解的，中国人民是理解的，我代表全国人民表示感谢。”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办汕头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发展教育事业对促进祖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愿为此而努力。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希望这所学校对外更加开放一点。”
邓小平对李嘉诚的想法深表赞同，并承诺要给予大力支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我们今后要全力以赴，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
李嘉诚清楚，对于办汕头大学这样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领导的支持，是很难办成的，就算是办成了，也无法办好。因此，李嘉诚曾上书邓小平，特别针对师资力量与教育实验设备跟不上专业发展的需要问题，希望邓小平“九鼎一言”，指示国家教委协助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一、给予大学更大开放，招揽国际良好之师资，并尽快调派国内优秀人才南下；
二、给予大学更大权限，在汕大成立研究院，派遣研究生出国，早日学成归来，为汕大服务，使汕大学术水平能达至国际水准；
三、给予大学更大方便，使国内外有心为汕大贡献一份力量之人士，能为汕头培养科技人才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