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中共兰州特别支部遭受严重破坏，特支领导人保至善、王孝锡、胡廷珍被反动派杀害后，党在兰州地区的活动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29年夏秋，甘肃省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58个县大灾，230万人死亡，其中140万人死于饥饿，60万人死于疫病，30万人死于匪祸，“树皮草根食尽”。加之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广大甘肃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力挽狂澜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全国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为之一变。
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也召开了重要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指出党必须到军队中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兵变，并要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自此，中共陕西省委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前往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并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武装起义。1929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打入驻陕甘的孙蔚如、邓宝珊等部，并利用国民党宁夏骑兵四师八旅十五团团长王子元的关系在兰州、靖远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兵运工作，带动了兰州地区党的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兰州的地下党开始不断发展和壮大。他们面对反动派的大屠杀，没有被吓倒，而是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共产党员常黎夫、蒋瑞青、吴景鳌3人在兰州建立了党小组。
1932年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负责兰州地区党的地下工作。自此，在刚刚经历了黑暗风暴的兰州，不屈不挠的兰州的革命者又有了自己的组织，处于低潮的兰州革命运动出现了转机。
在中共兰州支部的宣传鼓动下，1932年11月，甘肃学院（兰大学前身）、省立兰州一中、女师、工校、农校等7所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教师组成联合会，推选代表到甘肃省财政厅交涉，强烈要求补发拖欠教师的工资。1000多名青年学生罢课，声援教师的罢教索薪斗争。罢课学生游行示威，并冲入省财政厅厅长谭克敏住宅，捣毁室内陈设，又到省政府请愿，迫使邵力子（1931年蒋介石委派出任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宣布撤销谭克敏的职务，省财政厅立刻如数补发拖欠教职员工的薪金，罢教索薪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进步人士的士气，使一度黑云压城的兰州欢欣鼓舞，轰轰烈烈的新的一页斗争史又翻开了。
东风掀新页——中共甘青宁特委重整旗鼓1932年12月初，一个统一领导甘宁青三省革命工作的党组织——中共甘青宁特委在兰州成立了，吴鸿宾任特委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常黎夫为秘书长，马豫章为组织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长。为隐秘展开工作，特委确定了两个秘密地点：兰州广武门外的菜根香酱园，省政府广场西边的镶牙馆。
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逐步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同时确定特委的工作重点在甘肃。特委成立后，党中央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都有效地传达给了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兰州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活动也更好地融入了全党的整体工作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一度瘫痪分散的党组织又凝聚成了一个坚固的一体。
在兰州，特委一经成立，就立即整顿和发展了兰州地区的党组织，两个军队支部，一个工厂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先后成立。兰州地区的党组织趋于健全，成员不断增多。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方针和中共甘宁青特委的领导，兰州的革命武装斗争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坚决的抗日爱国斗争，给日伪军以巨大的打击，在国内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战信心。
东北人民的武装起义也激发了甘肃人民的武装斗争愿望，中共甘宁青特委也把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开辟农村根据地当做了首要工作。
榆中县园子岔乡，地处山大沟深的榆中北部。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北方山村，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933年3月，一支命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部队在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下在榆中园子岔成立，由在靖远一带颇有影响的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张子明任参谋长。成立时，先期招募的人数达三四百人。
义勇军队伍迅速壮大，建军伊始，就发动驻地广大贫苦农民参加抗日反蒋斗争，打土豪，分粮食，组织部分兵力奇袭园子岔小岔岭恶霸地主展迎福的庄园，没收数十石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深受农民拥护。他们还第一次在甘肃打出“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爱国旗帜，其影响之大，震动西北。一时间，“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名字在老百姓中广为传诵。
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官防印兰州水北门兵暴多事之秋，兰州各城门历来都有重兵把守。
兰州水北门，在今永昌路北口，原为“广源门”，因为曾是州内城居民从黄河汲取用水的北面的通道，故又叫了水北门。
1933年4月初的水北门城楼，由邓宝珊部驻守，楼上驻守一个排三个班，二十多名士兵。
守军排长叫柳明山，具有较进步的思想。当时在兰州警察局工作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贺晋年与他私交颇深。为配合义勇军的活动，特委根据这个有利条件，指示贺晋年引导水北门城楼上的士兵举行兵变，将其人员和武器整合到西北抗日义勇军队伍中去。这是特委周详安排组织的系列兵变之一，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在敌人心脏部位发生兵变，无异于老虎掏心，流血牺牲的可能随时都有。
4月的一个夜晚，同往常一样，兰州早早沉入了宁静，月光如水，凉风习习。按约定，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石子健等人以看戏为名在剧院集合，剧院里正在上演风靡一时的秦腔《游龟山》，演员的宽音大嗓，直起直落，不时赢得满堂喝彩。
当戏演到《藏舟》一折时，贺晋年等人按约定时间离开剧院。
街道黢黑，他们脚步窸窣，在贺晋年的率领下，他们到达水北门城楼，迅速登上楼梯，按事先分配，各就各位。贺晋年一脚踢开守兵的住房门，用手电筒向他们照去。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柳明山大喊：
“谁在打手电！”在刺眼的电光里，柳明山认出了贺晋年。你问我答，几句简单的对话，贺晋年与早就不满国民党、同情革命的柳明山达成了默契。柳明山说：“我一定跟你们走！”
就这样，贺晋年等共产党员非常顺利地缴了柳明山排的枪。然后，又决定缴桥门楼驻军的枪械。期间，崔仰亭等被敌人发现，互相对打起来，沉静的兰州顿时枪声四起，城内一片混乱，剧院停演，城四周大门紧闭，全城很快戒严。崔仰亭、李培青来不及返回水北门，钻进桥门洞内扭断城门大锁，出城门过了黄河铁桥。贺晋年和柳明山披荆斩棘奋然行带着二十多名士兵及枪支，沿城墙根经过桥门经黄河铁桥直奔皋兰县后长川，同西北抗日义勇军汇合。
兰州水北门兵变令国民党蒋介石大为震惊。
尽管水北门兵变是当时中共甘宁青特委准备组织的兵暴起义中惟一成功的一次，但为今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枪械的充实和队伍的增加，大大鼓舞了抗日义勇军的士气。
血染红砂岘1933年，兰州水北门兵暴、西北抗日义勇军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甘肃军政当局。色厉内荏的蒋介石立即命令兰州国民党驻军和西北的马鸿宾、马步芳等组成甘宁青“三省联军”，对西北抗日义勇军“限期剿灭”。
4月下旬，春暖花开，干涸的红砂岘开始点起斑驳的新绿。这一天，正在红砂岘（今皋兰武川乡崖渠村）休整的义勇军战士不知道，国民党三省联军，以数十倍的优势兵力，正丧心病狂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扑来。铁蹄飞奔，一场惨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很快，敌军潮水般围攻义勇军战士，陷于绝境的义勇军将士浴血鏖战了整整一天，拼弯了刺刀，砸断了枪托，打尽了最后一粒子弹，三百多名官兵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郝新亚、乔侠波、孙邵堂、吕振华、武继先等在突围中被俘。
贺晋年、吕成明等率60余人向东北方向突围，因不熟悉敌情，遭遇袭击，数十名战士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将吕成明的首级带回景泰一条山示众。王丕荣等率领100余名战士突围时，被敌马二虎的黑马队（当地农民对国民党骑兵的称呼）包围。义勇军战士子弹打光以后，灭绝人性的黑马队挥动马刀疯狂屠杀，义勇军战士的尸体填满了一处蓄水的涝池。当夜，义勇军参谋长张子明收集被冲散的百余名战士，突袭敌军阵地，试图抢救被俘官兵，但遭到冶成章骑兵旅和黑马队袭击，大部分战士牺牲。
红砂岘战斗结束后，敌袁福昌团押解着被俘的义勇军指战员35人向兰州进发。途中，在义勇军指战员的掩护下，王儒林、武继先脱险，其余全被押解兰州。之后，孙作宾、李慕愚由中共甘宁青特委通过多方营救获释，史悟亭、吕振华、郝新亚、崔仰亭、李培青等营救未果，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史悟亭、吕振华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兰州。成立仅两个多月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这次伟大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和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民众传播革命火种、利用武装斗争进行抗日反蒋斗争的信心。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兰九一八事变以后，大片国土沦丧，人民妻离子散，民族危急日红沙岘披荆斩棘奋然行益严重。国民党一次次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欲壑难平。
1935年5、6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了“华北事变”，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平、津、冀、察和绥远等地区。
形势危急。尚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站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决定成立名义上主权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三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近万名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国民党华北当局代表请愿。国民党华北当局无理拒绝了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要求，并出动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打伤学生一百多人，三十多人被捕。12月10日，北平全市学生总罢课，并发表《宣传大纲》，号召联合全国民众，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扩大民族解放战争。12月16日，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组织了更为浩大的游行示威队伍，万余名学生和数万群众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国民党迫于压力，“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野火般迅速烧遍祖国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民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主张立即停战，集中全力打倒日寇。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兰州，广大爱国学生立即积极行动了起来。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秘密串联，制定行动计划。各校校园内纷纷传递着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和介绍宣传北平、天津和西安等地学生运动情况的传单。
在共产党员和广大爱国学生的积极努力下，12月下旬，甘肃学院、省立一中、省立女师和第一师范等十余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响应一二·九运动，声援北平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学生游行队伍在行进途中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并向沿途围观的市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呼吁全体兰州市民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生游行队伍行至辕门广场省政府门前，集会示威，高呼口号，呼吁驻兰东北军五十一军的东北军官兵调转枪口，打回老家，收复东北失地，并强烈要求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公开宣布甘肃省率先对日宣战。广大青年学生高唱《松花江上》，使守卫省政府的东北军士兵凄然泪下，面罩愧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采取闭门敷衍的办法，并派出大批军警在学生游行示威路线沿途设岗，准备“弹压”现场，以防“滋生其他事端”。与此同时，国民党省党部派出特务分子，对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进行阻拦和破坏，并寻机闹事，以便为公开镇压提供口实。但由于青年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秩序井然，防备严密，担任“弹压”任务的东北军士兵同情游行示威学生，自觉维护围观群众秩序，才使得国民党右派的险恶阴谋没有得逞。
兰州青年的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所进行的爱国抗日学潮是继兰州近郊西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活动的又一声势浩大的活动，它揭开了兰州民众爱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序幕。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了兰州爱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
一次鲜为人知的事变——兰州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个震惊中外的事变在中国命运最为危急的时刻扭转了时局，因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载入了史册。但鲜为人知的是，与此同时，为配合这次披荆斩棘奋然行行动，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在西北重镇兰也秘密发动了一场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甘肃地位愈加重要。随着红军一方面军西征，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及西路军鏖战河西，大量国民党中央军及东北军相继进入甘肃。西北地区骤然成为当时抗战与内战的斗争焦点。
1936年11月的一天，张学良秘密飞抵兰州，同驻兰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进行了密谈，在这场事关大局的密谈中，于学忠对张学良准备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决定表示赞同。
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发动的同时，一封张学良亲署的特急密电发到兰州，命令驻甘肃的东北军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配合“西安事变”。随后，五十一军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密谋发动事变。
12日，“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4时，在兰州水北门一带驻防的东北军某部，向黄河北岸的中央军开了火，在城内的东北军先后包围了朱绍良的办公地——西北绥靖公署及公安局、军警督察处、中央军第二十四师留守处等机关。
晚7时许，东北军驻兰州的五十一军军部却是另一番景象：席上灯火通明，桌上摆满美酒佳肴，被宴请的是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真是宾客满座，觥筹交错。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鸿门宴”。
不久，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冲进军部，将一时摸不着头脑的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高级军政官员全部扣押。与此同时，兰州城内炮声四起，枪声大作，驻兰东北军迅速占领绥靖公署，向中央军各兵营、机场、银行、报馆及特务、警察机关发起进攻。当夜，枪声彻夜未绝，遭到突然袭击的中央军各部和特务、警察机构来不及进行有效抵抗，大多被当场缴枪。
13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
事变发生后，省内主要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及各单位负责人都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理解和支持。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民众的拥护，五十一军以省政府名义下令停止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强令省党部控制下的《甘肃民国日报》登载张、杨的“八项主张”，并派人员到各大、中学进行抗日演讲，散发爱国传单，讲解国家面临的危急，宣传事变的意义。一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兰州的大街小巷。
12月25日，五十一军忽接西安总部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返回南京。第二日，接到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发还收缴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军各单位恢复常态，“兰州事变”
遂告完满结束。
“兰州事变”在省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天津《大公报》等报刊报道了“兰州事变”始末，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和关注。作为西安事变一部分的兰州事变，对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的作用，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同时也推动了兰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五十一军也因发动了兰州事变这一壮举而载入了抗日爱国的史册。
安定门外的一次大行刑今天，美丽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其雄浑旖旎的塞外风光吸引着众多游人。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西南与甘肃省相邻、北与蒙古国接壤，国境线五百余公里。这里有一望无际、金色的胡杨林，有闻名遐迩的汉代居延遗址，还有令人遐想万端的西夏黑城，这个在古代曾经辉煌过的地方，曾多次遭受侵略者的搜掠和践踏。
披荆斩棘奋然行1907年12月25日至1909年7月26日，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曾先后两次到黑城遗址，挖掘了大量的西夏文献，并将其全部运往彼得堡。
1914年5月27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来到了黑城遗址，进行了为期8天的挖掘，同样满载而归。驼铃阵阵，一座反映多种古代世界文明交汇的天然图书馆就这样被分解流失到了异国他乡。
不久之后，阴谋吞噬我整个中华的日本人也悄悄潜入了这块人烟稀少之地。
1936年夏秋之交，《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深入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视察，往返两月有余，在《塞上行》一书中记下了亲眼所见的许多事实：
“那时日本人之过松稻岭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其余的都入额济纳。他们沿路笼络威吓商人，许他们一些未来幸福，许多商人感到日本势力之可怕……不大敢和日本的侦察队作对”；“日本人已经将百灵庙至阿拉善首府定远营，和百灵庙至额济纳的道路测量完毕”；（额济纳）“东庙两侧戈壁上，就是日本选定的飞机场。平硬宽旷，日机已数次起落，异常便利”。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其军方情报机关的触角早已伸入我国的大西北。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日本在我国西北已有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乘蒋介石忙于内战，对日妥协让步之际，在积极准备侵占我国华北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绥蒙和宁夏。他们一方面鼓吹不伦不类的所谓“民族自治”理论，挑动蒙、回、藏人民之间以及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以施其“以华制华”之故伎；另一方面，不断派遣特务打入绥蒙和宁夏以及甘、新等省广大地区。后来又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并在宁夏省管辖的阿拉善、额济纳二蒙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组织汽车、骆驼队运送储备军事物资。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正式设立机构（驻祥太隆商号），在阿旗公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旗方甚至还组织人力给日方在阿、额两旗各修建了一个简易飞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东庙（额济纳旗王府所在地）之间的不定期通航。特务、汉奸以东庙为基地，在宁夏银川和甘肃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公然穿日本军服，挂军衔，到处进行调查和地质测量，绘制地图，活动十分猖獗。
范长江就此评述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指日本）最近一二年来努力之目标……是想利用蒙回藏等比较不甚得势的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原因，日本侵略者还想利用弱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
同时以此为后方，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轴，来轰炸附近区域内的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等地。
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和丑恶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
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取缔日特机关，驱逐日特出境。1937年春天，李翰园奉命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7月7日，逮捕了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全部肃清了在东庙一带活动的日本特务。
此日，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之日，日寇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汹涌澎湃。
9月2日，李翰园押解13名特务和5名汉奸回兰。5辆卡车驶过黄河铁桥进入兰州，行至学院街（今武都路）时被群众发现，愤怒的人群越集越多，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死日本鬼子！严惩汉奸卖国贼！”，并愤怒地用石块投掷日特。怒不可遏的群众围困卡车达三四小时后，特务汉奸才被押入监狱。激愤的人群直至夜幕降临，还迟迟不肯离去。
随后，由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组主持，在兰州对日特和汉奸进行了审判。经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将日特机关长江畴寿夫（少将）、横田（少将）、大西俊仁、松本平八朗等18名日本间谍披荆斩棘奋然行和汉奸全部处决。
失魂落魄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卖国贼提出行刑时不要用大刀杀头。然而，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和汉奸卖国贼的恶行早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法庭内外一致主张用大刀砍掉特务和汉奸的头颅。
9月14日凌晨，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被宪兵队押往安定门外刑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手起刀落，民心大快。这次大行刑极大地扑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北的嚣张气焰，使兰州人民深受鼓舞。
抗战爆发时的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欲壑难填的日寇对我国鲸吞蚕食，开始从东北向华北进发。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进攻卢沟桥，激愤已久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寇的侵掠！”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受了太多的欺凌和侮辱，七七事变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浩大洪流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日寇冲荡而去。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情绪沸腾。大后方兰州也激荡在抗战的热潮中。7月7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兰州人民群情激愤。7月12日，甘肃省及兰州市各族各界通电慰劳卢沟桥前方奋起自卫抗敌的中国驻军第29军抗日将士。7月17日，兰州各界举行大会，电慰前方将众志成城抗顽敌众志成城抗顽敌士，同时成立“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开展宣传、募捐、民众防空等抗日救亡活动。7月21日，兰州爱国青年20余人组织了“西北人民抗日服务团”。7月底，甘肃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7月29日，共产党员谢觉哉抵兰，原红军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高潮。
1938年3月4日，《新华日报》以《今日的兰州》为题，向全国人民报道了兰州抗日运动的热潮：“救亡运动在最近的表现，就是2月7日至13日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充分表现了民众抗敌情绪的高涨。妇女日在省府前开的市民大会和农工日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的市民有1000多人，全市充满了抗日的空气。”
国家的危亡激起了兰州人民空前的团结和战斗的激情。
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地方势力的黑暗压迫，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经济困乏的兰州依然十分封闭落后。谢觉哉1938年2月9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到：
教育。历来拒绝外省人，新的空气不能输入。举个极端的例子：中学生打屁股，课本上的白话，教员用文言在黑板上解释。
民众痛苦。甘肃吏治黑暗，可以考得头名。举几个例子，高利贷有借十元每天出息一元者，不怕你不还，有警察替他追索。
交通状况。交通是最坏不过了。甘新路，把款子交给马步青，民众得不到一个钱，还要带饭、挨鞭子，或者出钱免役。西兰路是“稀烂路”，雨季得走一二十天。
1939年，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李孤帆在他的《西行杂记》中，也记下了在兰州的见闻：“一般贫民多拿棒子米和洋山芋为充饥的食料。小孩子多没有裤著，大人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冬天惟一的宝贝，就是一袭没有面子的老羊皮褂子，晚上就拿它当被褥。”
在这样的境况下，共产党领导的长期在国统区封锁下的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异常艰苦卓绝。
从彭公馆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个月，在中华民族情势危急之下，国共两党再次达成合作，决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兰州是西北的重要城市，既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又是空中和陆上通往苏联友邦的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2月，周恩来亲自赴西安召见吴鸿宾，谈到了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并在兰州设立办事处的问题。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奉命从甘肃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在没有根据地，没有补给的情况下，西路军战士与装备精良、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部队在隆冬时节浴血奋战数月，在歼敌25000人后，西路军于1937年3月在河西惨遭失败。永昌、张掖、临泽、高台、祁连山洒遍了西路军战士的鲜血，除少数人在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下突围进入新疆外，绝大多数战士牺牲、被俘或失散。
境遇悲惨的西路军战士时时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心。
西安事变时，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及时通过谈判方式给马步青、马步芳施加压力，以释放被俘红军。同时，中共中央派共产党员吴鸿宾、张文彬、刘秉林分赴青海、河西调查西路军状况。
1937年4月，马步青将从甘州（张掖）押解到凉州的被俘红军800余人送往青海“垦殖边区”，给马步芳当苦力。很多红军战士在饥寒交迫和非人的折磨中留下残疾。为营救这批战士，党中央决定在兰州专门设立了红军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准备采取各种营救措施，使战士们尽可能地虎口脱险。
5月29日，共产党员张文彬、彭加伦率领朱良才、况步才、黄文炳、王大成、刘富秀等7人携带周恩来、叶剑英致甘肃省主席贺耀组的信从西安抵兰。在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红军办事处，以“彭公众志成城抗顽敌馆”的对外称呼开始了营救联络西路军的工作。红军办事处成立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国共两党也未正式合作，红军办事处处境十分艰难，国民党当局表面敷衍，暗地里监视刁难。
1937年7月29日，一架欧亚班机抵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谢觉哉同志来到了兰州。
为营救西路军战士，打开兰的抗战局面，激发民众的抗日高潮，谢觉哉在兰州开始了沉重而艰难的创业。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谢觉哉的湖南同乡旧友，党派谢觉哉来兰就是考虑到了他们的特殊关系。8月25日，红军驻兰州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并挂出牌子。谢觉哉任中共中央代表，彭加伦任处长，朱良才为秘书长，况步才为上尉副官。办事处除谢觉哉以外，工作人员一律着军装，佩戴军队符号。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兰州6年的艰苦工作拉开了帷幕。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艰难起步谢觉哉身负重任到了兰州，借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大好形势，首先，他加紧了甘肃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设。
1937年7月29日，谢先生抵达兰州的当晚，贺耀组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老乡相见，分外亲热。儒雅持重的谢先生借欢快和谐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彭加伦之气氛不失时机地就国共合作和红军西路军被俘问题，与贺耀组及与会的兰州地区国民党各界要员进行了轻松的商谈。而当日，恰是日寇铁蹄侵占北平之日。
7月30日，谢觉哉拜访省会警察局局长马志超、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罗贡华、教育厅厅长田炯苗、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等，继续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此日，天津沦陷，全国上下，群情愤慨，兰军民也义愤在胸。
此前的7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开始，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属国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国共抗日呈现美好前景，也为谢觉哉在兰州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7月31日，贺耀组亲至南滩街54号回访他的老乡谢觉哉。二人你来我往，互谈见解，交流日渐深入。谢觉哉还频频写信给贺耀组，就剔除兰州各方面弊端畅谈改革之措施，并一再宣传全国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言辞恳切，令贺耀组深受启发和感动。1937年8月13日，贺耀组再次召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等数人，在励志社联名宴请谢觉哉和彭加伦。席后，深入座谈民主建国、民众运动、民族团结和国共合作等问题。国共团结抗日的形势在甘肃初步形成，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地位也初步奠定了。
8月31日，日寇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上海驻军浴血奋战，全国民众抗日情绪沸腾，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抗战。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国势危难中艰难起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兰州人民将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呈现良好生机。
◎历史巨轮已碾在我们身上，为罪为功判在俄顷，看我们向哪边走吧！
先从观点谈起。我们应向下列不正确的观点开火：
一、“希望日寇适可而止，特殊化了华北，不会再南下或西进吧！”
这是自己脑子里幻制的近见，不知道日寇灭亡中国有了长久的计划，且为众志成城抗顽敌其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果。
二、“日寇打来西北，苏联会替我挡一阵吧！”这也是没出息人的话。我们需要外援，苏联允许的头批百十架飞机也许近日会到，但这只是帮助，主要仍是靠自己。“扶起牛屎做不得宝塔”，我们不是牛屎。
三、口说全民抗战，却不肯开民主之门，这是天大的矛盾。“系其足而使之走”，是不可想象的。后援会与妇慰会的无力，正是如此。
四、怕登用先进人士，“政治犯释放了任其闲散”。他们不好何必放他？好呢，为何不用？
五、明知无故，或为益无多的事，而因何为之？
应做的事不能不做，明知有益，且迫不及待者，而因格于律令和环境，却不敢做。
……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
《大公报》社论说，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伟哉是言。
——谢觉哉给贺耀组信（1937年10月23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谢觉哉的影响下，甘肃省省长贺耀组的思想逐渐转变。他接受谢觉哉的建议，从抗战的需要出发，分别召集党部和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对不适宜的政策作了修改，并就征兵、保甲制度、民族政策、文化教育诸方面的问题制定了一些新规定，在协助办事处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方面也给予了一定帮助。贺耀组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形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以后，甘肃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纷纷破土而出，抗日报刊和进步书籍如雨后春笋公开出版发行，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活跃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贺耀组对谢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友好态度和做出的种种反应，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猜疑。1937年12月，贺耀组被调离甘肃，由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接手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朱绍良是一个反共老手，推行了许多防共反共措施，他下令禁止发行进步书刊，拘捕和监视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合并救亡团体，在陇东制造反共摩擦，对八办防范仇视，并在群众中公开诋毁，散布要取消八路军办事处的流言蜚语。在办事处正门口派警士昼夜站岗。八办初期建立的统一战线遭到了破坏和阻挠。为加强八办工作力度，适应新情况下的斗争，1938年2月，中央派伍修权同志担任办事处第二任处长。随后，办事处迁至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办公，彭加伦离赴新疆工作。虽然朱绍良十分反动，但八办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有理有据的说服、争取工作。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节节胜利，八办在兰州人民心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朱绍良迫于现实，勉强维持表面的团结友好局面，兰州抗日救亡运动在1938年上半年暂时保持了发展的态势。
同时，八办自建立之日起，始终没有忘记党交付的一个重要使命。早在1937年8月31日，谢觉哉抵兰第三日，就与彭加伦、朱良才决定，由兰州“福陇医院”医生高金城前往张掖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经谢觉哉推荐，贺耀组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救援会主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艰巨任务于万丛荆棘中展开了。
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西路军战士遭遇强敌，血染河西。众多战士被俘、失散。全党全军痛惜不已。为营救这些战士，中共中央想尽了办法。
1937年初，为营救西路军战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殚精竭虑，动用了各种可能的关系和途径。1937年3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建议物色与“二马”有交情的人，请他们向“二马”“说众志成城抗顽敌情”。
周恩来在西安多方寻求关系，希望二马与红军停战。听说有500多名红军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内，他托人找到一位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相识的回民老人马德涵，去凉州向马步青转达口信，希望马家不要伤害红军。马德涵见到马步青，听说黄番寺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送往青海。于是，周恩来于1937年4月下旬在西安马德涵家中会见刚从阿拉伯朝圣回来的青海省主席马麟，请他制止对红军的残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下，马家不敢一意孤行。对西路军俘虏的迫害也有所收敛。
当时，在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拱星墩监狱，关押着1300名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俘虏的西路军流散人员，以及二马从凉州和西宁转来的西路军人员，其中有西路军师、团一级干部方强、徐太先、卜胜光、徐立清等以及从西宁转来的红军电台工作者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等。他们在监狱内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大家开展反迫害斗争。1937年5月中旬，周恩来派张文彬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兰州，了解拱星墩监狱中西路军人员情况，进行营救。张文彬到了监狱后，向狱中同志转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怀。战士们激动万分，泪流满面，高呼口号。狱中的秘密党支部把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张文彬，请他送给党中央。之后，周恩来与贺耀组交涉，要他尽快将关押的红军转往西安。6月，当这些红军被转送到甘肃平凉地区国民党43师防区时，方强等党支部领导人决定，乘机逃脱，跑回陕北。于是战士们在路上故意磨蹭找事，队伍零零散散，拉了几里地长。国民党兵也看不过来，一会儿掉队一个，一会儿不见一个。大家悄悄互相转告：往东到四十里铺就是游击区。夜里，方强等带领大家开始胜利大逃亡，绝大多数人都顺利到达镇原援西军驻地。当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看望大家时，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坚强战士们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在中共中央积极营救西路军战士的同时，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主动配合，竭尽全力想办法、找路子，使一批失散和被俘红军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的西路军1500余人编成的“新兵团”移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战士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做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1000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这是办事处成功营救西路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1937年8月，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到那位同情革命的基督教徒高金城医生，利用他的声望和马步芳部署的关系，与被俘红军的秘密党支部建立了联系，以医院需要护士为名，向驻张掖的马部旅长韩起功指名要出被俘女红军王定国等同志。被俘红军秘密支部在高金城大夫的掩护和指导下，陆续找到并救出2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将他们分批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并从办事处转移到延安。刘瑞龙（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魏传统（任红四方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旧址众志成城抗顽敌面军第33军政治部秘书长）等原西路军干部，都由高金城及时联络八办，被成功解救。
还有，许多西路军战士死里逃生后，辗转到兰，找到办事处，要求归队，继续参加革命。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经常派工作人员走街串巷访问收容，直接在兰收容的西路军战士就有四五百人。其中，约有200人被送往延安。1937年冬，青海马步芳释放约200名残废的红军战士，八办和当局联系，给他们发放路条、路费，送回原籍。1939年秋，马步青释放百余名残废红军，八办也帮助他们安全返回原籍。
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借工作之际，也营救了许多西路军战士，比如高金城先生夫人牟玉光从国民党收容所要回了柳秀英、罗民秀等人。西北公路局司机侯维炽在接运苏联援华的汽车时，在河西乌鞘岭遇到了10名失散西路军战士，后被八办营救。八办从街头等地方零星收容的西路军失散人员也近300人。
仅至1937年年底，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其开展工作期间，先后营救2000多名西路军战士，使这些历经坎坷的西路军战士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腔热血高金城1937年8月1日，是谢觉哉到兰州的第三天。这一天，谢先生与彭加伦、朱良才，神色凝重地来到兰州城外的五泉山，会晤了德高望重的医生高金城。
高金城是共产党亲密的朋友，谢先生此番见他，就是希望他能借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之便利，协助我党营救西路军战士。谢先生直截了当表明了心迹，并与他商议，希望他亲赴河西营救西路军战士。这位思想进步、性情耿直的医生当即诚恳地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事，请您放心！”紧接着，谢觉哉请代理省主席贺耀组给高金城委以“河西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名义，请高金城速赴河西。8月8日，谢觉哉、彭加伦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告知高金城已去河西准备积极营救西路军这一重要消息。
高金城，河南许昌襄城县人。1917年，他先后在甘（张掖）、肃（酒泉）二州创办福音医院，在河西一带一面行医救人，一面传播基督教，他抚危济困、乐善好施，深受群众爱戴，张掖人民曾赠他一块匾额，上书“济世救人”
四个大字。1927年，医术高明的高金城应冯玉祥邀请，去郑州出任西北军伤兵医院院长，高金城逐渐结识了冯玉祥部队中的吴波、吉鸿昌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深受他们爱国爱民思想的影响。1933年10月，高金城再到甘肃，在兰州齐鲁会馆（今永昌路兰州四十中）开办福陇医院，造福陇原，解西北人民疾苦。期间，为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西安事变后，他公开表示，对我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瞻远瞩，不计宿怨的高风亮节极为钦佩。
为营救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党中央要求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请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联络，想办法最大程度地进行挽救。高金城深深为西路军的悲惨遭遇所打动。在他赴河西前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安置妻子牟玉光在兰开设一个“助产所”，作为流落西路军战士到州后与八办联系的联络点。他还把医院的各种日常用具赠送给了八办。
就在高金城赴张掖前不久，心狠手辣的马步芳部100师师长韩起功无视国共合作，疯狂屠杀大批西路军被俘人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大批年轻的西路军战士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高金城悲愤交加。在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以福音医院为掩护，开始了积极的营救工作。
革命英烈高金城众志成城抗顽敌高金城以医院需要护士为名，向韩起功要出了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等四人到医院做护士，通过她们与西路军地下党支部加强联系。福音医院成了临时党支部秘密活动的联络站。在医院，高金城专设二十张病床，接收红军伤病员。医院后门专供他们出入，并约定叩门三声为暗号。他为伤病员买布做衣服，提供各种生活用具。经治疗能走的就发给路费，带上高金城的名片到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或牟玉光的助产所。伤残严重不能行走的，则设法转移到安全之处。惨烈的河西大战时，正值隆冬季节，许多西路军战士被严重冻伤，有的成了终身残疾，高金城配制了一些治疗冻伤的膏药，派医生走街串巷，发放给流落的红军。另外，他又办了一所孤儿院，专门掩护收留失散的西路军小战士。
当他得知韩起功准备把在押的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惠子明等8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的消息后，高金城连忙派人赶回兰州向谢觉哉汇报。谢觉哉获知这一重要情报后，一边“请贺（耀组）去电营救”，一边致电毛泽东，让他以“朱（德）、彭（德怀）名电青马，并公开派人去收容”，使这些干部获救。
在民乐县倪家营子、山丹等地，高金城派人以下乡看病为名，寻访流散红军。他们拿着高金城写的条子，告诉失散的红军到兰州南滩街54号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的组织。一批西路军干部战士因此辗转兰州，回到了延安。
当高金城打听到西路军总政委、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隐蔽在民乐县花寨子一带的消息后，连忙派蔡光波、王定国去接应。在得知陈昌浩在湖北老乡、中医但复三的帮助掩护下已经离开张掖后，又连忙写信告知谢觉哉。其间他还了解到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等的下落，均通过谢觉哉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通过种种艰苦的努力，年过半百的高金城一腔热血，尽心竭力地完成着他的使命。短短半年时间，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被营救。但是，他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仇视。
1938年2月3日凌晨，韩起功派中校副官马兆祥谎称“韩师长得了急症，请高院长出诊”，将他骗到100师司令部。狡诈虚伪的韩起功逼迫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交待他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俱，高声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败类。嗜杀成性的刽子手韩起功恼羞成怒，命令断其四肢，高金城忍受着剧疼，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
高金城血洒甘州的这一天，是1938年春节的农历初四。
高金城生前给谢觉哉的最后一封信，还留着他无尽的牵挂：
“甘州尚有三条驳壳（枪）应运回；南山还有点人不敢出来；甘凉一带流落的人还多。”
直到解放，高金城烈士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在他的骨灰盒内，安放着的是一把高金城生前给红军伤病员治过病的手术刀。
接待过往人员转运支前物资抗战时期，兰州在中国版图中的位置尤为重要，其原因除了它是国统区北方一个重兵把守的城市之外，又是我国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当时，苏联友邦援助我国的抗战物资拥有两条国际通道：一是公路，由前苏联的萨雷奥泽克至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并途经乌鲁木齐，最终抵达兰州；二是航路，由前苏联的阿拉木图至新疆伊宁，终抵州，再由兰州送往各地。故而兰州负有交通中转站的重要使命。
兰州设有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当时，在兰州有一位中国通，他是苏联军事代表阿基莫夫中将；还有个弗拉季米洛夫副代表，他有个中国名字叫“孙平”。他们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均有深厚的友情。苏联支援我前线的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书籍等。1937年冬至1938年夏，苏联赠送我国的第一批汽车，包括500辆吉斯五型六轮三吨半卡车，就是经新疆抵兰，后送往内地；1937众志成城抗顽敌年10月至次年2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第一批军火物资也是由兰州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包括：297架军用飞机、290门各式火炮、82辆坦克、400辆汽车以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弹药，总值为4.8亿多美元。滕代远同志携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12车；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10车，都经兰州运往边区。八办副官况步才也多次押运军火物资到长武转交八路军庆阳驻军。办事处还将苏联支援我党的学习材料《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和斯大林《论民族主义问题》等各种书籍5车，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皮衣运往长武，由三八五旅接受转运前线。对于物资匮乏，艰苦作战的我军，兰州八办做了非常实际的工作。
另外，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我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八办还承担党的干部往返苏联和新疆的安全保护接待任务。先后经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送往新疆、苏联的我党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云、李先念、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高自立、李天焕、李卓然、许光达、毛泽民、贺子珍、滕代远、杨至城、孔源、冯铉、曾传六、江泽民、王弼、王明、康生、林彪等。另外还有外国友人胡志明、阿里亚汗、野坂参三等。
在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所在的那个北方样式的四合院落看起来平平常常，但在革命动荡时期，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小小战场，像革命者的一个家，它深藏自己的艰辛与危困竭力为革命者们提供着安全与温暖。
周恩来同志后来热情赞誉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说它是“党中央领导的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火种的传播台”。
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奔腾！
《延安颂》，这支长了翅膀的歌曲，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很多革命者唱着这支歌，憧憬着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梦想，许多国统区的青年唱着这支歌，冲破艰险，奔向延安，投入革命的洪流。
是什么吸引着那么多青年冲破种种阻挠，奔赴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眷恋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
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当年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为人民利益谋幸福的延安，成了千千万万进步青年梦想的革命圣地，宝塔的红光映红了他们的心扉，指明了他们前行的方向。
在兰州，八路军的驻甘办事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构，成了进步青年们接近革命的地方。青年们常去八办求教，抒发他们的革命理想，了解红色圣地的事情。在八办的革命教育和帮助下，兰州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觉悟不断提高。进步青年岳维俊、安鼎铭、杜琳、刘珍、张生强、陈定邦、高尊输、何明渊、周新民、张恕、周世俊、曾莹、闫达寅、任震宇、陆钟斐、王君朗等百余名青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介绍下，先后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工作。酒泉师范的8名学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兰州，办事处送他们奔赴延安。靖远县乔映淮、魏子义、党培英、乔雨生、万良才等56名青年在办事处的介绍下分数批经西安“八办”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据统计，经“八办”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以及青训班学习的众志成城抗顽敌甘肃青年共约300余人，其中有邓宝珊的女儿邓友梅、进步人士杜汉三的女儿翟颖，还有甘肃省参议、进步人士杨干丞推荐的青年军人刘顺安等5人。他们在延安学习后，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其中有的上了抗日前线，有的留在边区工作，还有不少人被派回甘肃各地从事地下斗争。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了党的领导骨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看不见的战线——甘肃地下党的组织和建设在兰州，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同时开展革命工作的还有一条秘密战线。
1937年7月下旬，曾在兰州担任过中共甘、青、宁特委军委书记的孙作宾从延安出发，一路风尘，途径西安、庆阳、平凉等地，历时20余日抵达兰州。此行，他身负更加重要的使命——负责筹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机构的工作。
1933年，中共甘、青、宁特委被破坏后，甘肃党的地下工作转入了低潮。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广大人民抗日救亡工作，党的在甘领导机构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不久，中央又委派刘日修、刘杰（孙作宾夫人）等先后抵兰，分别进入甘肃学院、兰州师范和兰州中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孙作宾化名孙新民，以《西北日报》记者身份，开始秘密组建甘肃工委的工作。
孙作宾和来兰的其他党员马上投入了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国民党部队中、兰州教育界和榆中等地，恢复和发展中共党员24人，党小组4个，使甘肃党的地下工作有了起色。1937年10月25日至26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举行了有谢觉哉、彭加伦参加的地方党的会议，成立了中共兰州工委。由孙作宾、郑重远、吴鸿宾、刘日修、刘杰等5人组成，孙作宾任书记，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和回民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刘杰负责妇女工作。党在兰州地区、在甘肃的活动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月，中共中央派罗云鹏从延安来兰任工委副书记，以加强中共兰州工委的领导力量，同时，中共兰州工委正式更名为中共甘肃工委。
八办和工委并行工作期间，一个公开活动，一个隐秘工作，共同为国统区甘肃党的组织、建设、扩大，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37年底，兰州出现了空前的抗日热潮。至1939年底，通过发展、学习教育和整顿，甘肃工委已有党员143人，其中分布在兰州的党员有40人。革命种子撒播在了甘肃大地。
发动人民群众全力抗日抗战之初，毛泽东就充满信心地形象地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这番话高瞻远瞩、意义深远。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之后，兰州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兰州工委密切合作，立即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和宣传洛川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的精神。“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志成城抗顽敌众。”洛川会议的精神让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发动人民群众全力抗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37年11月3日，兰州的《西北日报》发表了谢觉哉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的文章：
“唤起民众”。“唤”使民众还没有清醒，已清醒的党员，要去宣传他，扶植他，“起”使民众听到“唤”，一骨碌站起来，发展其奋斗的身手。字义很明白：“唤”是我们去“唤”，“起”是民众自己“起”。
假如不去“唤”，或限制“唤”，如言论出版不能完全自由；“起”也不任其自由“起”，如集会结社受到限制，那都是误解了总理的遗嘱。总理曾经这样做：出报纸，设政治讲习所，农运讲习所做“唤”的机关和训练“唤”的人才，扶植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党纲上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以为“起”的进步，在今天，就是应该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是唤）、集会结社（是起）的完全自由。
在兰州，长期的独裁统治、麻痹和压制，需要党的“唤起民众”的声音和力量尤为强大。在这一艰巨工程中，我党首先最大程度地团结广大走在潮头的爱国青年，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
抗战爆发后，甘肃教育界依然施行封建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继续着他们目的阴暗的奴化教育，试图禁止学生关心国家，走出校园。但大敌当前，兰州青年学生不甘落后，他们热血澎湃，十分不满当局的愚民做法，共产党一致抗日深得民心，也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冲出校园，争先走到爱国的前列，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成了他们了解国事，抒发爱国情感的场所。他们热烈聆听办事处共产党员对他们的启发和教导。在兰州各院校中，甘肃学院的学生走到了革命的最前列，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兰州工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的刘日修把抗日救亡的新思想带进了学校，受到学生的拥护。他主办了学生自治会会刊《甘院学生》，成为宣传抗日的一方阵地。在领导学生积极开展运动的同时，刘日修还培养在兰的部分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外，他还在兰州师范、女子师范、兰州中学、州工校等院校开展活动。为了领导兰州各校党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兰州工委决定成立了工委领导下的学委。
经过中共兰州工委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当时影响颇大的甘肃青年抗战团终于掌握在了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进步青年的手中。其一经成立，就分别在甘肃学院、兰州中学等学校成立了分团，并在外地建立了几十个分团，他们出墙报、办刊物、开演讲会，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有力组织。
就这样，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竭力团结和发动各阶层爱国人士；中共兰州工委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尽可能地组织基层群众，两个党的组织相互配合，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兰州的抗日局面，使党领导下的兰州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救亡团体百舸争流在八办不遗余力地建设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甘肃国民党当局顽固腐旧势力思想渐渐开化，贺耀组表示不再阻挠民众运动，深久压抑的抗日热潮喷薄而出。
兰州的政治空气改变了，忽如一夜春风来，甘肃青年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甘肃省妇女慰劳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支援前线，它们将兰州陈腐郁闷的空气荡涤而尽，为兰州民众的抗日救亡斗争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中影响大的团体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甘肃妇女慰劳会和伊斯兰学会。
甘肃青年抗战团成立于1937年11月，罗伟为团长，万良才为秘书长。如前文所众志成城抗顽敌述，为了挫败国民党控制青年抗战团的阴谋，兰州工委放手发动群众，终于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争取到了党的手中。共产党的加入，改组了青抗的领导机构，蔺克义化名刘德纯，任组织部长，樊大畏任宣传部长，罗扬实任总务部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青抗团，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在各地发展组织，利用假期在25个县建立了分团。在兰州的总团定期出版《抗战通讯》和街头墙报，随时向广大群众发布前方战事，讲述前方战场的抗战故事。组织演出抗战话剧和街头剧，组织歌咏队、防空救护队、劝募队、读书会、演讲会等。大批青年学生被团结和组织起来，学生的抗日热情得以喷发。经过三个多月的活动，“青抗”在各地各校建立分团72个，团员发展到3000多人。
1938年3月2日兰州工委就工委工作问题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
“甘肃青年抗战团——这个团体在兰州是最活跃的。其实在全甘肃也是它最有生气，它是各党各派统一战线的群众的组织。”青抗在兰青运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青抗在全省热火朝天的抗日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8年4月，朱绍良强迫解散了青抗。
甘肃妇女慰劳会从“九·一八”到抗战，在中国土地上，从北至南，以及辽远的内地，每天都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孺惨死于敌寇手中。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这种灾祸侵袭下，炸弹和刀枪之下生活着的中国妇女，切实领受了当前的事实，觉悟到了自己的责任，认识到了在国难期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937年8月初，甘肃广大妇女群众为响应何香凝先生组织的妇女抗敌后援会和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会的号召，迅速在兰州成立了甘肃妇女慰劳会，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的夫人倪裴君任妇女慰劳会的会长，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夫人崔锦瑟任副会长。甘肃妇女慰劳会的成立和活动，开了兰州妇运史的先河。
从邓春兰到秦仪贞，到女扮男装逃离学校奔赴战场的两个兰女学生，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史中，勤劳质朴的甘肃妇女不甘示弱，勇于前行，为甘肃人民所敬重。在甘肃妇女慰劳会成立之前，贺耀组的老朋友谢觉哉来兰后，谢老及其夫人王定国经常与贺耀组夫人倪裴君交流思想，她的觉悟提高很快。倪裴君在妇慰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辞：“甘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甘肃，甘肃妇女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妇女。没有中华民族，自无甘肃。我们全省妇女只有直接间接参加抗战，才能取得胜利。”
甘肃妇女慰劳会的成员有甘肃军政界高级官员的夫人，省会州的中、小学女教师及中等以上学校女学生100余人。“妇慰会”
成员出入大街小巷，搞歌咏队、演街头剧、办识字班、办壁报、写标语，积极开展慰劳抗日将士及抗日救亡宣传募捐工作。1937年至1938年5月期间，她们先后募集了大批的抗日物资送往前线。募集的物品有现金、手套、羊皮、皮袄、袜子、毛巾、棉袄、牙刷、牙粉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她们还提倡放足，反对束胸，给妇女一个健康活泼的身体，倡导婚姻自由，大胆同一切桎梏妇女的封建糟粕开炮。慰劳会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的指导下，创办了《妇女旬刊》。《妇女旬刊》的创办，可谓甘肃妇女在抗战期间觉醒的标志。
党派来的共产党员、妇慰会秘书长邢华在《妇女旬刊》第一期发表《紧急时期的西北妇女工作》，在文中大声地疾呼：“只要我们举国一致，坚持抗战到底，不动摇，誓不妥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