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的新闻政策
1.设立五大特级检查处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发布了《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规定：“凡在各省市印行之日报、晚报、小报、通讯社稿及其增刊特刊号外等，于发行前，均须将全部稿件，无论社评专论、专电通讯、特讯、特写、专访、信件及其他一切俯瞰文字，并广告等，一律送由各新闻检查所检查”，对外国新闻机构在华发出的稿件也要检查。①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主张言论自由，并着手在国统区发展自己的新闻事业，经多次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终于在1937年10月，获准在南京筹办报纸。《新华日报》自1938年11月在武汉创刊伊始，就遭到骚扰破坏，直到1947年2月被封。这9年中，《新华日报》不断面临着新闻检查、新闻来源被封锁、发行工作被破坏等问题。②
随着抗战的进行，政府对新闻界的新闻检查日益加强。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将全国新闻检查权统一，成立“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任。该局成立后，在全国设五大特级检查处，分别为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西安。重庆首先升为特级检查处，以加强管制。重庆为战时行都，文化人集中，报纸较多，更重要的是《新华日报》在重庆已经出版发行，销数颇大。据说蒋介石每早看三份报，首为《新华日报》，次为《大公报》，最后是《中央日报》。成都因当时地方势力很浓厚，如杨森、刘湘、刘文辉和邓锡侯等残余势力，对逃难来的中央怀有二心者大有人在，“荒谬、复杂、离奇的消息和言论到处俱有”。此地文化人荟萃，报业亦多，因此也设立特级处。
抗战中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一些著名文化人以及像《大公报》那样的大报多迁到桂林，许多进步刊物也纷纷创刊或移此出版，故新闻检查方面也不得不将桂林列为特级处。昆明则是抗战中的后方重要基地之一，原京津著名大学多迁入此地区，西南联大即为其中之一。这里既有著名文人学者，也有大批进步人士，同样受到重视，升为特级检查处。①
2.控制与发展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抗战初期的新闻事业中心，国民党在武汉的新闻事业中，影响较大的是《扫荡报》和《武汉日报》，②共产党迅速在武汉创办起自己的机关刊物《群众》和《新华日报》。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时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新闻中心也随之转移。共产党在国统区新闻言论的空间，也随着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939年《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都直接冲击着共产党在国统区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
重庆新闻检查处的工作大部分就放在《新华日报》上。1940年左右，日本诱降的气氛很浓，全国进步媒体都撰文论及此事。《新华日报》曾多次借古诗为题，以短诗形式表示愤慨，如短诗《咏秦桧》，但送检时，也是一律免予刊登。③“皖南事变”时，《新华日报》被封锁、镇压，发行量曾一度降到每天只有几百份。但在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依靠“打不散、吓不倒、拉不去”的报丁、报童队伍，《新华日报》获得了广大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读者群的支持，④日发行量逐步上升，由开始的1万份增加到后来的5万份。⑤
这些新闻检查处在各地的作用并不相同。以成都的新闻检查而言，据当时负责检查者回忆说，在国事危急、舆论纷杂的情况下，对成都文坛和报纸上的作品，都以新闻检查的标准去处理取舍是根本办不到的。往往形式上送检，实际上仍按其原意语句排版发行。国家主义派头头李璜主办的《中国青年日报》，内容大半采自中央社消息，但每天都有社论表达自己的立场，虽履行送检手续，但绝无一次遵行删改，就连当时在成都的张群等，也对此束手无策。①
二、报界态度的变化
1.接受与质疑
战争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新闻检查政策非常必要。因此，尽管新闻检查给新闻界带来诸多束缚，新闻界基本还是采取配合态度。但由于和平时期新闻界和政府并未建立起良好的联络机制，突然进入战时状态后，双方均需要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不得不面对新的关系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抗战初期，新闻界与政府缺乏有效沟通，以致双方关系在新闻检查执行过程中一度紧张，后虽有所缓和，但效果不佳。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应加强政府新闻检察机关与新闻界间的联络，由新检机关经常召开有关专题座谈会，在宣传政府方针、指导新闻界的同时，听取新闻界对新闻检查工作的意见和困难之处，使新闻界能彻底明了新闻检查的原则，并主动拥护等。此外，还要求新闻检察机关应使作者和编者明白检扣的理由，并给予被扣检者一种检扣批释的文件，使其不再编送类似稿件，以减少由于检查稿件而引起不必要的摩擦，且能引导编者走上自行检查的道路。②
新闻界人士也多次呼吁，检察机关灵活使用新闻检查法规时，在“不违背国策、不泄露机密、不妨碍邦交、不影响治安”的几个大原则下，不应过宽或过严；同时，除对于因原文辞句除内容欠缺须加以删扣的地方外，检查者不宜任意删改。他们提出，新闻检查是政府法令的一种，新闻界始终遵守，但希望检查技术做到完善无缺，使新闻界毫无不便之感，而新闻检查也能有效，完成宣传战的一部分任务。③
在政府的新闻检查受到新闻界质疑之时，有人提出民主政治下新闻政策的要义应当是：在不妨碍国家最高利益的原则之下，能让国民知道的，就应该让国民知道，这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天职，其他违反这个原则的一切遁词只是邪说；新闻行政机关要根据这个原则决定宣传政策，报馆与通讯社要根据这个原则决定宣传与自行检查的标准，如若违反则就各自辜负了国民的托付。①
2.强烈要求废止
抗战期间，新闻检查实际成为政府严格控制舆论的手段，曾多次引起新闻界的不满，除了像《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大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外，大部分报纸“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给当时的老百姓造成“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时人称这样“圆谎八年”造成的结果是“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②
《新华日报》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在各报中较为突出。1941年6月，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在一次报告中写道，“《新华日报》在6个月中就违检154次”。抗战快要胜利时，《新华日报》更不理会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将一些稿件径直刊出。③
1945年5月，著名学者、教授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余人，提出“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并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
8月31日，重庆八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联合起来稿件不再送审。《新华日报》趁“9·1”记者节发表题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评论文章。9月初，成都新民报晚刊、川康通讯社等16个新闻单位，致函重庆《东方杂志》、《国讯》等八大杂志，响应取消审查原稿的倡议，决定自即日起，有关言论和报道之类，不再送于任何检察机关检查，并呼吁全国要求言论自由的报纸、通讯社和杂志团结起来，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压迫一切言论自由的法令和制度的死亡。
此后，新闻界要求裁撤战时新闻检查局、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呼声日高。1945年9月17日，成都共有17家新闻文化团体举行联谊座谈会，并发表宣言，提出取消一切出版法发行的特许制度，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一个联合“反检、反审”的“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宣告成立。1945年9月20日，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贺国光、副局长李中襄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自该年10月1日起，撤销战时新闻检查局，同时废除新闻检查制度，但以战后地区为政策限定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