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之仪式始自公元1775年，其时印度教在斯里兰卡亦相当盛行，为人民主要信奉的宗教之一，因而游行队伍中可以看到不少印度教的相关神，譬如保护神像队、毗湿奴神像队、战争神像队、女神像队（即大梵天神之妻）等都属于印度教神。
事实上，佛牙寺虽为此一连串节日的主角，但整个庆典多与印度教合办，在庆典的最后一日，有两项特殊之仪式都与印度教有关，一为护送战争神到佛牙寺附近之摩诃吠利恒河洗剑；另一个为游行队伍行至印度教之伽那提婆拘婆罗神庙，为世人祈求和平。
佛牙舍利在斯里兰卡被视为国宝，历代的君主必须负起妥善保管佛牙的职责，诚心供养。事实上，持有佛牙舍利与握有斯里兰卡实质的统治权已成为一不可分的关系。
自从14世纪此佛牙舍利被供奉在马拉葛瓦寺后，即受历代君王的特别礼遇，整个寺塔可谓尽其装饰之极致，墙上画满了描述佛陀一生的壁画，建筑梁栋上也布满了精美的雕刻，更有无数的珠宝珍石熠熠生辉，辉映着这个斯里兰卡人民眼中的圣物。此寺也由于充斥各代艺术之精华，而被各国学者视为斯里兰卡活的历史艺术馆，为研究斯里兰卡不可少的主要寺庙。
在中国的《大唐西域记》中还曾记载当时的斯里兰卡（古之僧伽罗国）的国王，每日三次亲自用香水濯洗，并烧香供养，崇敬之至。
今日游客在每日的例行三次礼拜时间前来，也能一睹佛牙风采，不过佛牙舍利被严密地看管着，来访的游客少不了被安管人员以仪器再三检查，才能趋身来到佛牙舍利面前礼拜。不过游客并无法真正看到佛牙舍利，因为此佛牙被安置在数层宝盒之内。
据说开放的佛牙舍利也未必是真的，一说真品另存他处。此说是因为在1505年当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登陆斯里兰卡时，一度迫害佛教信仰，曾于1560年强行将此佛牙送至印度果阿地方烧毁。数年之后此佛牙再度出现，传说被烧毁之佛牙乃系赝品。然而这也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传说，对笃信佛教的斯里兰卡人民而言，这是难以置信的。
在中国北京的西山灵光寺也供有一颗佛牙，不过其历史来源则更显得错综复杂。在梁朝《高僧传》、唐朝《法苑珠林》卷中有记载，南朝法显法师往西域取经行至于阗（今新疆省和阗县）时，得到当时的乌苌国所传有的佛牙一颗以及十五粒舍利。
法显回国后将佛牙藏于南齐王都建业（今南京）自行供养。一直到永明文宣王时才供奉于“上定林寺”。然而到了梁武帝时代，此佛牙一度遭窃，下落不明。
这只佛牙到了隋代后又再度出现，但从何出现则无明确文献记载。佛牙出现后被供奉在陕西长安的禅定寺（后改称庄严寺）内，由僧人法喜看管。
唐末五代战乱四起，此佛牙几度易主。一直到了辽代方由大辽丞相耶律光仁的母亲燕国太夫人将之安奉在辽国首都燕京（现在的北京）西山灵光寺的招仙塔内。此段安奉佛牙于招仙塔的事迹记载在《辽史》内。
清末，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西山灵光寺一度成为义和团的活动据点，但也成了兵火祝融之地，1900年灵光寺在战火中成为一片焦土。数年之后，藏于塔内的佛牙舍利终于被找了出来，当时此佛牙被置在沉香木盒内，盒上刻有“释迦牟尼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记，善慧书”。
1955年及1961年，此佛牙两度出国，送往佛教国家缅甸及锡兰巡行，供当地人民瞻仰，亦造成轰动，尤其在斯里兰卡，数百万人民虔诚礼拜，其盛况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佛牙自斯里兰卡返回中国后，北京的佛教团体再于灵光寺旧塔址重建一座十三层的舍利宝塔，也是此佛牙现存的地点。
据中国近代佛学大师印光（公元1861年～1941年）所撰《释迦如来真身舍利来仪记》记载，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有中国僧人清福大师乘海轮前往东南亚数国巡礼当年释迦佛圣迹。这条航线，若从广州起始，由太平洋而进入印度洋，抵较近的暹罗（泰国），其海上距离亦在三千公里左右，以本世纪初的船速，没有几个星期恐怕到不了。但跟古人驮担西行取经相比，显然已便捷多了。
这趟西行，先是观光了暹罗（泰国）、缅甸、锡兰三国。这三个国家，佛法都非常兴盛，就如《释迦如来真身舍利来仪记》中描述的那样：“僧众虽多，不立烟爨。举国奉佛，设食待僧。凡遇礼拜之日，商贾悉皆罢市，同礼宝塔，共植来因。佛世芳规，庶几仿佛。”而后至中印度瞻拜了古摩竭陀国王舍城旧址、熙连河畔娑罗树林遗迹等佛陀当年行居及最后圆寂的地方，所到之处，但见人烟稀稀、荒草蔓蔓，遥想昔年人人敬佛的正法盛世，不禁痛惜不已。
清福大师由中印度再回到锡兰都城，正值该国重修释迦佛舍利塔，传说为阿育王之弟离忧出家证道后所建，塔内所藏佛陀舍利已增长至百余粒。中国僧人出于对佛祖一片景仰崇敬，祈求数粒，修塔的监工回答说：“佛陀舍利，是我锡兰国的福田，舍利宝塔，是我先祖国王修建，我怎敢随便给外人呢？”
中国僧人就天天在舍利塔前叩头礼拜，希望得到佛菩萨的庇护加持，祈至动情时，痛哭流涕、悲不自胜。就这样连续叩头礼拜12天，监工深受感动，禀明了国王，国王亦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僧人的一片诚心而感动，同意赠给12粒佛陀舍利，同时还赠给6尊玉佛和贝页经若干。
这12粒佛陀舍利及六尊玉佛由清福大师迎回中国后，被恭恭敬敬地安置在四个地方：普陀山灵石庵，及四川宝光寺、龙兴寺、广德寺。
上述四寺，跟佛陀舍利皆有殊胜因缘。即以四川宝光寺来说，据神州塔寺录记载，该塔肇自周灵王四十一年，即西域阿育王之四十三年，尔时阿育王以佛陀舍利造八万四千塔，在震旦者有十九座，此即为其中之一，后年久塌陷。唐代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军队攻占洛阳、长安，唐僖宗（公元862年～888年）举朝逃至蜀中，在这天府之国待了5年。唐朝皇帝在蜀期间，有一年该寺院忽放异光，循光掘出地下石函，内藏佛陀舍利13粒，于是就在古塔遗址重建宝刹，许名之为宝光塔，寺院也易名为宝光寺。这一次宝光寺得到清福大师从锡兰带回的三粒佛陀舍利和2尊玉佛后，寺院里又增建一塔，与原来的宝塔双标并峙，先辉后映。
印光大师本人对佛陀舍利非常恭敬，公元1895年，他特地去阿育王寺，拜舍利数十日。他还作过一首《题佛舍利倡》，歌颂佛舍利给众生带来的无上功德：
如来无生灭，众生有罪福。
福感佛出世，罪感佛入灭。
佛虽示入灭，仍不舍众生。
故留诸舍利，作得度因缘。
当知此舍利，即是佛生身。
亦即佛法身，宜瞻礼供养。
恪遵如来教，专修净土法。
速出五浊界，期畅佛本怀。
另一个关于佛牙舍利的传说，曾出现在《明编西域记》一书中，书中述及三保太监郑和及他的部下对于佛牙舍利表现出如神物般崇敬，似乎能如中国的妈祖或观世音般保护海上的船只。该书中有载：“佛牙光彩照耀。句霆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恬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
公元15世纪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乘长风、破巨浪，7次航海下西洋（今文莱以西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这是古代中国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壮举。
明朝前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明成祖朱棣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加强同外国的友好往来，派太监郑和作为明朝使节，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郑和远航的船队中，有大船（也叫宝船）五六十艘，其他船只100只至200多艘。其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合147米），宽18丈（合60米），舵杆长11.07米，装有9桅、12帆，载重量约1000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郑和的船队，统率水手、护卫的军卒以及各种专业人员等2.7万多人，载着大量金银、丝绸、瓷器、铁器和布匹等货物，浩浩荡荡，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起程。船队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酒、油、烛、柴、炭等各种生活日用品。船上的专业人员，有负责罗针的“火长”（相当现代的领航员）、“番火长”沙国领航员、有操舵的“旋手”，有修理弓箭、火器、木铁工具的“军匠”和“民匠”，有担任翻译的“通事”以及办理交涉事务的“行人”，还有医生、厨役、书算手等等。规模如此宏大，人员如此众多，分工如此精细的船队，在当时的世界上独一无二。
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第一次出使西洋，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再南至爪哇、旧港，苏门答腊、满喇加（属今马来西亚），西抵古里（今印度南部）等国。然后于1407年回国。以后，郑和又于1407年至1409年、1409年至1411年、1413年至1415年、1417年至1419年、1421年至1422年、1431年至1433年六次奉命出使西洋。郑和7次远航西洋，前后共到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表示友好通商的诚意。郑和等人还同各国商民互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如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等。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中国与非洲东海岸国家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来往，但在郑和以前的来往，多是沿阿拉伯海的航路直接或间接进行的，因此，郑和的船队开创了中国横渡印度洋的航海记录。
郑和的船队之所以能够征服惊涛骇浪，七下西洋，是和明代初期中国的航海技术继续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分不开的。当时郑和船队掌握的先进航海技术，包括航海时使用的罗盘、计程法、现探器、牵星板以及针路的记载和海图的绘制等等。其中，计程法是计算航速和航程的方法；牵星板是观测星辰地平高度的仪器，高度测出后，就可以计算船舶夜间所在的地理纬度；针路则是航海中主要用指南针引路而得名，它记载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停泊处所等。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加之对船的稳定性和抗沉性等都有比较科学的解决办法，所以船队能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垦驰”。
值得一提的是郑和航海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航海图。
明代宇元仪所辑的《武备志》，共240卷，卷末附有郑和主持绘制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原图20页（40面）前有序一页，后有《过洋牵星图》二页。航海图以南京为起点，详细描绘了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线和沿岸地形（山脉）、岛屿、礁石、浅滩以及最突出的针路，所收地名达500多个。航线经过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途经和到达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该图上的航程地理，与明代《前闻记》所记郑和末次下西洋相合，可见它是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下西洋所用的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反映了我国明代的航海技术水平。在今天研究公元15世纪中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时，都以该图为重要依据。因而，它在中外交通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时间是公元1433年，比世界著名航海家葡萄牙人狄亚士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意大利人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沿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都要早约半个世纪，而且在组织规模上也远远超过了他们。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和产物。它发展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篇章。
永乐皇帝长期坐镇北方，稳居北京，为什么一反历代帝王常例，突然把目光转向无边的海洋？而在第六次下西洋后，却不再让郑和出使了呢？
有的说，这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招引各国前来朝贡，同时也进行大量的贸易活动。从而促进中国同“西洋”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有的说，此中暗含着一段秘而不宣的隐情。这就是“靖难之变”后，明成祖朱棣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而策划的行动之一，和西洋的交流只是个幌子而已。
“靖难之变”的史实是这样的。
明太祖朱元璋生有26个儿子，一生钟爱长子朱标和四子朱棣。但在封建社会中，皇权一直以正统世袭，所以当朱标死后，明太祖还是将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1398年，明太祖去世，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此时弱君在朝，强藩在外，各地藩王又都是皇帝的叔辈，拥有军政大权。建文帝对此深感不安，于是采纳齐泰、黄子澄等人“削藩”的建议，以此来巩固皇权。
最初，燕王朱棣不敢轻举妄动，装疯装病。后来，见建文帝相继废削周王、齐王、代王、蜗王，感到自己也可能被废，于是“构为祸乱，危迫联躬”，起兵谋反，号称“靖难”，直逼南京。
这场内战前后相持了四年。建文帝迂腐、怯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敌不过他的叔父朱棣，派去征伐的兵将都大败而归。建文四年，朱棣攻占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登上皇位，迁都北京，称“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
叔父夺了侄儿的皇权，是有“夺嫡”和“篡位”之名的。正儿八经的皇帝在世并且出逃，对朱棣的帝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一方面为了安定人心，发布建文帝已死的诏书，再就是根据传闻中的蛛丝马迹去苦苦寻觅，于是引出许多明察暗访的故事来。
一说是“阖宫自焚”。《太宗实录》说，当朱棣率众抵达重川门时，诸王及文武大臣都来朝见，建文帝本想出迎，回望四周，人众皆散，仅内侍数人而已，叹息说：“我有什么脸面见他？”于是就关上宫门，举火自焚了。永乐年间的《实录》和清代修编的《明史》都重复了这一说法。
但是，《明史·恭闵帝本纪》中却说：“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史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这使人产生了疑问：既然“不知所终”，怎样辨认出那个烧焦的尸体是不是建文帝？当时正是烈日酷暑，如能辨认尸体是谁，为何要停尸8日？如果辨认不了，停尸时日再多又有何用？
因此，建文帝未死的传说就传播开来。有的说，他从地道或御沟之中逃跑了；有的说他削发扮成和尚，藏到某个寺院中去了；还有的说，他化装南逃，漂洋海外了。
为了寻找建文帝，明成祖费尽心思。他曾派亲信胡濙拿着御制诏书，以寻访仙人张三丰的名义，遍行天下州郡乡邑，暗地察访长达21年之久，他派太监郑和六下西洋，达28年之久，用心可谓良苦。
后人经查阅《国榷》、《罪惟录》、《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建文朝野汇编》等书，都能找到建文出亡的踪迹。由松陵入滇南、西游重庆、转入祥符，侨居西粤，又入荆楚之乡，踪迹来去，数千余里，真是“滇桂巴蜀黔，处处藏建文”。
奇怪的是，还有些人假冒建文帝，更是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明代王鳌的《震泽纪闻》就记了一段离奇故事：
正统年间，一位御史外出巡察，有一老僧当道而立，左右呵斥，他却昂然不动，御史亲自问讯，他才宣称自己是“建文帝”。
从成祖到英宗，历时三十几年，已经换了三个皇帝，而建文帝还健在？真是骇人听闻。御史不敢自专，禀报朝廷，并把他送到北京，他吟诗道：
流落江南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英宗召大臣来，谁也不敢说他是真是假。后来英宗叫曾经侍候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辨认，吴亮一露脸，老僧就说：“你不是吴亮么？”
“我哪里是什么吴亮？”
老僧从容地笑了，他说：“那一年我在便殿里吃仔鹅，把一块鹅肉掉在地上，当时你手提茶壶，趴在地上，用嘴把鹅肉叼起来，你难道忘了么？你怎么敢说你不是吴亮？”
话音未落，吴亮扑通一声跪在老和尚膝前泣不成声。
奇怪的是，当天晚上，吴亮回到家里，不声不响地上吊了。是自缢，还是他缢？谁也说不清楚。
据说，这老僧在宫内安然度过最后的日月，死后葬在北京西山，号称“天下大师”。有人说，曾在颐和园后面的红山上，找到了“前明天下大师之墓”，还有在云南武定狮山佛寺塑造的“明天下大师像”的照片，照片图注说：“天下大师者，明建文帝也。”仿佛真有其事。直到199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一段新闻，说：“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上海史志工作者徐作生经过一年考证后认为，当年建文帝出亡后，曾藏于江苏吴县富山普济寺内，不久，转移到穹窿山皇驾庵直到1423年病殁于此，葬皇驾掩庵后的小山坡上。”从而，500多年悬而未决的课题终于有了准确的答案。这也解开了另一谜团：为什么在三保太监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明成祖从此就再也没有让他出使？正是因为他知道建文帝已死才放下心来，不必再访察了。而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明成祖死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进行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终于谜底揭晓。
不过关于郑和与佛牙这一重要事件的真相，在斯里兰卡方面的记载却与中国的有所出入，该国并无佛牙落入中国的记载。相同的是，郑和抵达斯里兰卡当时，其国的政治正处于混乱的局面，郑和部队也一度和当地的军队发生战役。
《明编西域记》中还提及，郑和将此佛牙舍利安置在南京城外的静海寺中，明成祖也曾为此佛牙建造了许多宝盒及精舍供奉。“皇帝并于皇城内庄严瑞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做无量功德。”不过此佛牙在一年后，当斯里兰卡的政局稳定，新国王确立时，又被安全地送回该国，被安置在精致打造的四层宝盒中。
从各项记载来看，若要说郑和此行至斯里兰卡就是为了夺取佛牙，又似乎找不到明确的证据。史载郑和一行人乃着重在当地的宝石及珍珠，更何况在永乐七年郑和船队第三次远航出发前，郑和还事先做好一块石碑，希望能竖立于斯里兰卡。碑文中礼赞释迦牟尼佛，以及感谢他对船队先前两次远航的庇护：“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充分显出郑和对斯里兰卡国信仰的尊敬与诚意。郑和造碑一举，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拜访斯里兰卡时，因未对该国宗教表示礼拜而遭到冷落有关，史载该国国王曾“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离去”。
至于斯里兰卡方面，则可能在郑和所率领的中国船队抵斯里兰卡外海时，认为是来夺取佛牙舍利的。在公元1284年，当元朝忽必烈的船队到访锡兰时，锡兰人就曾认为他们是来夺取圣物佛牙。
不过按中国方面的记载，郑和最后的确曾将佛牙带至中国。其情况是，郑和一度卷入斯里兰卡的政治风暴中，并与该国交战，战胜后俘虏了锡兰王，将他带回中国，以惩罚其对中国天朝的不敬。
至于佛牙是郑和带回去还是被俘的锡兰王随身所携带便无史可查。而一年后明成祖释放该国王回国时，此佛牙舍利方又重回斯里兰卡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