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与革命人生范振绪（1872—1960）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甘肃靖远县人，故居在靖远县城会馆巷。范振绪祖父范呈芳，清贡生，父范培，字笃生，号石三，以贡生任清同治时兵部郎中。范振绪出生于北京，九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母娄太夫人卓有远识，教子有方，为其成才，督课甚严。他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科举人，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试中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考察法政，入东京日本政法大学专攻法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甘肃早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历任刑部主事，河南省济源县、孟县知县。其在任内，减赋免役，案无积讼。公余之暇，专事书画，攻研诗词，谢绝与地方缙绅往来。编纂有《济源县志》
传世。离任时，济源百姓夹道泣送，呼为“范青天”，不远千里，将一块“遗爱民间”的德政匾，抬送到靖远其家。民国二年（1913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北京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其书画随之闻名于世。1915年袁世凯称帝，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中同盟会员籍议员资格，范振绪被迫交出当选证书、徽章。袁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参加帝制活动，范振绪断然拒绝参与复辟活动，遂潜赴南京，以鬻书画为生。1916年，出任河南孟县知事，3年任期届满后回北京，深居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维持生计。在“五四运动”中，他支持其在北京大学和北大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儿子范恕、女儿范懿参加了游行和烧毁赵家楼曹汝霖私宅的革命活动。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旋任绥远萨拉齐县县长。1929年马福祥任青岛市长，范振绪同往并任秘书，协同马福祥著《观澜亭记》，勒碑立于青岛海滨。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1934年返兰，被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聘为省政府顾问，兼省禁烟委员会委员，深居简出，不问政事。寓兰州官驿后(今正宁路)，作书画、攻诗词，为当时“千龄诗社”台柱。与兰州诗坛名流高一涵、丁宜中、水梓、王烜、冯国瑞等留下了很丰富的诗赋律章等文化财富。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1939年10月，任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抗日战争已开始两年，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兰州，物价飞涨，而范收入菲薄，只得出卖书画为生，曾在兰州、武威等地多次展出书画义卖，捐献前方，激励士气。1940年，被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1年，与张大千同往敦煌，研究壁画，抢救国宝。
与张大千的交往现在，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张大千在甘肃所作的书画精品中，有他专为范振绪先生倾力而作的书画作品。它们透出这两位书画家深情交往的一段佳话。范振绪先生诗、书、画俱精，为甘肃一代名人。范振绪与张大千的书法老师为挚友，所以张大千尊范振绪为师辈。范振绪先生渊博的知识，陪同张大千同游安西锁阳城和榆林窟的盛情也深深感动着“三年面壁图破壁”的张大千。
1941年夏，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作了一幅扇面，赠给范振绪。
扇面的正面画山水。在左上角题有诗文：
南天青卞美连城，北地林泉拱众星。
更向九州数光隆，大风惭愧草堂灵。
黄鹤山樵真迹传世者，当推狄平子青卞隐居、张汉卿林泉清集及寒家夏山隐居为最。此参用三图，笔呈禹丈吾师教正。张爰。
反面以行书写词一首，附有题记：“旧题散花天女一阙，辛巳夏日沙州莫高窟录奉禹老道翁正律，蜀郡张大千爰。”
由题记可知，此扇面为1941年夏张大千初到莫高窟时所作，作画仍延用旧法，以驾轻就熟的浅绛法画山水。张大千对元代四大家之一的王蒙深为推崇。王蒙号黄鹤山樵，他的山水画多为大幅，以繁密为特色，同一幅画中，常使用多种的皴、擦、点、染技法，变化丰富而又有机统一。当时，诗人和书画家狄平子收藏的《青卞隐居图》，画面秀润灵动。而张学良将军所藏的《林泉清集图》，则具有苍郁沉厚的面貌。张大千将自藏的《夏山隐居图》与《青卞隐居图》、《林泉清集图》三图的画法揉合用之，使此扇面之山水画，集有王蒙笔法之精妙，实处深厚，虚处空灵，小中见大，显示出张大千对传统绘画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
1941年10月，张大千和范振绪同游安西锁阳城和榆林窟，张大千先后写诗两首，赠给范振绪。一为《吊古琐阳城》：
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琐阳城。
颓垣坏塔岁惆怅，一日三回捉草。
另一首为《榆林窟纪行》：
摩挲洞窟记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
宴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
1943年是张大千在甘肃的最后一年。这年秋季，他将要离开甘肃时，应范振绪之邀，精心绘制了《青灯课子图》手卷，这件绘画作品可称作张大千在甘肃的收卷之作。
范振绪的启蒙学习始于母亲的教授，由于范振绪自幼丧父，生活清寒，他的母亲不但挑起抚养子女的重担，而且还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茹苦含辛地把范振绪培育成甘肃的一代名人。因此，范振绪抱着对母亲的深切感恩之情，请张大千作《青灯课子图》，以作永久的记念。张大千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想，对这幅作品作出别有心裁的艺术处理。作品没有按通常的做法将人物安排为画面的主体，而是在全景式的山水画中，聚焦于农舍窗中母亲在灯下教两个孩儿读书的情景。由于将画上课读的时间安排在晚上，农舍四周的树木和土地呈清冷的色调，农舍两侧的树木又以浓墨画出，以衬托白色屋檐下透出灯光的窗中人物，虽然置于山林间的赭色屋窗中的人物很小，却能使人一目了然地首先看到。作者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高明地通过色彩冷暖和光线明暗的对比，画龙点睛地突出了画中的人物。
画面上景物的设置布局非常讲究，一树一石的安排，都费心地经营；一线一点的位置，都严谨地设定。构思聚合疏密有致，笔墨浓淡干湿相间。正斜穿插，虚实对映。在反复的多层次的变化中，显出单纯明快的主题景物。
作品中，张大千使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运墨和设色方法，以深厚的墨色和鲜艳的矿物质颜料结合在一起运用，浓淡相渗的破墨法和工笔重彩的平涂法共用于同一画面，并能达到有机的统一。张大千对敦煌壁画上重彩颜料运用的感悟，进而探索中国画运墨设色的新路子，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的泼彩画法开创了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振绪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当选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被选为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1960年8月21日范振绪在兰州去逝，享年88岁。临终嘱其夫人杜郁：“我一生无长物，我死之后，可将我珍藏的《宋徽宗山水画卷》、《大痴富春山色长卷》和我晚岁所画的《祁连山色长卷》捐献给国家珍藏，作为党和国家关心我的报答。”
范振绪书画存目，经靖远县政协委员会登记者有三种，共265件，散轶者颇多。
他学画南宗，书学颜鲁公、黄山谷，兼写北碑，尝自言：“予画不如字，字不如画”。然数十年为之不辍，造诣实皆精深。
范振绪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其生平事迹编入《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等典籍。1957年，范振绪主笔，郝进贤、吴绍镛、马文江、郭维屏、米瑛等甘肃名家联合绘画的《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长达36尺，送北京参加当年“八一”建军节展出，副本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范振绪著作有《东雪草堂笔记》、《东雪草堂诗联存稿》、《夜窗漫录》、《学画随笔》、《东雪杂》、《兰州事变纪略》、《双十二兰州事变记》、《燕子笺秦剧本》、《桃花扇秦剧本》、《济源县志》、《靖远县新志稿》等。范振绪夫人杜郁文曾向靖远县人民政府捐赠《东雪杂稿》和《王荷泽遗稿手抄本》。1986年将《东雪杂稿》、《王荷泽遗稿》、《青灯课子图》等交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张慎微编辑《范振绪先生诗文绘画遗稿》油印问世，靖远县政协搜集整理的《范振绪先生书画选集》于1992年出版。
州画坛，一时多少豪杰在已经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甘肃璀璨的艺术天空中一直有那么多光辉四射的星群，其中有张大千、常书鸿、吕斯百、韩天眷、洪毅然、黄胄、陈兴华、陈伯希……是他们成就了甘肃现当代的美术辉煌，甘肃丰厚的文化沉积也成就了他们不凡的艺术天才。他们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生世与遭际，不同的命运与经历，但他们同样的艺术苦旅和坚定信念，使他们成为一面面永远的艺术旗帜，飘扬在西北乃至全国、全世界的艺术高地上，成为我们寻绎甘肃现当代美术史的重要脉络。
至今我们在甜甜回忆里，还总会想起兰州曾经有过的那么一代人以及他们鲜活的艺术履历。总会套用千古东坡的那一名词名句，说出：兰州画坛，一时多少豪杰！
甘肃的神奇魅力吸引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有出于对民族文化保护目的而发出呼吁和研究的王国维、罗振玉、于右任、向达、梁思成等文化巨，也有如张大千这样的大画家来此汲取艺术营养。在常书鸿麾下，更是汇集了如董希文、凌春德，潘兹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同时又培养出了段文杰、史苇湘、常沙娜等许多知名的敦煌学家和美术家，掀开了甘肃美术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页。他们以敦煌为纽带，吸引了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吕斯百、黄胄等多位艺术大师来此研习、临摹，催生了一股探寻、挖掘、研究西部美术资源的热潮。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甘肃美术底蕴的深厚与魅力，也搭建了甘肃由美术与全国乃至与世界交流的平台。他们不仅为日后的敦煌艺术宝库增添了明媚，也为兰州的绘画事业大大增添了发展的后劲。这种福祉一直到半个世纪后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十年面壁”的张大千张大千，名爰。作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20世纪30年代已名噪画坛。抗日战争中，他由日寇占领下的北京，潜回四川，又经历一番曲折后，于1941年3月带着夫人、儿子和学生来到甘肃。张大千勤奋作画的精神令许多见过他的人十分佩服。他作画从不间断，由于向他索画的人很多，有时由学生代笔，经他认可或润色，最后落款、签名和盖章。但重要的画件，他一丝不苟地精心绘制，自始至终亲自执笔完成。因此他在甘肃期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几年的激情临摹、创作、研习、整理，使张大千在艺术的苦修中“十年面壁”后得以顿悟，逐渐褪去巴蜀乡土的秀雅俊逸的风采，注入了浓郁鲜艳的绚丽，增强了磅礴的气势，终于积小千为大千，进入新的艺术境界。
而他临摹的百余幅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壁画，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后，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张大千对兰州一带的风物也有很深的感受，并用画笔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鲜的艺术生命。如兰州的特产百合和百合花等，他都一一收入自己的画中，反映出张大千不仅钻研传统，还执著地热爱着大西北的生活。时至今日，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的敦煌壁画临摹和他笔下亭亭玉立的百合花等静物画，依然是陇上几代画家们所钟情的绘画主题。
“敦煌艺术囚徒”常书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于右任先生提出了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意见。被誉为“敦煌艺术囚徒”的常书鸿在兰州等地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艺术的年轻人。后来，当时任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这样回忆说：“这批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天天一手拿着画笔，一手秉烛或拿着油灯，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绝壁，上洞临摹，他们的全部精神就寄托在壁画上。”
常书鸿(1904—1994)满族，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现浙大)染织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法国里昂国立艺专，192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兰西艺术院院长劳伦斯画室学习，1936年毕业。历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务委员、西画系主任、教授，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8至1962年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基础上扩建了兰州艺术学院，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
常书鸿20世纪50年代初到兰州后，受吕斯百先生邀请，到西北师院美术系讲学，系统地介绍敦煌艺术的方方面面，并提供敦煌壁画临本，亲自指导学生临摹。担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后，他亲自抓中青年教师培训工作，亲自执教，成立了“常书鸿画室”，系统指导了许多进修教师，使其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常先生求贤若渴，把招揽人才作为一件大事亲自来抓。如1958年，在兰州艺术学院筹建之初，他从西安美院调入了教学经验丰富的张阶平先生，又从西北大学调入了传统功力深厚的汪岳云先生，从甘肃省文化局调入了著名画家陈兴华先生。他们的调入，壮大了美术系师资队伍。常先生还亲自与文化部联系，先后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调进4名青年教师……这一切，不仅为学院美术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也大大促进了日后兰州美术事业的发展。
美术教育家吕斯百吕斯百(1905—1973)江苏省江阴县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早年受教于徐悲鸿先生，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50年至1957年，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毕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作的《兰州握桥》、《鱼》、《瓦子街战役》、常书鸿《南京长江大桥》等作品被国家收藏。1950年，受政府的委托，吕斯百先生毅然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率领韩天眷、洪毅然、刘文清等著名学者、教授来兰，参加西北师院的建设。当时的西北师院教学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石膏像，没有图书资料，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吕先生挑起了承建西北师院艺术系的重担。吕先生从千里以外的母校托运石膏像，从南京抱至兰州，行程三天三夜，这批珍贵的石膏像在“文革”中却不幸被毁，后来又购置大量的台布、静物等绘画用具。吕先生一方面亲自邀请著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如常书鸿、黄胄等，一方面积极培养中青年教师，培养他们的能力，又有条不紊地送他们出去深造学习。从根本上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热爱自然的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对景写生，被誉为“田园画家”，艾中信先生说他的画是“古老的山，古老的瓦房，古老的黄土地，羊肠小道上走着千百年还没有走累的小毛驴，但土色系列发出的节奏是铿铿响亮的”。
吕斯百画如其人，从不哗众取宠。他认为只有把感受扎扎实实倾注到笔端，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他在西北留下的一系列作品是他艺术里程的第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作于兰州的写生画《兰州握桥》以沉着的调子构成了浑厚、沉着的色彩对比关系，透出画家对绘画意味的追求，在这件作品里，画家发挥了土色系列的感人情绪，体现了他典雅、朴实的艺术风格特征。他不畏艰辛，努力创业，在短短的几年内，使西北师院艺术系初具规模，为开拓西北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他在甘肃只有短短的8年，但对西北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对待生活艺术严谨深入的态度至今还对西北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影响深远的画家黄胄黄胄（1925—1997）原名梁黄胄，河北省蠡县人。当代著名国画家。20世纪40年代师从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学画。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西北军区战土读物出版社美术编辑与记者。1952年至1954年，兼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科教师，后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兰州度过了他一生最美好幸福的时光，也完成了他在艺术攀登中最关键的时期。他始终以大西北的边塞生活为其艺术创作的源泉，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中以速写的造型手法入画，表达了他对民族生活的热情。在兰期间，他培养了一批艺术的新生力量。直到多年之后，成为甘肃省著名画家的王维辛还经常幸福地回忆说：“我是黄胄一手教出来的弟子。”
王维辛出生于榆中县夏官营镇一个农民家庭里，年轻时在兰州八一印刷厂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初，黄胄在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时，他的任务很繁重，每个月都要出一本很厚的《战士读物》，还要画漫画、连环画，所以常去八一印刷厂。他见王维辛的修版技术好，所以他的画在印制过程中往往点名要王维辛修版。后来王维辛就拜黄胄为师，常到他家去学画，为黄胄研墨。一次，黄胄去兰州红山根体育场，在西北军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上看马球比赛时，他画了许多速写出来，后来就加工成了他的国画《打马球》。黄胄在随陈毅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去西藏途中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感受，后来就创作成了著名的国画作品《洪荒风雪图》。
最令王维辛难忘的也是最有传奇意味的是黄胄先生创作的《吹唢呐》那幅画。吹唢呐的维吾尔族演奏者原型人物名叫阿不都古里，是新疆军区歌舞团的演奏员。他在旧社会逃荒和妻子儿女失散，新疆解放后，阿不都古里千方百计寻找失散了的妻子儿女，但杳无音讯。
他痛心之余只好和团里一女演员结婚。孰料婚后不久，他原来的妻子从一本画报上看到了他在舞台上演出的照片，便领着孩子寻到乌鲁木齐文工团驻地，终于找到了已经组成新家庭的阿不都古里。黄胄听了他家悲欢离合的经历，又见这阿不都古里的脸型很有特点后，便以他为原型人物画成了这幅名画。画面富有节奏、韵律感和运动感，似乎让我们听到了欢快的乐音，线条表现遒劲流畅，汲色典雅轻松，是一件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画家裴广铎和黄胄相交也很深。他回忆说，著名画家黄胄是从甘肃起家成名的，就连十年动乱中挨整也是在甘肃的天水步兵学校劳动锻炼，所以说甘肃是孕育他的摇篮，也是磨砺他的熔炉。黄胄聪明过人而又刻苦，肯到草原、边疆、沙漠深入生活，因而艺术上日臻成熟。《爹去打老蒋》一幅作品使他一举成名；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的国画《祁连风雪》获得了金质奖章；他画的《百驴图》作为国家礼品送给了日本天皇；他画的一幅雄鹰图赠送给了铁托……当年他对甘肃、新疆及大西北的毛驴情有独钟，他曾在一幅速写上深情地题道：“新疆毛驴不管高山、沙漠、戈壁、草滩，拉车驮东西样样都行。吃的最粗的草，常年不吃料。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皆是，而又是最卑贱最不受人重视的家畜。”
黄胄那高尚的人品画风一直激励着一代代的兰州艺术人。
金城几多画驼人当人们穿越陇东大地和河西走廊的时侯，那种历史的负载与古今的辉煌令多少望眼惊得如痴如呆。连接其间的就是兰州，那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河、横亘祖国北方的长城和传递了上千年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友谊的丝绸之路都经过了这里。但凡来过西部的人可能都会对素有“沙漠之舟”雅称的骆驼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兰的画家们更是对这样一种曾经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传递着丝绸之路上东西友谊与文明的动物情有独钟了。
画家们爱它、画它，是摹写着它刻苦顽强、不畏艰险、默默奉献的精神；是用翰墨丹青物化着自身的大漠豪气与奋斗精神；是生活在西部的艺术家们用骆驼写照着自身的生活状态与生命意识。经验告诉我们，凭着直觉或理性去阅读那些反映大漠骆驼的优秀美术作品时，那种解读常常会令人陷入痛苦和沉重，它们带给人的便是一种杂合交糅的情感，令人顿生索解其中隐秘精神的冲动。
20世纪50年代，黄胄在柴达木盆地纷飞的鹅毛大雪中，听到驼铃叮咚声，并在遮天蔽日的雪幕中和勘测队员相遇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后陆续推出了《柴达木风雪》、《野马成群的地方》、《毛主席派来的》等名画。今天，我们当再欣赏他的《公路之格尔木》时仍然会被风雪中傲岸伟大、不惧艰险的骆驼与驾御沙漠之舟的牧人们所感动。
也许西部的骆驼与年轻的共和国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多种共振的缘由吧，从那个年代起许多兰州画家的笔下便出现了更多不怕万难、艰辛跋涉的骆驼形象。
“骆驼精神”动京华被誉为“范骆驼”的兰州籍著名画家范有信，在大西北的长期生活实践中，有感于“戈壁之舟”骆驼的耐苦、顽强和默默奉献精神，躬耕砚田，画驼不辍。数十年来，所画骆驼已不下万峰。他以泼墨与勾线并举，双管齐下，笔下之驼，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画家先后有十多幅佳作被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处收藏，受到各界人士青睐。在北京、东京等大都会多次举办个展，受到极高评价，并以创作的巨构百米长卷《千峰图》轰动京华……当时身为兰州教育学院美术系主任、兰州美协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的画家范有信说：“我为什么爱画骆驼？就是因为我爱它认定一个目标，百折不挠，义无反顾的精神；爱它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跋涉性格……任重道远的骆驼，正是我对生命意识的升华与寄托。我以驼为师，不仅观察、揣摩、记录骆驼的形体姿态，更注重学习骆驼的精神。把它作为勤劳善良、不屈不挠、豁达乐观、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的透视点，用笔墨线条告诉人们民族精神的壮美、西部大漠的阳刚之气。”为体现浓郁的大漠生命意识，他在画驼技法上煞费苦心。饱览了大量敦煌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甘肃境内灿烂的古代石窟艺术，在继承中国水墨画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更深刻地体验生活，揭示人生的真谛，而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高层次地掌握了文化知识和画驼技法。利用笔触弯折顿挫，墨色荣枯交映，加上大漠戈壁特有的风物点染烘托，使其笔下的骆驼有一种“漫嚼风沙三千里，不信扬抑冷关河”的磅礴气势。
一次，他画成了五峰骆驼的《群驼图》后，题上边款：“古来妙笔留几多，斯人偏属平凡心。”在他的论文《骆驼画法的探讨》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坦露了自己执著画驼的“平凡心”：“我在努力使我笔下的大漠戈壁、盐原、风蚀峻岭都陪伴着骆驼，演化成一股无可遏止的生命群体，显示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清新、纯洁与粗犷，它正是西部的清新、纯洁与粗犷，它正是西部的壮美与辉煌。一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任重道远》采用夸张的手法，有意突出骆驼的颈部。那骆驼侧身草坪，伸出长长的脖子，使劲向侧上方伸去。是眺望，还是寻觅什么？无论怎样，都给人以很大的想像空间。这峰骆驼的画法较为独特，采用大块笔墨与线条相结合的技法，使骆驼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很好地表现了它的骨骼、肌肉、皮毛和神态。”
在长期的艺术跋涉中，范骆驼心中的图像越来越加分明。一幅幅任情挥洒的骆驼图，无论是日本收藏的“休管路遥多坎坷，踏破荒沙壮图展”，无论是全国大展中面世的“垦拓沙陌百年事，不达目的心不宁”，无论是他病中赶绘的“正是边关新草绿，情怀丝路报春阳”，或是“垦拓沙陌百年事，不达目的心不宁”、“悠扬驼铃漠中鸣”……当时群众一句话“我们就认范骆驼”。画家走完了55个春秋的生命旅程，但艺术家的生命在艺术中得到了延伸，艺术理应在艺术家的创造中更为灵动而蓬勃。令人钦佩的是范骆驼在苍茫天地间留下的“骆驼精神”。
著名画家杨国光在《纵笔挥洒抒胸臆》一文中说：“画家范有信，曾在西北师范大学受过严格的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由于刻苦钻研而具备比较坚实的绘画基础。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长期艰辛的艺术实践中磨砺、探索，逐渐得到启迪而慧悟出，作画时须‘画外求画’的道理。因此，他将自己艺术的根须伸向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深入养育他成长的西北高原黄土地中。注意广采博取，潜心钻研经史画论，饱览敦煌、炳灵、麦积山灿烂的古代石窟艺术，刻意追摹古今大师们的优秀画风，融汇众家之长。同时，他也时常深入无垠的大漠戈壁，倘佯苍莽的黄土高原，痴情地去领悟大西北浑朴的风土人情和沉雄粗犷的壮美风貌。从而得到熏陶和激励，并不断升华为心中硕壮的意境和强烈的创作激情……”
著名画家杨志印《求艺似驼》文中指出：“长卷《百驼图》，以生动巧妙的构图，表现了沙漠之舟——骆驼的各种神态：或欢乐跳跃，或静卧沉思，或悠闲吃草，或漫步行走，真是千姿百态，生动可爱……近年来，范有信有意将骆驼作为咏志的主要对象，刻意追求，将骆驼的憨态跃然纸上，创作出了许多构图新颖、画风多变的作品，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与他求艺似驼，在艺术上踏踏实实，艰辛跋涉，一步一个脚印的‘骆驼’精神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显示了他敢于创新，大胆实践的精神。”
用心画驼的有情人画家杨志印也是一位画驼高手。近年来，他在中国画艺术领域里取得的卓越成就引起美术界、评论界的关注。他在兰州、北京、香港、纽约等地举办了画展，一幅幅散发着大西北浓郁生活气息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精品佳作，赢得观众好评。画家一幅幅俊逸不群，跃动着超越自然之美的佳作显示出磅礴气势和大家风范。他成功地运用了“冲墨法”、“揉纸法”再现西部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而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对中国传统水墨技法作出补充与拓展。他用独创的技法画的骆驼，那茸毛太逼真、质感太强、太相像了，所以在香港、纽约等地展出时，使得观众们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摸。
1934年出生于西安灞桥一农民家庭的志印先生，自幼喜爱绘画。也许是他天赋和机遇并有的缘故，17岁考入《西北画报》社，当时受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先生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了美术创作与研究的漫长道路。无论是后来筹办《甘肃画报》，还是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的时候，他都刻苦自学，广采博录，经常深入农村、牧区、雪山、戈壁、草原采风，丰富生活积累，提高艺术修养。40余年的美编生涯中，他踏遍了甘肃的山川大地，戈壁草原，吮吸着黄土地和民族风情的文化“乳汁”，为其美术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多年来，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执著追求，深入生活，不断探索创新，用速写、版画、中国画等多种形式，描绘了巍巍祁连山、浩瀚大漠和秀丽草原中各族人民纯朴豪放、热情洋溢的生活风情，讴歌西部人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和奋进精神。用画表现西北地区骆驼、牦牛、牛、马、羊、鹿的动人神态，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倾注了对西部这片热土强烈的个人感情，多以粗犷、冼炼的线条，凝重、雄健的色彩，使西部景观为之一新，在绘画领域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他从未进过专业院校深造，绘画的成就纯依赖个人孜孜不倦的认真自学。他最早从事版画创作，就开始大胆借鉴其他画种的一些优秀技法，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从表现手法上都有所创新，《夜牧》就是当时的代表作之一。早年他的多幅作品被中央对外文委、中国美协、中国国际书店选送前苏联、埃及、波兰、蒙古、印度、日本等多国展出。作品《歌儿唱给解放军》曾整版刊于《人民日报》，并被中国美术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在全国和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名扬画坛。
20世纪80年代后，他重点研习中国水墨画，使创作艺术进入了更高境界。他能在艺术上达到这样的境地，这和他经常深入生活、敢于创新的苦磨苦练是分不开的。他曾去陇南，在连绵阴雨中披着外甥绘画女送他的皮大衣写生，结果把这件紫羔皮大衣淋得发霉变质；他也曾去岷山铁尺梁上用酒调颜料描绘过千里雪；他也曾和文县猎人一起去摩天岭大森林，并和活捉的金丝猴同室而卧；他也曾去河西和牧人交谈，仔细观察骆驼的神态、动作……归来之后，在寂寞的画室里苦苦思索、多次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种前人所没有的“冲墨法”。用这种技法画的骆驼毛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再加上他画龙点睛地画出了骆驼金黄色的两只眼睛，这下子，庞大而善良的动物就活脱脱的了。让人称道的是，杨志印先生运用中国画的泼墨和中、侧峰等传统技法，表现出骆驼躯体的浑圆厚重和四肢筋骨的坚韧有力外，他独创的“冲墨法”，配合笔意墨情，使画中骆驼倍增真实之感，特别是驼毛显得细密柔韧，毛绒鬈曲得像无数花骨朵，与传统的烘染法相比，就更生动地表现了茸茸驼毛的质感，也更易为观众所接受。这种基于传统技法，考究画面布局，刻意于笔和墨色趣味，又适应观众欣赏需求的创新，是他在绘画造型能力上的一个突破，也丰富了水墨画传统技法的表现力。他大胆探索创新，用独创的“冲墨法”和“皱纸法”
创作的作品，表现效果往往出奇不意。他的这种画法有定法而不惟定法，有套路而不僵套路，既有生动感，又有新颖感和时代感。特别是创作的《戈壁驼铃》、《牧歌》、《瀚海行舟》、《琴声悠悠》等，都是以表现骆驼为题材的佳作。
纽约《世界日报》评价说：“骆驼在他的笔触下，显得更栩栩如生，充满活力，不愧为神州画驼第一家。”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先生在评论杨志印时撰文写道：“杨志印是有心人，是勤奋的人。因为他有追求，因为他勤勉，所以在绘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体验其美其力，用苍劲、浑厚的笔触和有诗意的绘画浯言，传达从中所感受到的内心激情，他的作品以质取胜，不哗众取宠。”
《玉龙舞祁连》是他的大型水墨画之一。浩瀚亘古的荒原上，一座悠远的古城，背景是满天飞雪、雄伟峥嵘的峻岭，涌动鼓荡着动人心弦的雄浑之风。其匠心独具的背景处理和独特技法——“皴纸画法”的运用，使观赏者融入那广袤苍茫、风雪飞舞、巍峨入云的祁连山之中，令人振奋感动。在此情景中叮咚的驼铃声，连嘉峪关城楼也显得格外雄奇壮美了。作品真实地展现了西部山川特有的雄浑、辽阔的气势，极富情趣和韵味。
物我两忘的画驼高手20世纪50年代初，拜师黄胄学画的王维辛先生如今也是一位擅长画骆驼的著名画家。
王维辛，1934年生于甘肃榆中县一个农民的家庭。当年他从家乡的学校毕业后来到兰州的八一印刷厂当工人，后跟中国美术大师黄胄先生学画，是先生入室弟子。王维辛岳父为著名花鸟画家曹陇丁，对其在美术方面有很大影响与教诲。
曹陇丁(1914—1961)甘肃兰州人。名真希。近现代甘肃著名画家，擅花鸟、金鱼。宗法李苦禅。抗战前夕毕业于上海美专。1944年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兰州高校教授美术、组织艺术学会。1949年后，历任甘肃省美术工作室中国画研究会和省文化局美术创作负责人。为甘肃省文联委员、美术协会会员。
50年前，王维辛结识了在兰州战士读物编辑室工作的黄胄，并被黄胄收为弟子。王维辛在黄胄身边，耳濡目染，受其影响，画技日益长进。后来王维辛被调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在新疆生活达14年的王维辛，他时常看到一队队骆驼负重荷，在风雪中昂首阔步，十分雄健，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对其都没有丝毫影响的情景。于是，他不断追踪戈壁驼群，了解其习性，慢慢地，骆驼便成了画家作品中“物我两忘”的“主人翁”。人生的修炼，艺术的磨砺，使王维辛对美的事物具有真实、质朴的情感和特殊的敏悟。近20年来，他以简洁洒脱的笔墨倾心于骆驼、高原戈壁的描绘和表现，以此寄寓他对骆驼精神发乎心底的呼唤和遐想，寄寓他对人生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关照和追求，寄寓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内涵的领悟和把握。
王维辛笔下的骆驼恰似他自己，表现出一种外柔内刚，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品质。在画驼中，他注重追求线条的动势和明快的节奏，作品风格感情纯真，洒脱凝重，意趣盎然。他的《饮水图》、《浪迹天涯》、《雄风千里》、《悠悠苍天》等作品，无不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来。现为省群艺馆副研究员、省美协理事、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的他，许多作品在日本、美国、新加坡、法国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展出或被收藏。国画“静静的戈壁”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不少作品被中日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及多家省、市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骆驼，象征着吉祥。它勤劳善良，坚韧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长期跋涉在戈壁滩与大漠之中，它很像王维辛那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踏踏实实的求索精神，又多么与王维辛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办学精神相似。王维辛往往用极简约的笔墨点染背景，不拘泥于一水一山、一树一兽的具象描摹，而着力于营造北国荒原广袤辽阔的原始生态美，着力于“借古开今，引西润中”的绘画语境和技法的开掘，着力于突破造型图式概念化、符号化的程式。在他的作品中，能出色地塑造出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处于不同季节的骆驼，特别表现出骆驼的骨骼结构、肌肉肌理和不同情态，使大漠充满着浓郁的生机与生活气息。
民间早有人将以上三位画驼名家的画风特色归结为墨骆驼、盐骆驼和骨骆驼。这种说法固然有些偏颇，但这种划分起码说明兰州众多的画家都喜欢以骆驼为绘画对象，其佼佼者在画骆驼上也是自有特色，各有千秋。
诗画交融的大漠情缘卓有成就的陇上女画家王宏，作品多取材于她所热爱和熟悉的西北高原，画风隽永抒情，兼具现代审美意趣和独特的绘画语言。特别是她以成功的大漠系列作品，集中体现了一种新颖的创作思路和艺术风格，被著名画家刘文西先生称为“黄土画派”的实践者之一。她的画笔多次描绘了骆驼的形象，如入选全国画展的《漠之魂》、《漠之源》和《雪驼银月》等大漠系列的作品就是取材于她所热爱和熟悉的西北高原。用隽永抒情画风，兼具现代审美意趣和独特的绘画语言营造了骆驼与其生存环境中的景物和谐相处的诗一般的意境。她以工笔画的匀整细描、国画的晕染泼墨、木刻的板线勾勒乃至西方油画的色彩渗融等技法都被进行了改造兼容之后的“为我所用”。从而形成了其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中西画手法相得益彰的艺术风格。
王宏的《瀚海月》描绘出一幅辽阔旷远、静谧爽洁的月下瀚海图。正面姿态各异的三峰银驼由近及远，和无边沙海化融在一起；银月如钩，高悬在一抹幽蓝的天幕上。整个画面清雅温馨充溢着浓浓的诗意。仿佛将欣赏者也融进了其中。《漠之家》采用多层结构融为一体的表现手法：画面最上层的天幕与地平线交接在一起；稍近处是农舍房屋与地平线交接为一体；再近些的是一牧童亲昵地抚摸着骆驼，为人与物之融；近处是一对男女牧民在俯身劳作，为人与人之融。如此多层相融的表现形式，使得作品构图新颖，内涵丰富，揭示出天、地、人、物共奏一曲大自然与生命力之歌的主题。《漠之风》以立体派的板块组合手法，表现了大漠雄风的张力与立体感，使原本无踪影的“风”在她的画面上仿佛成了可观、可感、可触的实体，阳刚与阴柔在交融中显现出感人至深的独特艺术魅力。而她的《漠之梦》、《漠之恋》和《蓝月》则以色块的强烈对比代替了传统工笔画线条的疏密有序，那缤纷流动的色彩和若隐若现的驼影，造成视觉审美上如梦如幻的效果。上述作品均以大漠、骆驼作为特殊的绘画语言努力营造出一种庄严旷远、诗画交融的艺术境界。
王宏《雪驼银月》
以上所述，只是不同时期兰州的几位擅长画驼的画家和他们所描绘的骆驼画。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兰州画家一种坦荡雄博的大空间意象，能够听到一首疾风漫卷的雄浑赞歌，能够感受到一种轰然崛起的生命力量。王阳明云：“天地万物与人心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其实更多的画家都用不同的手法与画风表现过骆驼；众多的绘画作品中都留存着不同时期、不同画家心目中不息跋涉的骆驼身影。它们是西部的传统根脉与时代风韵的艺术再现，它们以骆驼为载体将西部旷野、北国荒原变成一种遥远的牵挂和艺术光彩，如此清晰、璀璨得让人触目惊心。
独领风骚一世纪的父子书画家将军画家裴建准在陇原父子画家中，独领风骚一世纪者惟裴建准与裴广铎父子莫属。
裴建准（1884—1969），字孟威，号南谷山人，祖籍山西。河广河人，清同治年间，寄籍甘肃渭源南谷乡，是我省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书画家。他出生在贫寒的家境中，自幼就练字习画，依靠自身苦学广涉，很早便从事书画研习与创作。为了找到一个光明的前程，年轻时他毅然从兰州徒步48天终于到了北京。其间他历经千辛万苦，有钱时住小店，无钱时风餐露宿，初到北京时，他经常为当时的《小实报》撰写文章，有时也借他出色的书法，靠给别人写名片为生。后来考入保定军官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
他不仅精研中外古今战略史，还熟读并掌握了《周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四书”、“五经”等多方面的学识，深受段祺瑞的赏识。作为同盟会会员的裴建准，曾任甘肃省陆军第三标教练官、陆军部保定军官学校教官、陆军训练总监监员、参战军教育长、边防军参谋长。1919年调署甘肃后，历任河州镇总兵、河州镇守使(授陆军少将、陆军中将、揄威将军之衔)、肃州镇守使、甘凉卫戍司令。赋闲在家的时候，裴建准文以书画养心，武以大刀健身。并吃斋念佛，精研佛学经典。裴建准先生身材魁梧高大，是有风度和气势的人，耄耋之年依然脸色红润朱唇方阔，白发银须闪动着光泽。他时常穿着深灰或藏蓝色的长袍，虽是武将出身却有雅士气质。他爱花，尤爱莲花。有人曾问裴先生为什么酷爱莲花，他说：“惟有这种出自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方配佛座！”“子午莲正是中国佛教的特征，代表着释、儒、道的精神”(注：指道家修子午，而莲花盆栽为儒家风格)。他文武双全，军政兼任、博学多才。他的书画早就在20世纪40年代就誉满陇原及国内外，成为甘肃一代书画名家。后来他又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处处长、省防司令、兰州市参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一、二届驻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兰州佛教协会副理事长、甘肃省民革常务委员。
裴建准先生喜画画，无论山水、人物，还是竹石、花木、禽兽、草虫，几乎无所不能，尤其擅长画鞍马、蛱蝶。将军爱马画马，自然对马的习性及马与人的情感关系理解得很透彻。先生画马以唐代画马精细工笔淡彩之风为主，毛色鲜活，骨肉匀称，骏逸安闲，悠然自适，绝无嘶风践雪，骁腾奋发之状。他把马的骨骼解剖与肌肉结体画得非常准确，并对马的神态、良马驽马的识别标准均融入画之中。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他的一幅马可换一匹真马。故此，裴先生的马在国内外，特别在陇原有其独特的地位。
他喜画蝶，画面多为池塘水景，池水清澈可鉴，萍藻参差，画中每置一艳丽花朵，浮露水面，便有彩蝶翩翩飞舞其上，千姿百态，天趣盎然。他的花鸟画比较罕见，《桃花鸲鹆图》轴，意境清新，妙趣天成，实属难得之上品。画面桃干挺拔，柔枝鲜嫩，春风摇曳中新花初放，娇艳欲滴。一只八哥栖于干上，羽毛丰润，体态轻盈。八哥之墨色光洁与桃花之绯红点染相映成趣。先生花鸟画的设色，独擅古绘画艳，足见其功力之深厚。其他如山水、竹石等，也各具手段。
裴建准先生之书法，初自唐碑入手，着力甚勤。他以颜、米为宗，兼袭明代诸大家之长，上溯魏晋，下迄明清，心慕手追，吸收诸家之长，终成自己风貌。裴先生的书法笔势丰健俊美，榜书更见神韵，其擘窠大字更是久负盛名。他以刚柔精气神入笔，以“气”贯通，一扫常人行书俗风。书画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气质、气度、气势；无气而无生气，无气而不成宏体、宏愿、宏图。他不是在写字，而是在“写修养、写人格、写精神”。另须一提的是，他所有题物署名之“准”字的末笔，一竖都特别长，其奔放之势如流泉飞注，一泻千尺，颇能体现将军的豪迈气魄。裴建准先生的书法遒劲潇洒，气韵俊逸，广临碑帖，清稳厚重。国画造型严谨，寓意隽永。画作疏散萧寥，荒率高古，为黄宾虹、溥新畲、张大千、俞剑华等名家激赏。他的书迹遍及陇右，兰州商家之市招号匾，大多出自先生手笔，但因岁月湮没，而今已踪迹难寻了。可喜的是在兰州后五泉至今仍存有他题写的一块匾额。遒劲的字迹依然显示着先生不凡的书法功力。
新闻美术杂家裴广铎裴广铎是裴建准先生的次子，1922年出生于甘肃渭源。他早年毕业于英美教会办的学校“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攻读哲学、历，师从钱穆、蒙文通、顾颉刚、潘光旦、林语堂等著名教授学者。
1949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兰州市文联、甘肃省文联总干事、副秘书长等职。1953年调《甘肃日报》任美编。在以后近半个世纪从事新闻美术事业的人生旅程中，他是位多产画家，诚如他本人所言，他是一个杂家，各类艺术都有涉猎。他创作了大量版画、漫画、国画、速写、插图及连环画，创作出了不少佳作，分别发表于国内各报刊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版画成就令人赞叹不己。《山村春早》、《兰州近郊》、《巴里坤草原》、《黄河之滨》等作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裴广铎的美术生涯和个性历程，从其作品中便能嗅出他对这片热土的挚爱，散发着西北泥土的芳香，折射出时代的风貌。
记得近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年代里，人们几乎天天能从《甘肃日报》上看到裴广铎先生的各种插图，有速写、版画、风俗画、素描等等。画家的作品几乎成了美术爱好者们每日谈论的话题和模仿的范本，画家成了大家崇拜的偶像。
裴广铎无论画人物、风光、动物，均以禅学观念深入其中，物我合一，因此，笔势生动，物象感人。他为人谦和，精神洒脱，他的速写跟精神一样潇洒，运笔自如，画风流畅，其写生，有旖旎迷人的巴山蜀水，又有水牵“龙王”跃旱塬的水利建设工地；有激流奔腾的长江三峡，又有机器欢歌钢焰飞溅的工厂；气吞云天的黄鹤楼，雄壮恢弘的葛洲坝，情歌唱醉莲花山的花儿会，丰收喜悦的乡村父老，幅幅速写情漫于怀，流溢着作者娴熟的技巧和灵便自如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大自然气息和时代印辙的执著。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有的作品获奖，有的作品被选送出国交流，或被收入画集。如《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漫画卷》、《别了，愚昧迷信》、《黑白版画集》等。出版大型连环漫画套书《漫画丝绸之路》中的《漫画敦煌》分册；与郭文涛合著连环画册《红河激浪》。尽管“文革”中裴老同许多正直的艺术家一样备受摧残，但厄运使裴老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86年离休后，裴广锋仍然长年深入到草原，牧场、厂矿及农村，用漫画、速写等反映祖国新貌和地方风土人情。
裴广铎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顾问、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漫画学会副会长及名誉会长、甘肃省文史馆馆员、甘肃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等。
1997年中国新闻奖新闻漫画三等奖获得者，1997年甘肃敦煌文艺奖二等奖获得者。
裴氏父子书画双馨，成为陇上艺坛一道独特而瑰丽的风景，成裴广铎自画像（漫画）绘画为陇原书画界的一段佳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父子俩都并非美术科班出身，随缘所得，难能可贵。
苍茫雄浑中的山水灵性陇上山水画成绩突出“西部”是甘肃本土画家着力表现的精神内涵和永恒主题。众所周知，中国西部这片土地是贫瘠的，但在它历尽沧桑的山水间，却包蕴着其他许多地域永远无可比拟的辉煌。正是这种地域文化和民族化相互依存的积淀形式，成为西部独有的山川地貌，注入了难以言喻的人文内涵。
从兰州走向全国的著名山水画家蒋志鑫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百名书画大家访谈录”中，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作为一个画家来说，我把自己心里要对黄土地说的话，用画来表现。”
在山水画创作方面，正如著名艺术家邵大箴先生所说，甘肃画家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封闭之中有“虚静”的特征。符合元明清艺术传统，有“虚静”才能有深入，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能有更好的结果。画家们面对着眼前这片黄土地，找到了滋润他们生命的甘泉——绘画。于是，家乡的厚土、澎湃的大河、贫瘠的黄土地在他的笔下有了生命的激情和跃动的旋律。
的确，生活在广袤辽阔的大西北的许多画家，面对着的是茫茫无际，神秘而荒凉的大山莽原、戈壁荒漠……但在山水画家蒋志鑫及一道追求西部神韵和精神的画家笔下，那片土地却奔腾跳跃，蕴藏着激越的生命力。黄土高原养育了和蒋志鑫一样的一大批山水画家，也把他们领进了神圣的艺术天地里。而广袤无垠的黄土地、雄浑粗犷的黄土情、生生不息的黄土魂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最大主题和艺术灵感取之不尽的源泉。
过去不少山水画家在画西北风情、风光时，主要以写生为主，把画家所看到的景物呈现出来，所谓真山真水真性情是也。现在，许多画家们早已不是停留在写生的状态上，而是向传统语言、向写意靠近，更加重视内心的表达和形式方面的创造了。
郭文涛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画家。他早期在版画、油画、连环画等艺术门类中涉足探索并均有建树。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他潜心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内外展览。近些年来，尽管他担任不少社会职务，在繁忙的行政事务间仍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的各类佳作，特别是山水画。这是至为难得的。他在生机勃勃的西部美术天地间，以酣畅淋漓的西部郭文涛《铁壁关山》
绘画山水画和神形超然的人物画展现出其凌厉进取的气势。面对他的《陇山烟云》等作品时，许多读者都会因他笔下的西部山水久久激动。他笔下聚焦的高原大山、荒漠戈壁、长城垛楼、小村废墟、溪流莽林、驼队雁阵等等，无不展示出一种西部特有的恢宏气韵和进取精神，即使是那些随意点染在山川间的人物或者是显示出自然灵性的动物都能很好地造型传神，捕捉到属于画家独特艺术个性的形象与心理瞬间，表达出画家与客体间难得的神通意会，捧出一个黄土高原画家对西部山水的痴迷。
著名画家刘大为曾经说，我与甘肃的几位画家较熟悉，看了他们的画后很受震动。甘肃画家所画的是自己熟悉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说明他们在创作中贴近生活，是带着感情色彩去表现自己熟悉的钟爱的内容的，也反映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日臻成熟的一面。郭文涛的山水画在继承、吸收传统国画技法，在山水画内容表现和风格式样的创新方面，在笔墨情趣的表达上都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找到了比较恰当的艺术语言，取得突出的成绩。
半个世纪前，老一辈的西部画家们如赵望云、黄胄等就开创了画西北风情之先河，并使其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一大热点和亮点。
而真正使之形成热点和潮流还是近20年的事，这一时期又恰恰是郭涛、陈天铀、董吉泉、蒋志鑫、宋武征、潘瑞、段新明、张北云、曹建华、吕福周、张兴国、李鸿文、马刚、孙剑……众多的山水画家作为西部主力画家进行着艺术创作，将西部山水画创作推进到一个高峰期。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对汉唐文化和西北景观的关注，加强了中国其他地区与西北文化的联系。近年来，画家们开始向传统语言，向写意靠近，他们更加重视内心的表达和形式的创造。以往重视宏大场面的表现，对宏大场面的表现往往又借助于机理制作的方法，转向更具体的刻画，更注重并发掘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形式。以上画家们的山水画中那种对西北山水、风情的感觉，就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当代西部画家这种深刻的艺术转折和现代人在西北的那种独特的感受。
介绍几位山水画家画家郭文涛所绘的《陇山烟云》、《边关深处》、《瀚海行舟》、《古道奇关》等西部山水一扫传统表现中的浑黄、单调与苍凉，蓬勃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生机和气势雄伟、壮阔豪放的情致。画家十分注重东方情韵与现代美感的交融。他精准的写实技法中不乏文人画笔意，沉重中显出灵动，丰满中透出空灵，幽邈间流出动荡，蕴籍里传出狂放，甚至在看去是不经意的皴擦点划间，均富有浓郁的诗意。这些作品耐看耐品，置身画中，会隐隐感到画意透露出西部山水和人物在久远时空间所传递的某种禅机。画中无论是用苍劲的枯笔皴擦，湿润淋漓的披麻皴，干湿兼有的米点皴，都以纯熟的笔法表现出萧瑟苍简、豪放旷远的西部景色，让观者在“远近山川，咫尺千里”
中进入超脱、空灵的艺术境界。其他作品也都在处理前后层次及远近空间关系上恰到好处，生动地体现了其中法为本，西法为用艺术原则。他笔下的大山大水无不笔墨苍厚，气势雄伟，章法突兀，充分表现了所绘对象的质感：画中的高原平坡，笔势苍劲，起伏有致，正所谓“神与心合，心与气合”，加之用赭色和墨青、墨绿的烘染，使画里山水透出黄土高原所独有的风采和韵致。可以说这是钟情于大西北的画家在热忱探求那块令他无限痴迷的艺术圣土的苦行中，与他胸中丘壑的沟通和对话，那是画家对这方水土的深情感悟。它让观者领略那方天地长久沉默的灵性，深藏于地下奔涌的激情和阅尽沧桑的洒脱与超然。这也许就是画家在大文化的领域内考虑创作思维和变法的问题，才使这些作品耐看、有个性、气势宏伟的原因所在吧！假如只是片面看待笔墨、传统和生活体验问题，往往会使画家思想上对西部山川缺乏辨证认识和深层的理解，那只能妨碍艺术创作的思想深度和个人风格。从郭文涛对山水画艺术境界的追求来看，画家紧紧抓住如何确立山水画审美空间的创造。他的许多山水画由于其绘画张力的宏阔而表现出象简而意奇的艺术风格，大自然在他笔下既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现代人崇尚自然和关注现代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的心迹绘画外化。
陈天铀笔下聚焦的西部世界无不展示出一种西部特有的恢宏气韵和进取精神，即使是那些随意点染在山川间的人物或者是显示出自然灵性的动物都能很好地造型传神，捕捉了属于画家独特艺术个性的形象与心理瞬间，表达出画家与客体至为难得的神通意会。他捧出一个黄土高原画家对西部山水独特的热爱与痴迷。《麦积烟雨》、《天梯山之呼唤》等作品，都以饱满的构图，深沉苍郁的意象，使自然历与人文历史浑然一体，残缺美、悲怆美共存于墨彩淋漓之中，使人感到千古风雨洗涤后的屹立。他的一幅以敦煌莫高窟为题材的作品，沙丘重叠，岩体巍立，著名的九层楼顶天立地地伫立着。画家从侧面勾勒出圣山的主要轮廓。“今人犹见古时月”，明月辉映下的莫高窟，被人轻轻地涂抹上一层梦幻般的清辉，但莫高窟却铁浇铜铸般地屹立于天地之间。它空旷、肃穆、神秘。黑色的主体几乎占居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给人一种古代边塞诗般的凝重。
陈天铀《敦煌之辉光》
邵灵先生是甘肃画院的专业画家。他朴实谦逊、自然随和。
1937年出生于甘肃秦安县的他，字易卜，别署苦铁斋。他早年攻读机械专业，几经磨难，后弃工从艺。在他与客体对象的心灵感悟和对话中，他用手中的笔墨纸砚表达出自己独有的高雅情趣与文化人格。
潘天寿先生说：“艺术以境界美为极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这里所说的境界实指意境，而山水画尤其重视意境。我们知道，画家的禀赋、学养、师承以及思想、品位、气质等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意境上具有的明显倾向性。如邵灵近年来创作的《故乡》、《野旷》、《黄土梦幻》、《故乡草图》等，充分体现了画家个性化的意境表达，以及对人生自然的理解和感悟。他不息的艺术追求表现了精神上的执著追求，那大山腹地的小小村落以高昂向上的生命意识给画家艺术创作的灵感与激动。这正是他在对北方山水的神往段新明《秋高气爽》
绘画中用心和大自然交谈，夸张地表现北方山水的性格，又紧紧把握了一个“真”字的秘诀。西部山水也成就了他不事雕琢地绘出了陇山陇水的真情感、真境界、真气象、真风骨、真魂魄。作品艺术语言丰富，表现技法较多，令人耳目一新。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的笔下的山水中蕴涵着浓浓的乡土情结，在那点点滴滴的笔墨意识中流溢着画家不懈探索的精神。
黄宾虹先生曾经在《自题山水》中说过：“山水乃图自然之性，非剽窃其形，画不写万物之貌，乃傅其内涵之神，若以形似为贵，则名山大川，观览不遑，真本具在，何劳图焉。”蒋宜民先生是近年来在山水画创作园地上比较活跃的一员。他从几年前画一手非常传统的山水画，为之一变，推出了一批以表现雪山莽原、大漠戈壁、亘古荒野乃至烽燧残垣、孤驼独旅为题材的新作。如《天斧沙宫》、《旭日古风》、《高原牧情》，特别是《千里烟波》、《桑峡雨已过》等。它们不仅描绘了北方雄奇壮丽、大气磅礴的山水，更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自己的感情熔铸在了色彩斑斓的作品中，将画家激奋不已的内心世界坦露在观者面前。他曾说，一位瑞士哲学家说过：“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我们应该改作“一幅山水画就是一种精神”。
他的巨幅山水画《千里烟波》、《桑峡雨已过》便是用“落墨法”和大面积的“泼彩法”描绘了黄河两岸的壮丽风光。我们知道，南方的山与北方的山是有很大不同的，但随着人们对严酷自然条件的改造，黄河两岸泛出了绿意和生机。画家在反映这种巨大变化时，近景是在传统的勾线落墨后再加皴、染的方法来描绘，造成气魄宏大，黑白分明的艺术效果。骨法用笔或浑厚圆润，或凝重流畅，山石皆以写为画，耐人回味。又用“落墨法”和“泼彩法”表现云霭田地等。
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表现技法同时用于一幅画面上相互衬托，给人以活泼新颖的感觉。令人感慨的是大面积的泼彩没有冲淡墨线，反而强了墨线的表现力度，使得近处的山石树木显得更加清秀俊美而传统的线描反衬浓厚的泼彩，使画面平添了许多磅礴的气势。远处留下多处空白或云、或水、或气，蜿蜒的大河更具有流动的力量感和强烈的装饰美，给人遐想的余地。画中山峦起伏，白色的云气环绕其间，这些不仅起到了调节画面疏密变化和节奏的作用，而且更加增添了画面意境的深远与清幽。远处的的山峦用没骨法表现，色彩由深变浅，乃至用极为浅淡的绿色使山峦消失在虚无缥缈的云天之际，正可谓是“写尽江山无尽意”。几幅画都在不同程度地突出了浓重的笔墨，或勾、或留、或染，略施淡彩，形成了色不淹墨，以色衬墨的独特效果和风格；以深厚有力的线条和丰富多变的笔法描绘了山川激流，云绕邵灵《黄土梦幻》
绘画峡谷的景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用朱红、橘黄色点染的块面，极具韵律与节奏。既衬托了墨色，也给人一种雄浑壮美层林尽染的感觉。另一方面，大手笔的泼彩与工细的墨笔勾皴相互呼应，更使画面平添了深远的空间感。画家综合发挥了笔性、水性、墨性的艺术效果，在画卷上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层次与气势，让生动的笔情墨趣焕发出中国画特有的神韵。
荡气回肠的精神家园2004年，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张改琴推出了她的两卷本《书画作品集》。她的书法雄浑沉郁、凝重古拙。但作为山水画家的张改琴在艺术精神上也与其书法一脉相承，表现在作品中如赏字一般的笔力、笔势、笔韵、行云流水似的画意画境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妙境，自然和谐地表达着内在的情愫和生命意象。
张改琴笔下的黄土丘壑、树木流泉、窑洞人家、山径梯田、炊烟云霞等等，都赋予了人文的亲情。在那些本该是雄浑单调的群山中滤去了令人怵然的苍凉与萧索，而是流溢着一种温敦、恬润、和谐的美感。在她的山水画中，都是大西北最为常见的严酷环境中的景物，传达着画家对那方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的某种和谐的关注，特别表现出那种在巨大生命抗力之中所蕴藏的平静之美。正如有的评论所说：
“她在黄土地上发现的不是尚未脱离贫困的那一种苦难与滞重的生存氛围，以及由于闭塞而带来的精神畸变的感觉，她在努力探寻与这方土地气质、禀赋相吻合的人们的一种达观、温馨与宁静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应该说，她的画十分注意在对山川景物的势与质的刻画中，更加强调对细节的趣与理的刻画。这里所说的趣，是指她通过一些细小元素所传达出的生活气息和田野乡土之味，她在笔下描绘那些寻常窑洞、院落、劳作生息的人们时，往往并不将其放在显著的位置，或是在一种写意变形或简单点景勾勒中，完成她对田园生活的刻画，使之成为画“眼”，陡添许多情趣，洋溢着浓烈的生活之乐和劳作之美。而这里所说的理，则是指她所传达出的价值判断，她所寄托的审美情愫时，无论是大处落墨或是细部刻画，无论是刻意营造、着意描绘或是看似不经意的点景写意，都会用笔墨抒发自己对黄土地上芸芸众生生活状态的赞美，那是一种对和谐、宁静、安闲、从容的生活态度的认定。
从其画作《清秋》、《新秋雨气》、《新秋雨气弥陇原》中，一股清新高雅的感觉扑面而来，传递出一种浓浓的诗意画境。这些画大多气势开阔、气韵饱满，笔墨灵动，富有张力，显示了她深厚的线条控制力。这一切，来自张改琴在表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关系的美学追求和文化底蕴。她的家乡在陇东高原，那里最能够让她心往神驰，寄托内心世界中既高且远的艺术情思和乡土情结。但她却不是一般的写实，不是一般的粉饰与歌颂。她是在力图阐述借山水、自然来“以心接物、以物写心”实践中，力求将每一幅作品都成为自己对乡音的吐露、乡情的渲泄。与她的书法作品所展示的个性特质相比，她的山水画作品则呈现着丰富的群体特性，把家乡的皇天后土和沧桑云烟看作是自己的文化圣土和精神高地。在这一点上，她与众多的西部山水画家有着相通的艺术心灵，是用心中的艺术心象，讴歌秦汉之风的故土和梦魂牵绕、荡气回肠的精神家园。
一位大画家曾经表扬兰州的画家们说，兰州画家重视从传统中吸取精华，更重视传统中国绘画这一自身的规律和语言。这和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画领域有一种回归趋向有关系，但这点对甘肃画家特别有意义。甘肃曾经有过伟大的汉唐时期的辉煌文化，但自南宋以降中国文化中心转移以来，中国画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文入画的道路进行着。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中国画也不是唐宋时期的面貌，主要是元明清时期的面貌，如果我们放弃元明清中国艺术语言的成熟表现而追求唐宋文化是不可取的。唐宋文化的精神背景已经不存在，用现在的学写实的方法很快就能学来唐宋的写实方法，但其内核是空的。我们要在元明清绘画中更多地吸收语言，中国画的发展才更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的绘画方向的变化是很好的。这并不是说过去写生绘画或借鉴西方绘画、追求大气魄绘画为不好，而是他们目前的转折更扎实。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学习传统和表现现代人感觉的矛盾。学习传统不能流于表面，要学大师背后的东西，要学大师是如何学习传统的，学大师是如何把传统变成个人风格的。而且学传统的同时不能丢掉自己对西北山水、风情的感觉。生活在西北有一种独特的感受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这是替代不了的，而表面的外在形式是谁都能学的，学了笔墨，自己的感受没了也很危险，能在写生中表达出自己的心态，在个人风格和传统风格关系上找到—个切入点非常关键。
黄宾虹先生说：“山有脉，水有源，道路有交通，云烟出没，林木扶疏，法备气至。若断若续，曲折盘旋，举平远、深远之各殊，先不入于自然，而无容其造作之迹，此其上乘。”几年来，许多本土画家十分辛勤地耕耘在山水画的艺术园囿中，而且更潜心于学习中国画传统时的文化修炼。甘肃美在苍凉，美在雄浑。因此他们在学国画传统的时候，更注重对本土山水特征的分析，不断去寻找表现西部山水的特殊手法与技巧。正是源于这种对自然造化的师法，才使他们的作品具备了画夺造化之神和在苍茫雄浑的大山大水中少有人能发现的灵性。
我嘶故我在州画坛上有这样一批画家，他们不怕吃苦，耐得寂寞，像范仲淹老先生说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排山倒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依然能够静下心，定下神，执着地钻研自己热爱的绘画艺术，在有进无退的艺术苦旅中使自身的人品和画品一样高洁，进入出神入的艺术境界。他们是本土画家的中坚和脊梁。难怪不少全国大家对他们好评如潮，如说“兰州的画家阵容、实力、画作水平都比较强”，“兰州美术创作在新时期里可能会造成一个新的局面”；如说“兰州当地画家群体的创作状态和创作结果都很好，心理、精神和创作状态很好”；如说“看了甘肃画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创作上大都非常认真”“看到画家们在绘画技法掌握上很丰富，学了前人的传统，又通过对生活的追求、探索，有自己的创造和变化，这使得人在心里产生了很激动、很自豪的感觉”……杨国光和刘大林就是这样。他俩一为兰州人，一为湖南人；一为美术家与教育家；一为美术家；一为退休教授；一为中年精英；一位擅长画牛，一位精于画马。说来好笑，他俩真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味，但他俩在许多方面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你看，他俩都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进行艺术创作与研究美术理论，并卓有建树；都是长于鞍马动物，兼画花鸟、山水、人物的丹青高手，而且都成绩卓然，名闻遐迩。
“退而不休”的杨国光杨国光，1937年生于兰州。从少年时代就显露出不凡的绘画天赋。他在画坛出道颇早，青年时期有幸受业于国画大师黄胄和著名画家王天一，先后又深得石鲁、王子云、郑乃珖、刘文西等一代大师的关爱。他勤于学，精于思，认真思考研究中国绘画的艺术传统与创作，致力于水墨写意画的实践与体验，并吸收西洋画艺术之精髓，将其融汇贯通，独辟蹊径形成卓然不同的风格。196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安美院并留校任教，1975年调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
杨国光先生，本以人物画著称，兼及花鸟鱼虫、野塘出荷等，然而他更以画牛蜚声画坛。对于这个许多人曾经困惑不解的问题，杨国光先生如是回答个中缘由：“逶迤的黄河，浩瀚的大西北，曾经濡染过我儿时心窗中的那个梦，无论在舅舅家田边地头、瓜棚树下玩耍或跟家人耕田，我与那形、那景、那情都融成了那种难以言喻的境地。于是开始画牛，刚开始当然是树枝和沙滩所留下的原始抽象画迹，但是，我知道，这画远远承载不下我对牛的理解和感情……我爱画牛，也是因为只有牛才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当然为牛的写绘画照中我除了得到笔墨的神逸外，也带悟出了画道的精神思想与哲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一名数十年从事美术教育的美术教师，我知道播种的神圣，耕耘的劳苦与收获的喜悦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为人师表尤需德才兼备，在莘莘学子们求知成长的过程中，我便悄悄为他们树起了属于牛的精神旗帜。”
杨国光先生是长于素描、速写、工笔、写意等多方面绘画才能的体验型画家。多年来，他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法，经常深入到农村、草原，深入到大自然中去，积累素材，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和高品位的艺术作品。他的作品，画面单纯，着笔简练，设色淡雅，但却情趣深邃，格调高逸，韵味醇厚。
杨国光《秋雨图》
展现在面前的“清气”，便是极好的印证。那荷的枝杆，有的直立刚劲，有的随风倾身；那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荷叶，在清风中显得婀娜多姿；那层层荷叶中间，点缀出的鹅黄的嫩蕊，宛如颗颗明珠，在如梦的轻纱中闪烁；那待放的花蕾，孕育着生命的冲力，是那样的自信；那隐现在其后的片片荷叶，烘托出荷塘的博大域境，从而突出了荷“出污泥而不染”的意蕴，耐人寻味……作为一名大学退休的美术教育工作者而言，他的确“退而不休”，还处在如原先那样喧闹而习惯的的教学生活中，许多活动、许多学生、许多朋友还在不断地找他。但作为一位画家，他又必须是孤独、寂寞的。这种寂寞是心灵的写照，也是画家精神自由的象征，而超越却意味着离群索居与获得新的高度与跨度。石鲁有一段精辟而深刻的论述：“画贵全神，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我化为物，入我神者物化为我，然合二为一全矣。”“故我之观物，先神而后形，由形而后神。凡物我之感应莫先乎神交，无神虽视无睹。神先入为主，我则沿神而穷形……”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全神”既是客观对象表和里的统一，又是客观对象和画家主观情思的统一。可见，画家的意象造型活动，第一步即为：以“造化”为本，产生观念中的艺术形象的活动（即所谓“神交”）；第二步即为：借助物质的造型语言和工具运用，把观念中的艺术形象迹化为显现在画面上的可视可想的精神实体。唐符载记张璪画松时说：“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
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
杨国光先生在中国画画派横生，风格流变的当今，他处变不乱，独守一方净土，追寻浓浓乡情、醇厚泥土味的田园风光画，挖掘自己对生活原初的体验和思考，落墨时仍思之又思，慎之又慎，完成着他走向深层的自我回归。因此，他的作品深受众人之爱，饮誉海内外，其中一些作品曾在美国、日本、菲律宾和香港、台湾等地展出，1997年美国纽约传记中心授于杨国光先生“世界著名艺术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