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墨，不可不说徽墨。徽墨的生产始于南唐，创制人是奚超、奚廷父子。唐中叶至唐末，由于藩镇之乱，连年征战，大量的人口和经济重心南移，奚氏一家由河北易水（今易县）南迁，为黄山白岳之奇和练溪、新安之妙所吸引，遂定居歙州。奚氏父子本是制墨能工，此时得皖南的古松为原料，又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技术，终于创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经久不褪、香味浓郁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酷爱书法绘画，召奚廷担任墨务官，并赐给“国姓”的奖励。于是，奚氏全家一变而为李氏。李廷成为古今墨家的宗师。至宋宣和年间，就出现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局面。
宋时，随着制墨业的繁荣，形成了“徽人家传户习”以及“新安人例工制墨”的盛况。黟县的张遇、黄山的沈桂、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吴滋等等，都是10到11世纪制墨业的著名人物。张遇是油烟墨的创始人，以制“供御墨”闻名于世，其“龙香剂”为历代收藏家青睐的瑰宝；沈桂以古松煤用脂、漆滓烧之，得烟极黑，名为漆烟，人称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吴滋所造之墨的妙处在于“滓不留砚”，曾得宋孝宗犒赏缗线2万的奖励。风靡一时的制墨高手潘谷，被世人誉为“墨仙”。他制的“松丸”“狻猊”等墨品，具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的优点，被称为“墨中神品”，他晚年不幸落水溺死后，苏东坡写下“一如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诗句悼念他。
宋善和三年（1121年）歙州更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徽墨”之名逐渐形成，相沿至今。
到明代，经受了元朝贵族严重摧残的制墨业重新复苏，制墨工人激增，文人兼制墨成为一时的风气。特别是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引起了制墨业的剧烈竞争，并随着徽州商业的繁荣，使徽墨传遍全国，乃至海外。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厂竟达120多家。嘉靖年间的方正、邵格之、罗小华以及万历中期的程君房、方于鲁、汪春元、叶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各树一帜的代表人物。这时期的制墨特点是“桐油烟”“漆烟”被广泛采用，并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几种贵重原料，不仅质量精良，而且墨谱的图式、墨模的雕刻也各尽其美，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如程君房制的“玄元灵气”墨，董其昌赞赏说：“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与程君房同时驰名墨坛的当推方于各。方氏精制了一种“九玄三极墨”，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佳品，声誉已经“传九士，达两都，列东壁，陈西方”。在此期间，富有装饰性的成套丛墨——集锦里，也开始出现，就连装墨的漆盒也非常精致。
到了清初，制墨倾向于实用美观，集锦墨和另锭墨进一步盛行。歙县的曹素功、绩溪的汪近圣、歙县的任节庵以及稍后崛起的胡开文，被称为清代四大造墨名家。相传康熙皇帝南巡时，曹素功献墨，颇得赏识，遂赐“紫玉光”三字，于是名声大震。汪近圣以制集锦墨著称，“其雕镂之工，装式之巧，无不备美”，他的儿子汪惟高曾应召入清内府教习制墨。咸丰年间，鸦片战争之后，整个制墨业陷入赖账不振的境地，胡开文的墨店却由于徒弟众多，分布大江南北，故其墨行销国内外，独树一时之秀。胡氏的“地球墨”，于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南京南洋劝业会优等奖状。时至今天，虽经年淹代迁，人们仍能看到胡氏早期的“织耕图墨”“四阁藏书墨”以及“苍佩宝墨”等珍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徽墨业已处于“风前残烛，瓦上晨霜”的衰微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支持各地墨厂墨店的恢复和发展。后来，分别在屯溪、歙县成立了徽州墨厂和歙县徽墨厂；绩溪县成立了徽墨生产合作社；泾县文化用品厂稍后也恢复生产，久负盛名的徽墨获得新生。
（第六节）王羲之以学墨当饭
王羲之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湮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第七节）墨的主要种类
墨色浓淡的变化，可表现书法的韵味，正因为如此，书法之美才多姿多彩。墨如绘画之颜色，作用很大，按照原料可分为松烟墨、桐烟墨、漆烟墨等。
石墨——石墨是自然之物，是一种“悉如墨”的山石。上古无松烟墨，要写书法唯有使用石墨，以石墨做书之证亦有不少。但石墨做书自魏晋以后就很少，石墨用于做书，是在魏晋之前，后则为松烟所取代，书法于是转入另一新境。
松烟墨——松烟墨至魏晋之后取代石墨的地位。松烟墨起源很早，至汉代已有名贵松烟。历代制墨名家中，享名最盛者为南唐李廷珪，相传其质地之坚硬，不亚于石墨，且“其墨能削木，误坠沟中，数月不坏”。后世之制墨名家还有北宋的潘谷、元朝的吴国良、明朝的程君房、方于鲁，及清朝的曹素功、胡开文等，都堪称巨擘。
按照制墨对象不同则可划分为：
一、普通墨：一般人用来书写的墨，形式简朴，墨品名称与墨家字号直接用金蓝色书写。
二、贡墨：古代封疆大吏请墨家制造进呈皇帝或按旧制征贡的墨，都署有进呈者的名款，有的也署墨家的名款。大多为墨中珍品。
三、御墨：皇帝用墨。唐以后设墨务官，专制御墨。清代御用墨分两类：内务府墨作所制和徽州墨家所制；前者外流很少，但价值不高。
四、自制墨：按照制墨者意愿制造的墨。始自三国的韦诞。《歙县志》将明清自制墨分为“文人自怡”型和“精鉴好事”型两类，都属上品。
五、珍玩墨：不为使用而为欣赏珍玩制作的墨，形状大多小巧玲珑，大小盈寸，烟料、做工都属上乘，艺术性极高，是墨中珍品。
六、礼品墨：作为礼物馈赠的墨。有寿礼墨、婚礼墨和赠送学生墨三种。多注重外表形式，一般装潢精美，但烟料稍差。
七、药墨：当作药物治病的墨，一般是松烟墨，有些署墨家名款，有些直接署药店名款。
（第八节）如何选择墨
质要细——选墨首重质地细致，所谓制煤时所得煤灰粗细适中，无白灰夹杂其间，胶亦可均匀，两者完全融合，故质地精纯，磨墨时自然无声。这一点只须磨墨自然知晓，用看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明白。
胶要轻——指含胶不宜过重，过重则黏性多而滞笔，过轻则有质地而无光彩。“凡煤一斤，古法用胶二斤。”此即为煤、胶的“黄金比”，所谓“对胶”。胶过轻或太重皆不好，但选择的方法，须待书写后才能知道，如果墨虽浓而不黏稠，又容易施笔，就是好的了。还另一种以轻重判别的方法，胶多则轻，胶含量适中的话就没有畸轻畸重的感觉。
质要坚——指墨之质地坚硬，浸水不易化，李廷珪墨的“能削木”就是如此。如果在制墨过程中胶与煤的比例适当，捣的次数也足以使之充分融合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质地自然细而坚硬了。
墨色要黑而亮——墨的黑是因为煤，过多就会黑而无光；亮则因为胶，过多则光而不黑，制墨之难，难在煤与胶的调配，所谓“对胶法”，两者各半，则乌黑有光泽。至于黑不黑亮不亮，就像看人头发发质好不好一样，只有用眼睛去看。
墨味要香而轻——墨以有恶臭的煤、易腐的动物胶为主要原料，所以需要加点香料，如龙麝等，一来可以散发宜人清香，二来可以防腐，但是含量也需适中，太多会降低煤与胶的成分，太少又不能达到功效。
（第九节）如何使用墨
用清水逐渐加入——研墨需加清水，若水中混有杂质，则磨出来的墨就不纯了。至于加水，最先不宜过多，以免将墨浸软，或墨汁四溅，以逐渐加入为宜。
墨要正——柳公权有所谓的“笔正”，磨墨也是如此，心正墨亦正，墨若不正偏斜，既不雅观，磨出的墨也不均匀。
用力要匀而急缓适中——磨墨时用力过轻过重、太急太缓，墨汁必定粗而不匀。用力过轻，速度太缓，浪费时间且墨浮；用力过重，速度过急，则墨粗而生沫，色亦无光。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指按推用力”，轻重有节，切莫太急。
浓度要适中——有一条经验是，即使是书法家的淡笔，也是用浓墨写的，差别是在蘸墨的多寡，而不是墨的浓淡。如果墨汁含水过多，笔一下到纸上便迅速扩散，容易形成一团团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墨团，还怎么有笔画可言呢？但也别矫枉过正了，浓到像半凝果冻的墨来写字也是很可怕了。还需记得用洁白纸，以浓墨为佳，若用有色纸，则可以稍淡。
要随磨随用——用墨必须新磨，因为墨汁如果放置一日以上，胶与煤逐渐脱离，墨光既缺乏光彩，又不能持久，因此以宿墨作书，极易褪色。而现在市面上所售的现成墨汁，有些胶重滞笔，有些则浓度太低，落纸极易化开，防腐剂又多，易损笔锋，不宜采用。
要储放匣内——研墨完毕，就要将墨取出，不可置放砚池，否则胶易黏着砚池，干后不易取下，且可防潮湿变软，两败俱伤，也不可以曝放阳光下，以免干燥。所以最好还是放在匣内，既可防湿，又避免阳光直射，不染尘。
（第十节）墨的鉴赏及鉴别
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观赏墨及礼品墨。墨历来备受文人、书法绘画家们的喜爱，并加以收藏。
自宋以后，名墨逐渐成为文人书案上的陈设、欣赏品，要求墨质精良，而且追求形式与装饰美观，这就促使墨形成了一种工艺美术门类。宋代大文人苏东坡有“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的诗句，正是这种风气的写照。这种玩墨鉴赏之风，至明朝嘉靖、万历时期更加盛行，并开始出现了成组成套的丛墨。墨的装饰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已达到纷然不可胜识的地步，丛墨注重形式变化多样，图案装饰精彩纷呈，也讲究外部装潢。这些名墨多用墨漆描金匣储存，也有用金丝楠木或乌木做匣的，造型精巧，保存和携带安全方便，更有以木制成手卷式盒，表面用锦缎装裱。一边连接小幅书画，类同书画卷轴一般，非常别致。
鉴赏墨，如故宫收藏的“乾隆御咏西湖十景十色墨”，色彩各异，墨的形式富于变化，一面为阴文楷书填金，乾隆御咏西湖十景十色七言律诗，一面浮起诗中所咏西湖十景图画。依次为“曲院风荷”“花港观鱼”“苏堤闻莺”“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双峰插云”“柳浪闻莺”“南屏晚钟”等。画面的构图，以极简练的手法刻画出主题的基本特征，艺术地再现了杭州西湖的美丽景色，形象地反映出200多年前，西湖十景的历史风貌，是较好的鉴赏墨。此套墨为色墨，是绘画用的颜料，有红、黄、青、绿、蓝、棕、白等色，多为天然色料配制，色彩纯净艳丽，不易褪色。虽早期色墨不多见，但从唐、宋的绘画中，可以看到颜料的精美与华丽。唐人《金碧山水图》，画面以青、绿色彩为主，间施以金描绘出秀丽苍翠的山川，巍峨宏伟的殿阁，展现出辉煌壮丽的自然图景，突出了色彩的美丽，五代著名画家顾闳中创作的《韩熙载夜宴图》，画面前后分作五段，用浓笔重彩的艺术手法，把南唐宰相韩熙载的夜生活刻画得惟妙惟肖。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色彩柔和艳丽，人物传神，更显出色彩的美妙，这些在纸、绢上的色彩，已历经了八九百年，及至上千年历史沧桑，仍然保持着夺目的光彩，充分显示了这些彩色墨制造精良，是古代鉴赏墨的佳品。
鉴别文物真伪是文物科研及陈列研究的前提，无鉴别真伪就谈不到鉴定。所以鉴别、鉴定是文物工作者首要解决的。鉴别鉴定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研究真实可靠实物的参考凭证。鉴别墨也一样，要求多看实物，多记实物，通过实物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看后加以思考，善于比较分析，善于发现问题，多看实物是可以对某一名家名作的墨质、题识、图案、墨品、风度认识就越深刻熟悉。还要充实自己的学识，多学文献资料，并学会区分歙县与休宁各派的墨品及风度的特点，通过对墨品的了解，即使在没有年款的情况也可以鉴定出是哪些名家墨品。如：康熙三十五年所制“耕织图”、乾隆三十所制“棉花图”，无论仿造、改造，我们都可以断定康熙三十五年以前没有“耕织图”墨品，乾隆三十年以前没有“棉花图”墨品，以后仿造可能就是旧模新作比较容易鉴别真伪，还是清代名家墨品分等级，价格也可参考。
另外避讳对墨的影响，封建社会有国讳与家讳之说。国讳是避皇帝与孔子的名字；家讳是避自己祖先的名字，避讳的方法是，在书写时候凡遇到应避的名讳，或缺笔或易字，说念之时改原音。“避讳”对于文物鉴别有一定影响。如“避讳”对于明清两代墨的鉴别尤为重要。明代还可以，在明清两代制墨中品名，斋名常用“玄”字，“玄元灵气”“九玄三极”等。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名玄烨，因而“玄”字避讳，或改写元，或缺写一笔为玄，明清两代凡有“玄”字的墨如不是仿造假品，当是康熙以前的作品，如“玄”改写“元”或缺一笔写“玄”当是康熙以后的作品。而由于“玄”字墨品给明代墨带来多少厄运。明代的“玄”字墨到了康熙以后，均挖去“玄”字或将墨毁坏。总之“玄”给明代传品招致厄运，其损失不可估计。但同时也在鉴别方面起到了划分时代的作用。
由于明清两代书画受各流派的影响，其风格有所不同；因书画风格的不同，其墨模雕刻技巧、手法，显然有时代的区分。明代的书法多遒劲，雕刻手法为了表达遒劲，刀法则需要深厚，才能显示字体雄健，阳文字锋芒锋利，圭角崭然。
清代书法多秀润，雕刻手法必须掌握精秀润细的刀法，才能表达柔丽清雅，绘画与书法完全一致，因此明清两代雕刻墨模的技巧，以明清两代书画不同的风格，而形成两大流派，明代墨模，其刀法多深厚有力；清代墨模，其刀法多柔研精细。其所以不同，是因为书法绘画风格不同所致。这样对鉴别明清两代名墨，就可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