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的智慧。
据野史记载，乾隆皇帝与大臣刘罗锅有过这样一次对话。一天，乾隆皇帝闲来无事，又想出题难难刘罗锅，便问他：“京师九门每天出去多少人？进来多少人？”
刘罗锅稍加思索，然后伸出两个指头答道：“俩人儿”。“怎么只俩人儿？”
刘罗锅说：“万岁，我说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种人：一是男人，一是女人，这不是俩人儿吗？”
乾隆笑笑，又发一问：“你说咱一年生、死各多少人？”刘罗锅答：“回奏万岁，全大清国，一年生一人，死十二人。”
“照此下去，岂不是没人了吗？”
刘罗锅说：“我是按生肖来说的。”
比方说，今年是马年，无论生一千、一万、十万、百万，都属“马”，故此说，一年只生一个。
而一年当中，什么生肖的人都有死的，不管死多少，总离不开十二生肖，所以我说一年死十二个。
这里，刘罗锅的“转化”主要着眼于语义解释范围的缩小。
化繁为简，还体现在将内涵本来较为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明了或具体生动的答案。这种繁简的转换，同样体现了语言的玄奥和魅力。
一次，在一堂政治课上，政治老师围绕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问题，向学生讲了一大堆深入浅出的道理，学生的反应非常热烈。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一位学生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尚未彻底理解的问题：“老师，请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老师愣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讲课时已经涉及，并有所阐述，现在再复述一遍，既嫌口罗唆，时间也不允许。老师经过短暂思考后，这样回答：“简单地说吧！假定桌子上有一只酒瓶，里面装了一半的酒，看见这瓶酒的人如果高喊起来：‘太好了！还有一半。’这就是乐观主义者，而如果有人对着这瓶酒叹息：‘糟糕！只剩下一半了。’那就是悲观主义者。”
面对老师的妙语，学生们哈哈大笑，那发问者也颇有所悟地连连点头。
这里，学生问得复杂抽象，教师则答的具体生动。在“繁”与“简”的对比中，学生们收获不小，而我们，又何尝不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呢？
遇到某些话题如果不想正面回答，聪明人总会设法转移焦点，运用一种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语言方式，摆脱困境，另觅良机。
前些年，日本著名电影演员中野良子到上海进行艺术活动时，中国朋友十分关心这位35岁还未结婚的电影艺术家。有人问她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中野良子笑容满面，十分友好而机智地说：“如果我结婚，就到中国来度蜜月。”她的回答既爽朗又巧妙，把“何时结婚”的问题变成了“在何地度蜜月”的问题，避开了她不想公开正面回答的问题，使人们不好再追问下去，同时又非常强烈地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让人们无不为她的口才和风度而叹服。移花接木重在“移接”，而不是重在“转变”。这里的“移接”，是指将原话题“嫁接”在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话题之上，两个话题细究起来虽有不同但关系非常密切，乍一听仍有以假乱真的感觉。
有位美国客人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之后，在附近一家个体户饭店吃饭。老板娘一手正宗湘菜，使美国客人吃得十分满意。
付款的时候，客人突然发问：“如果毛泽东主席还在，会允许你开店吗？”
这话甚难回答：说允许，显然不合实际，说不允许，又有贬低否定之意；如果沉默不回答，也会影响交际气氛。但见老板娘略加思索后，从容答到：“如果没有毛主席，我早就饿死了，哪里还能开店呢？”
多么敏捷的回答，多么巧妙的“移花接木”啊！
语言的世界就是如此奇妙。它既以其所指表现语言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又以其暗示语言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移花接木”就是模糊世界里孕育出的语言智慧之花。
上述美国客人的问话，其实含着一个隐性的判断：毛泽东不允许你开店，因而毛泽东是应该否定的。
老板娘听出了客人的弦外之音，便充分利用语言的模糊意义，巧妙地转移话题，用毛泽东缔造新中国的功绩以及对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响，来回答客人旨在否定毛泽东的问题，既不轻慢客人，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老板娘通过运用“移花接木”法，将本有可能出现尴尬的语言交锋，点化成为表现智慧和自信的语言舞台，真可谓“移花接木佳果出，别有洞天美景来”。
英国前首相威尔逊在竞选时，某次刚把演说进行到一半，突然有个故意捣蛋者高声打断他：“狗屎、垃圾！”把他的话贬得一文不值。
威尔逊面对狂呼者的捣乱，报以微微一笑，然后平静地说：“这位先生，我马上就要谈到您提到的脏乱问题了。”捣乱者被他弄得哑口无言。
将两个辱骂人的词语———“狗屎”、“垃圾”，顺势移置成一个严肃的演说话题，既掩饰了自己的窘境，又消解了对手的攻击。
为此，我们实在应该为“移花接木术”击节称赏！
无中生有、答非所问
“无中生有”在现代的语义解释中，往往是指凭空捏造、栽赃陷害，含有贬义。而在某些特殊的言语交锋中，巧妙地把没有的说成有，凭空弄出一段妙言，却是说话高手的拿手好戏。
作为雄辩方法之一，无中生有的含义与一般概念大不相同。
清朝乾隆年间，四川才子李调元任广东学政。
一日，文人墨客们邀李调元郊游。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有山有水，风景优美，但小路突然中断，前头悬崖如削，只有溪水仍从路旁崖下潺潺流着，崖上刻有“半边山”三个字，崖下路旁立一石碑，碑上刻字一行：“半边山，半段路，半溪流水半溪涸。”
同行者笑着对李调元解释道：“这是宋时苏东坡和佛印、黄山谷三人同游此地时佛印为考东坡，出了这上联，东坡对不上，只好请黄山谷写出此联，刻碑于此，以示自抑，兼求下对。学政才思敏捷，能否代贵同乡苏学士洗刷耻辱？”李调元当然明白，那人欲借此挫挫他的锐气看他笑话。于是不慌不忙地笑着说：“这对联苏学士早已对好了，何须再对？”
众人惶惑不解。
李继续说：“其实，苏学士请黄山谷写字刻碑于此，正是为了联对，不过是以事以景来对句罢了，此谓之意对，只是后人看不出、领会不了。这很明显，苏学士据此显示的下联是：‘一块碑，一行字，一句成联一句虚。’”
众人听了，觉得无可挑剔，只好连声称叹。
其实，苏东坡当时并未能对出下联，人们想借此加辱于李，但是才思敏捷的李调元却灵机一动，从这对句为零的虚无中引申出所谓意对，无中生有，妙趣天成，既维护了同乡苏学士的信誉，又表现了自己过人的论辩才能。
日常生活中，同样可以运用无中生有术，制造出“美丽的谎言”，来使某些事情朝着积极、有益的方向发展。这时候的“无中生有”，既是一种语言的智慧，同时，也是一种语言的道义。
有一位想以体能成绩测试入学的高三女生，在体能测试中，十分意外地失手了，只拿到勉强及格的分数。
回家后，女孩仍然懊丧不已，情绪低落，并几次对母亲说：“首战失利，这不是好兆头，只怕笔试也难如人意。”然而母亲却对她讲：“你这是什么话？怎么对自己没有信心？隔壁的大哥哥不是曾说过，你若考不上大学，还有谁能考得上呢？”
听了这话，女孩眼前宛如出现了一道霞光，她的心里顿时明亮起来，斗志在胸中重新升起。
她想：“在我的周围居然还有人对我抱着这么大的期望，我怎么可以自暴自弃呢？”
不用说，正是颇有心机的母亲“无中生有”的道出了隔壁大哥哥的话，才使女孩从挫折中振作起来。当这种善良的假话事实上带来积极美好的结果时，我们对“无中生有”能不刮目相看吗？
在某些特定情势中，既不能用尖锐的语言反唇相讥，也不能用保持沉默来消极回应，怎么办？说话高手教给我们这样一种方法：以某种非逻辑的却又是巧妙的方式做出回答。在许多交际场合或人际关系中，人们往往会碰到一些难以回答或是具有挑衅性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一位西方记者在采访中国总理周恩来时，谈及金融状况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到底有多少人民币？”
这个问题涉及国家机密，周恩来没有马上回答。他略加思索后便微笑着说：“十八元八角八分。中国人民币信誉可靠，币值稳定。”
对方听了不禁一时发呆。
在记者还未反应过来时，周恩来接着解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十元、五元、两元、壹元；五角、两角、壹角；五分、两分、壹分。这十种人民币加起来正好十八元八角八分。”
记者听后大为叹服。
周恩来的回答甚至是答非所问，将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数量的问题转换成中国人民币面值的问题，对对方的为难作了巧妙的闪避。
其实，像许许多多利弊共存的事物一样，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
可褒可贬，也毁也誉，狡者用之诡辩，智者用之妙论，就看其动机与目的如何，善者谓之答非所问，恶者谓之偷换概念。究其意，它们均应算作人类的语言智慧，因为在其腾挪闪避中体现了相辅相成、以变救穷的深刻哲理。
美国人威尔逊任新泽西州州长时，某次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话，说新泽西州的一位议员，即他的一位好朋友刚刚去世。威尔逊深感震惊和悲痛，立即取消了当天的一切约会。几分钟后，他接到了新泽西州的一位政客的电话。
“州长，”那人结结巴巴地说：“我，希望我能代替那位议员的位置。”
“好吧，”威尔逊对那人迫不及待的态度感到恶心，他慢吞吞地回答说：“如果殡仪馆同意的话，我没意见。”面对急切希望登上议员位置的政客，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威尔逊故意采用误解的办法，暗中转换了对方话题中希望得到的“位置”的概念。
对方原来觊觎的是议员的席位，而威尔逊特地将其置换为已去世的议员在殡仪馆所躺的位置，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明确表达了对该政客的反感和讽刺。
面对这样一种高明的反击，我们能不赞赏威尔逊的机敏吗？
不过，别以为只有名人或大人物才会使用这种高超的语言技巧，在日常生活中，平凡百姓也随处显示出自己的语言天分。
请看这一则对话：
孩子：“妈妈，我是你生下的吗？”
妈妈：“是呀。”
孩子：“你怎么生的？”
妈妈：“在医院生的。”
孩子：“人是怎么来的。”
妈妈：“看猴子吧！孩子，猿猴是人类的祖先。”
非常明显，这个孩子的问题主要用意是在打听生育分娩的的具体过程，而这种问题是不便向小孩详细解说的，但孩子的好奇心又不能不鼓励，因此做妈妈的不得不答非所问，倒也别有情趣。
进退维谷、自相矛盾
中国有个成语叫“进退维谷”，比喻进与退都陷于困难的境地。如果在论辩中能巧妙地迫使对方陷入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狼狈境地，我们就会胜券在握了。
古希腊有一位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叫伊比鸠鲁。
一天，他对几个相信神的人雄辩地证明神的不存在。他说：“听你们说，世界上有神的存在，对吗？”
那几个信神的人点头如捣蒜地说：“是的，是的。”伊比鸠鲁说：“那么，神只能有这么三种可能性：神或是愿意但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既有能力而且又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哲学家先不下结论，而提出了关于神的存在的三种可能性，使对方首先承认其中的某一论题，进而一一推论。
“如果神愿意而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它就不算是万能的。而这种无能，是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这就证明了它是恶的，这又和神的善的本性相矛盾。
如果神愿意而且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世间还有如此多的丑恶呢？”
至此，“神根本不存在”这一结论使那几个有神论者，纵使有千万张嘴也难以否认了。
由此可见，“进退维谷术”是一种神奇的论辩方法，它通过设置各种语言陷阱，使论敌不管作何种选择都感到为难，从而无法逃遁，最终只能俯首称臣。
中国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的是从前有个县官非常可恶，凡是来打官司的如果不给钱，就会被他打得死去活来。
当地有个艺人针对这县官编了一出戏，叫《没钱就要命》，来嘲讽、揭露这个狗官。
演出那天，县官也去看戏，一看演的是他，当时就火了，没等戏演完，就回到县衙，命令衙役把这个艺人传来审问。那个艺人听说县官传他，就穿上唱戏用的龙袍，大摇大摆地跟着去了。
县官一见艺人带到，便把惊堂木一拍，喝道：“大胆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艺人指了指身上的龙袍说：“我是皇帝，怎能给你下跪？”“荒唐！”县官愈加恼怒：“你这戏子，难道不知演戏实为假扮？”
“既然你知道演戏是假的，为何还要把我传来审问？”县官顿时膛目结舌。
这里，艺人在与县官的舌战中使用的也是“进退维谷术”。他列举了“演戏是真的”与“演戏是假的”两种情况，是真的则不能下跪，是假的则不能审问他。
几句话，就把县官逼到死胡同，县官只好看着艺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县衙而束手无策。
什么是自相矛盾法？自相矛盾法就是通过言行不一、言语的前后矛盾和行为的相互抵触，造成彼此对言行不同认识的交叉。
在生活中，我国自古就有许多精彩的自相矛盾幽默，有个笑话说：
一人被妻殴打，无奈钻人床下。
其妻喝令：“出来！”
其人题：“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这种自相矛盾幽默，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胆小如鼠。最为精采的是以大丈夫的坚决性做出怕老婆的勾当。
一对新婚夫妇争吵，妻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妻子说：“我要跟你吹了。我要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去母亲那里。”
“很好，亲爱的，车费在这里。”丈夫说。
她接过钱数起来，突然说：“我回来的路费怎么办？”既然是宣告要吹，不言而喻的就是不再回来了，可是又问回来的路费怎么办，说明还想回来，真是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对于表达理性的决定来说是失败的，对于表达夫妻间的微妙的情感却是十分成功的。
自相矛盾法就其功能来分，有两类。一是讽喻他人，二是自我暴露。
自我暴露往往有故作蠢言自我调侃的特点，纯属调笑，用处在于融洽人际关系，所以人们在社交场合喜欢加以应用。一位朋友起身要回家去，而外面正下雨，他向主人说：“下雨了，请你把雨衣借我用一用，好吗？”
主人说：“可以的，不过你要留心点，千万别把我的新雨衣淋湿了。”
明明下雨，把雨衣借给朋友，却又不让打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种幽默是戏谑性的，之所以幽默，是因为所说的条件不可能办到。
在社交场合有这样一种规律，越是生疏的人，越是彬彬有礼；而越是关系密切，越是可以开玩笑。由于是自相矛盾的，玄虚的，因而无攻击性，反而显得风趣可笑。
自相矛盾法，除了自我暴露一类以外，也有带攻击型的。其特点是把矛盾的不相容性以夸张的形式突显出来，以显示其荒谬性，来批评或攻击某种对象。
有个法官断案的故事，说的正是一个聪明的法官以自相矛盾法查明了事实的真相。
有一次，两个争讼者来见法官，一个说另一个欠他许多黄金，另一个硬不承认，坚持说：“我是第一次见他，从来没有同他共过事。”
“你要他还的黄金，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借给他的？”法官问原告。
“在离城三里远的一棵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