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阴影
刚刚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条件统一着装。我仍穿着在地主家放牛时的破衣裳。战士们也跟我差不多，长袍马褂，各式各样的服装五颜六色。我那时个子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营长让我空手紧紧跟住营部的小卫生员，甭丢了就行。
部队文书利用行军时间，见缝插针教全队的战士识字。他把收缴来的线装书拆散，用毛笔在散页背面写两个大字，如“红军”“穷人”等等，每次要写几十张。行军前，他把这些大字分别粘贴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像传口令一样，一遍遍的传诵。听父亲讲，文书是清江渡杂货店铺老板的儿子，念过小学，比我大十来岁。
在地主家放牛，看见富人家的娃儿斜背书包上学堂，羡慕极了，所以我的识字兴趣很高，一天记两个字，就像宣传队在崖壁上凿刻的标语一样，深深地印在脑袋里。不太长的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营部文书见我学习的积极性太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说：“你还傻学呢，就是学会了也说不认识，像你这样一天认识两个字，别人会说你是‘知识分子’枪毙了你！”我懵然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
正当我期待认识更多的字时，文书突然失踪了。我打听文书到哪里去了，一位年长者悄悄说，他被保卫局抓走了，枪毙掉啦：“他有文化，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极端的不信任。我只是想：红军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抓走识字的人杀掉！这样一来不都自己把自己杀光了吗？为什么？这个疑问加上后来的一些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以致我不敢承认自己识过字，也不愿意识字。一直到延安还是这样。
这段日子中，我受到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处罚，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那天吃午饭时，我不小心把老乡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报告司务长——我的父亲。他阴沉着脸说“按军法处罚”，命令警卫员拽我到碾谷场上，在烈日下罚站。火球一样的太阳烤了我整整一个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阳烤干，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几次要跌倒。炊事班长几次心疼地跑上来用身体替我遮蔽阳光，又几次被司务长喝令回厨房。
事后，炊事班长从地主家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锯截下一段带竹节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制作出一只碧绿色轻盈结实的竹碗。
炊事班长将竹碗送给我：“得啦，这个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后就不用四处借碗吃饭啦。”
红军回到通江附近的鹦哥嘴开始整编。从红军总部来人进行人员登记。我不会写字，父亲替我填写登记表，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反复叮嘱我：“娃儿，你要记住家乡的地名是巴中县清江区李家沟，将来你要还活着，还能找到家啊。”
整编之后，我和行军路上收容的两个小娃儿，被分配到野战医院。临别，爹爹嘱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这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什么要想的。别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别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着大哥哥们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听话，自己不要沾便宜，吃点儿亏没坏处，哪个大人让你干啥，就干啥。可不要顽皮，要口甜。”
在川陕保卫局(1)
1933年底，野战医院的领导召集我们四个“小红军”谈话，他说：“你们几个人去四川保卫局工作吧，在后方安稳些，不要跟着部队在前方跑了。”在保卫局，我被指定为检察科的检察员，同来的伙伴分配到卫生队和修械所。
通江县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两侧店铺的商人几乎全部逃走了。红军造币厂熔炉里白银翻滚，白银融化后缓慢地滑入一只只模具，重锤咣铛一声落下，一枚崭新的银元就轧出来了。川陕苏区银币一面铸镰刀斧头和地球图案，一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文字；另一面铸“壹圆”字样，环绕周圈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
我常常走出川陕保卫局，满城闲走，看一看轧铸银元，再看一看红军的兵工修造枪械。
我几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里的机器使我着迷。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有十多台，其中最大的两台机床有两米多长。有些步枪的撞针螺丝人工拧不动，修械工人把步枪放在机器上，机器轻轻地旋转，螺丝就拧开了。工人们常常站在城墙上，隔着通江河向对岸射击，检验修理后的枪械性能。修械所里有一台烧油的动力机，整天嘭嘭地叫唤，大多数机床由壮汉子摇动大飞轮来带动。终于，我忍不住了，向检察科长要求去修械所，科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川陕苏区，步步进逼通江。5月1日，通江举行火炬大游行，数万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刘湘反蒋介石口号，行进在通江的大街小巷。
五一大游行后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陕保卫局的大门，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音响，响声越来越大，我很惊奇，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怪叫，抬头四下搜寻，只见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飞掠过头顶。一抬头，看见天空中落下一个西瓜大小的黑蛋蛋，眨眼间轰地一声在衙门口前爆炸，呼啸的弹片四处飞溅。一块弹片把门楼支撑柱削去一大块。立柱旁的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热风扑面袭来，军帽被掀飞，身上的衣服哗哗直抖，我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待硝烟散尽，低头一看，军衣上布满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脚，毫无痛感，竟然没有受伤。从四处跑来的老乡见我这副模样，不相信眼前景像，连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这小娃儿有福气啊！”
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20天左右，川陕保卫局撤出通江城，转移到通江东北方向的毛浴镇。毛浴镇坐落通江河旁，千余户的大镇。镇外山崖上石刻着标语“打倒刘湘，赤化全川”。
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在川陕保卫局(2)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在红军总医院(1)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在红军总医院(2)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生队经毛浴镇、通江、清江渡、巴中城、旺苍坝，来到广元近郊的嘉陵江边。红军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座浮桥，我们卫生队踩着起伏晃动的桥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饥饿疾病的时候，卫生队的小伙伴就怀念四川根据地的大米饭红烧肉，互相议论“红军为什么离开‘通南巴根据地’？”“在山崖边边，一杆红缨枪，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莫得怕呀！”后来，整个行军队伍中，大家的小声嘟囔变成大声的议论和责难。
从广元过嘉陵江，我们来到剑门关，沿着一条石阶山路从山岭隘口钻过剑门关。登上山顶，一条平坦宽阔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红军兵站设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卫生队随军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进，经过江油县界，抵达北川城。
江油城东，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拱桥横跨江面，桥栏护板石雕精美，花鸟走兽活灵活现。桥面加筑一道长廊，为行人遮避风雨。长廊由木料构筑，飞檐斗拱，彩绘图画。我们的卫生队在石雕廊桥里夜宿。
红军通过江油，队伍当中又多了一队担着各色酱菜的民夫。豆瓣酱的香味儿飘散在红军的队列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挤到挑夫的竹篓旁，讨要酱菜和辣酱。
从江油向西行军，水田果园渐渐甩到身后，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山路上，花花绿绿的长蛇窜来窜去，红军把蛇踩踏成一摊摊肉泥。还有碗口粗的蟒蛇，藏头露尾，在草丛中爬行；细细的小蛇长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罗网。四川毒蛇种类繁多，草上飞、竹叶青、黄喉蛇、烙铁头、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一口，阎王殿里走一遭。
穿过蛇蟒之地，我们沿一条河谷继续西行，山路愈加险峻，一段一段的栈道悬挂在峭壁之腰，沟谷里的江水咆哮轰鸣。
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起悬空“天桥”。红军战士说，这就是孔明诸葛亮修建的川蜀栈道！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2)
前队依次传来口令：“不要向下看，可以慢慢爬行。”栈道行军约半日，全队正要顺利通过时，忽听前面一阵骚动惊呼，随后，前面的伙伴传过话：“报告队长，有人摔下山啦！”
从栈道上掉落山涧的小战友是南江县人，姓名早已忘记。跟他同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位小姑娘，伤心地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停地哭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他是我的村子里的人呀……”哭得两眼又红又肿。
我们这一队“娃娃”混夹在红军的队列中向西疾行，山岭上红军的掩护部队阻击敌军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忽紧忽慢。红军的后方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和民工队抬着各种机器、粮食、担架和物资的人流通行数日。
通过北川河谷后，卫生队又向北沿岷山山脉行进。岷山行军，我们这群娃娃兵才真正领教了四川大山的厉害，“通南巴”根据地的山路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仰面眺望挂在陡峭山坡上的羊肠小路，红军战士就像是攀登天梯的猴子。
我们艰难地沿崎岖险峻的山路行进，一阵阵低咽的吼声从山顶传来，伙伴们惊恐地互相打探：“前面山上啥子野兽嘛？”“管它个啥子嘛，反正有红军。”登上山顶坡，一条大江在山脚下，激流撞击在两岸岩石上，水声震耳。这条大河就是红军涉渡嘉陵江和涪江之后的第三条川江—— 岷江。
沿岷江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山脚，河谷地势较开阔，江水似乎平缓。红军工兵砍伐岷山的原始森林，在岷江上又修建一座浮桥。我走过浮桥，跑到水色青黄的岷江边，捧起一捧清澈的江水，喝入口中微甜清凉。
在北川，我第一次遇见奇怪的木桥。那些木桥几乎就是木头垛起来的桥，在山涧河流两岸用粗大的原木支起一排人字形的架构，“人”字的撇捺之上的空间再用一根根原木填平，铺上木板就是一座木桥。走到茂县周围，山高水险，已经不适宜堆垛木桥了，当地的羌族就发明了竹索吊桥，是千百年之后的铁索吊桥的老祖宗。
从北川以后，行军的道路险峻，山岭上有了石片垒成的碉堡，就是羌族人居住的石屋和碉楼。后来，走到黑水芦花，走到丹巴炉霍，看多了千奇百怪的碉楼。羌族人不分男女，都穿带袖子的粗布长褂，再套上没有袖子的羊皮长褂。
我们议论纷纷，这些人好傻嘛，把家安在高山上多不方便。
杂谷脑兵站
大约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从北川经过汶川走到杂谷脑镇。
“杂谷脑”这个名称好怪的，可能是模仿藏胞或羌族的口音。杂谷脑周边有一条水流很急的河，还有大片的森林。
卫生队被安置在杂谷脑镇外高山上的一所寺庙宿营。一条石板路从山脚爬上寺庙前的广场，又转上山顶。广场外侧有一道峡谷，从崖顶向下望去，峡谷深不可测，只听见谷底滔滔水声。
寺庙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口巨大的黄铜锅，场地上散布一些黄澄澄的铜碗和小铜锅。这口几间房屋大小的铜锅可谓中国“锅王”。一架木梯搭在锅的边沿，一队红军战士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都是从各部队集中上来的，加入了我们的卫生队。同时又派来三女一男成年人组成卫生队的炊事班。
杂谷脑寺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庙，红军借庙栖身，喇嘛们每天诵经作法，与红军相安无事。杂谷脑兵站也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兵站。从此，我们每人背起了干粮袋，开始风餐露宿的行军。
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在杂谷脑喇嘛庙一月余，队伍又出发了。
接连五六天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森林中朽木横七竖八的拦住我们的去路。森林中宿营，炊事班架起行军锅，点燃取暖的篝火，行军锅里煮起满满一锅蘑菇汤，小伙伴们吃一把干粮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鲜美的汤水。饭后，大家齐唱红军战歌。
那天出发不久，林木渐渐稀疏，山势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线愈加强烈。小伙伴们互相牵挽手臂，艰难地在崎岖山路上登攀。我和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弯曲的岩松匍匐在地面。正当大家口渴难忍之时，岩石山坡背阴地出现片片点点的白雪。大家兴奋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积雪，手指刚刚触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头去舔岩石上的积雪，只感到舌尖冰凉，却不能从石头上吮出水来，我望着片片积雪难解口中之渴，好恼火。
终于爬上地势稍稍平坦的山顶，总部的联络参谋走过来，他说：“卫生队上来啦，你们去喝水吧。”听说有水喝，伙伴们精神大振，一齐向前拥去。只见两位藏胞背着猪腰子形状的木桶，一个汉人拿一只瓷碗，从木桶里挖水，随后递给跑在前面那个小娃儿，这汉人大声吆喊：“喝水啊！从这里下山还有一天的路，没有水，要渴死人哟！”有个人从一只大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喊声：“来一碗！”话音未落，银元扔进那卖水人脚下的竹背篓里，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天爷！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身血污的卫生兵和伤兵，不忍离去。
从百丈关救护场撤下来，卫生队到天全县城附近休整。大家时常跑进城里闲逛，城中一条小街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生活平静。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不停，天全城内外民宅山林铺盖厚厚的积雪。卫生队躲进简陋的木板民居，围拢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乡
卫生队百余人驻进天全城外一湾山岰的两户民居，其中一户农民逃跑了，十几间砖瓦房里家具、炊具、粮食油盐应有尽有。三合院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四面水田，小山平缓起伏。看来天全这个地方比川陕苏区通南巴丰富得多。
没有逃跑的这户农民三代同堂，三十几口人挤在七八间草屋。老爷爷大约六七十岁，长长的白胡须。他有四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七八个孙子孙女。他们一家人惊恐地透过门板缝隙张望我们这群娃娃兵。
几天后，卫生队断粮了。总部联络参谋让我选四十多个强壮的小兵随他去兵站背粮。我们爬上江边的大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攀上山巅，脚下的一块块梯田，像一面面镜子。我们推门进了老乡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无一人一物。
联络参谋命令我们分头寻找粮食，准备午饭。在一所民宅侧后的一条山谷中，发现石崖下面有个山洞。洞里堆满了老百姓坚壁的物品：木桶、澡盆、粪桶、铁锅、铁锄、棉被、衣服。一卷破竹蔑席里鼓鼓囊囊不知包裹什么东西。我拽开竹席，原来是半片猪肉，黑黑的猪毛都没有刮掉。
我捡了一件半新旧布褂子穿在身上，其他人各取所需。然后抬着猪肉，拎着菜刀，返回报功。联络参谋好高兴，用菜刀把猪肉分解了四十多快，每人一块。大家用细竹杆串起猪肉，架在篝火上烘烤。猪肉滋滋地淌油，有浓浓的烤肉香气。这家房前有一块旱地，种满了萝卜。拳头大小的萝卜，上青下白，又甜又脆，赛过鸭梨！吃过烤猪肉和甜萝卜，众人增添了力气，来到兵站，每人量力报数，有人背30斤米，有人背40斤米，按原路返回驻地。
慢慢地，我们与房东一家人熟悉了，他们解除了恐惧戒备的心理，老爷爷的几个儿子时常来与我们聊天。
“我们的保长啊，民团团长啊，三天五天到我们家里讲你们的许多坏话，‘红棒佬儿’怎么怎么不好，杀人放火、抢东西、强奸妇女，所以我们这里比较富裕的一些人家都逃跑了。”
他们问我：“你们当红军，是自愿啊还是拉兵抓来的？”
我说：“当红军都是自愿，我们不拉兵！”
“我家四个兄弟都被国民党拉了兵，我们一听说军队要离开四川，就逃回家了。”
“我们家贫穷啊，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下田劳动啊，一大家子人，全靠一点点稻田活命，年景好，将够吃够用，一家人勉勉强强过得去。年景不好，活命艰难啊。”
“有一年，一年没下雨，颗粒无收，这一年悲惨啊，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三五人一路去雅安、成都讨饭，老奶奶还是活活饿死了。讨饭的路上冻得要死，赤脚丫子踩到冰凌喳儿，脚掌板划破了，多受罪呀！”
“你们红军讲‘打土豪分田地’，我明白了红军是向着穷人的，是为劳苦百姓打仗的军队！我盼望红军把田地分给我家，我家会好好种地，勤勤恳恳地为红军种粮食。”
“你看旁边那一家，比我家田多，种田要雇人；在街上还有两个铺子，听说红军来，他们全家都逃跑了。我家没有钱呀，跑出去怎么活命呀？又不能背着稻谷跑呀！我们没有逃跑算对了。红军是好人呀，你们不抢东西，也不强奸妇女，不干‘棒佬儿’那样的坏事。”
我们卫生队在这农家住了一个冬天，与房东一家很亲热了，向丹巴撤退的那天，老爷爷率领一家人陪伴我们走了很远一段路，他张扬手臂呼唤：“你们要再回来呀，还到我们家里住哇！”
青猴劫俘女红军传闻
我们卫生队从天全撤退，去宝兴这一段路翻越几架高山，沿着一条小河穿越原始森林。森林里无路可循，带路的猎人扛着杆土枪，腰间挂一把砍刀，不可行人之处他就抽出砍刀，猛砍一番，为我们开辟道路。这片森林，一块松树一块枫树一块柏树，界线分明。在山溪两旁，密密层层的野桃树，拳头大小的野桃挂满枝杈，问了领路的猎人，大家扑向桃树，摘了桃子，在溪水里洗一下，用嘴巴啃，野桃不甜不酸无滋无味。
突然，一群青黄毛色的猴子嘶嘶地呲牙咧嘴，出现在溪水对岸。猎人急忙取下火枪，大声招呼我们：“你们千万不要丢下呀！女娃娃要跟紧呦！这猴子会背人哪！”猴群百余只，黄毛红腚，体硕大如壮羊，双足竖立者高若人。大家神色惊慌，紧随猎人身后，赶紧离开桃树林。
夜晚，我们在森林中宽阔一些的空地，燃起篝火，取暖防身。大家围绕在猎人身旁，听他讲猴子俘人的事情。
“去年，还是你们红军从这里路过，我也带路，这猴子把一个落后的女红军背到山洞里去了。夜晚，红军点名，说少了一个女红军，问我能不能去找，我说山高林密，天黑路险，找也找不回来了，她能回来就算命大，她回不来，命该如此。红军说我迷信，没有强迫我去寻找。”
“今年过年吧，我和二个人一起去打猎，走到那山崖边，听见有人的一点点声音，一只大猴看守在洞口，不让我们靠近，我记起去年走失的那个女人，就开了枪，把猴子打跑了。放一个人守在洞外，我和另一个人进了山洞。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树叶堆里，衣服都让猴子撕光了，身子也抓破了。这女人说话有气无力：‘你们怎么来这里啦？’她穿上我俩脱下的衣服，也站不起来，让我们架扶着，弄回家了，喝水吃饭，住了一二个月，说话也清楚了。这次红军又回来，在你们这一批前面的红军把这个女人接走了……”
次日行军，女娃娃都集中到前队，紧跟猎人向导，男孩子手持木棍随后掩护。不久，猴群又出现了，他们也把木棍扛在肩上，模仿我们行军。
遭遇藏民阻击
从天全县撤退，我们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铁索桥，又回到丹巴。
卫生队和红军总部一起离开丹巴，向西行军，翻过一道山岭，走下沟谷，一条小河水势湍急，雪白的浪花此起彼伏。忽然，河对岸的山坡上打响了枪声，子弹从头顶上嘶嘶地飞过，红军队伍中的男女老幼都躲蔽到岩石后面。
突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起身，迎着枪声，无所畏惧地向河边走去，他的举动让大家震惊，众人齐声呼喊：“快回来！”“快趴下！”随着一阵枪声，小红军一头跌倒在河滩上。
通司用藏语喊话：“他们是红军，他们要北上抗日！”
对岸山坡传来藏胞的回话，通司翻译给朱德总司令：“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的红军，上次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把我们的牛羊都赶跑了，你们这次来还要赶我们的牛羊！”
我正巧趴在朱德总司令的身后，听他对通司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通司又喊了几句，对岸枪声又响起，也喊了几句藏语，通司翻译：“我们不相信你们是红军，我们就不能叫你们再赶我们的牛羊。”
傅钟在一旁急切地说：“让部队上去吧，消灭他们！”
朱德说：“最好不要放枪，让部队从侧面迂回过去，能吓跑他们最好！”
双方隔河相持一个上午，一会儿喊话，一会儿放枪。朱德又让通司喊话：“你们一定不让我们红军走过去，我们就过河与你们谈判，与你们讲和，不动武力。”
对岸的藏胞最后喊过话：“要是真红军，我们就不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藏胞不打枪了，红军试探着行动，在藏民的枪口下，顺河而下。
山脚下的河岸边，傅连暲守在那个牺牲的小红军身旁，不远处，一匹白马头部中弹，一群战士用刺刀分割马肉。傅连暲一天之内没了马匹和勤务员。
朱德总司令草地捉鱼
我们卫生队紧随方面军总部行军。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无边际，在前方有一盏马灯，朱德总司令的身影在马灯前晃动，不时传来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缓丘陵有平缓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浑圆细长的鱼儿，在河水中游来游去。
朱德总司令带领警卫员们抬着一架蚊帐，下河捕鱼。警卫员们把蚊帐慢慢铺在河底，然后拽住四角，朱总司令站在河岸上，挥舞木棍驱赶水中鱼儿，看见鱼群游到蚊帐上，急令“起网！”不料“渔网”的网眼太小，鱼儿随着蚊帐上哗哗流淌的河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这群旁观的“娃娃兵”轰地一声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边团团转，又喊：“你们几个‘背时锤子’怎么搞的嘛！”后来他听从旁人的建议，指挥警卫员拖着蚊帐把鱼儿赶到一个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拦水坝，再把水掏干，鲜活的鱼儿在河底挣扎蹦跳，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发财啦，我发财啦！这是谁想的办法，给他记功，记大功。我们明天如果还走这个道，还抓鱼呀！”。
晚饭时，我们的野菜汤里多了几条鱼，伙伴们都明白，这鱼儿是朱德总司令送来的。
每天吃饭时，各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从干粮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快走出草地了，草原上随处可见一堆一堆的白骨、枪械、马鞍和马灯，令人心惊胆颤，这是去年中央红军仓促通过草地饿死的烈士遗骨和遗物。
渡过了一条浑黄的大河，伙伴们困累饥饿至极，干粮袋已经干瘪，吃什么呢？四周除了荒草就是成堆的白骨，还有天空上一群群飞鸟儿。地上的荒草白骨不能吃，天上的鸟儿吃不到，炊事班的大哥大姐对我说：“李队长，我们只好杀牦牛了，才能救同志们的命！”
在藏族通司的指点下，用绳子捆住牦牛的蹄子，通司手握匕首，飞快地扎进牦牛的脖颈，鲜红的血喷射出来。通司熟练地剥下牦牛皮，砍下牛头掏出肚肠。这边支起了行军锅，用牦牛运的干柴烧开水，牦牛肉在沸水里煮了几个滚开，通司说可以吃了。每人分了拳头大小一块牦牛肉。牦牛肉吃到口中酥烂纯香。这救命的牦牛肉千金难买啊！
大家又分喝了煮肉的汤水，觉得有了力气，剩下的生牛肉肚肠牛头运走，牦牛皮被一群守候许久的红军战士讨走，他们千谢万谢了，赶紧架锅去煮牛皮。
一头牦牛，全队人吃了一天，走了几十里路。第二天，我们又宰杀了一头牦牛。临出发时，帐篷也不拆了，拆了也没有牦牛搬运。走上一处高坡，回头望去，两架帐篷孤零零在草原上。
又牺牲了两个小伙伴
终于走出草地，全队没用饿死一个人，每人都饿得两只眼睛发绿。看见草原上出现浅浅的车辙，远方的丘陵上冒起人烟，土道旁摆放着几个捆好的柴草，远远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三将民房。有人家啦！伙伴们互相用兴奋的眼神交流彼此的心情，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重返人间的感觉，此时，我们已经没用了欢呼的力气。傍晚，我们在一座散布几十间土房的村落宿营。用银元买了麦粒，老乡彻夜推磨，为红军磨面粉。晚饭，我们吃麦面疙瘩汤，一人一碗，不许多喝。
好久没用看见讲汉语的老百姓了，大家围住老乡跟他说话，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村里有多少人啊，问他多大年纪了，问村子里有没用土豪啊，问东问西说个不停。老乡听着似懂非懂，支支吾吾答应着，他们大约感到我们这群娃娃精神有毛病。
走出草地，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三番五次传命，不许我们猛吃猛喝，小米粥只许喝一碗，馒头只许吃一只，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
这天的晚饭，一人一只小馒头，一碗羊肉烩苤蓝。饭后，各自在老乡的土炕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整队行军，有个班长来向我报告，他们班上死了两个人。这两个娃儿十三四岁，年纪小，不听话，白天的馒头羊肉 没有吃够，夜晚偷偷跑到炊事班的厨房又饱吃了一顿。连日行军，大家疲劳极了，睡得很死，这两个娃娃无声无息的活活胀死了。
我带领全队的伙伴去告别，他俩躺在门板上，破烂的衣裳遮盖不住鼓胀的肚子，肚皮圆圆的泛着青光。大家神情悲戚。我说了一句：“他俩跟着我们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到这里不听上级的命令，多吃饭被胀死，死得多冤！”
西进青海班玛草原发军饷
部队离开岷县又返回漳县。
走出草地，上了黄土高原，未及喘息，我们又随红军部队忽然向西行军。
天空阴霾重重，细雨夹合雪粒子绵绵不绝，全军上下人人湿衣裹身。愈向西行，青草愈加矮小枯黄。伴随行军的红军战士们毫无顾忌的议论纷纷。
“我们往西干啥去嘛？不去北上抗日啦！”
“再往西走，我们都成了西天取经的和尚了！”
“听连长说，我们要从这里去新疆。”
“去新疆干啥嘛？”
“新疆靠近苏联，我们去打通苏联的国际路线。”
“那我们可要出国了！”
“出国怕啥，反正有饭吃。”
“听说苏联只有面包，没有大米……”
“饿不死你就行了呗，还想吃大米，哼！”
“这个鬼地方，想开小差也没处跑！”
“……”
每天冒雨行军，荒凉的草原上不见一个藏胞的身影，偶尔看见一两间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队的士气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说话。大家无精打采地迈动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岖，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锅盖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两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个大蘑菇。我们须更加费力地抬高腿脚，跨过眼前的“蘑菇”。
后来，部队在一个“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间土房子。我跑去问一年长的红军，他冷冷地说：“我们到青海省啦，这里是班玛县！”。
卫生队在班玛住了三天，大家挤在房门前，默默地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雪，谁也不知道红军要走向何处。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卫生队同志们，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队列。几位红军首长和一头牦牛站在雨幕中。
一红军首长说：“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久呆了，用银元买牛羊很贵的，现在银洋也不多了。上级指示，剩下的银元，单位不集中带了，发给每个人带一块银元，不要丢了，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记了姓名，有账册的，将来需要集中的，你们再拿出来，集体使用。现在，每个战士发给一块银元，然后我们就出发，向回走，回四川去。我们北上抗日去！”小伙伴们依次走到牦牛驭子旁边，接过一枚银元。一共三种式样的银元，帆船、孙中山头像和“袁大头”，伙伴们互相掉换自己喜欢的银元。
（1990年2月6日）
儿子：父亲，您讲红四方面军去过青海班玛，未见其他旁证。
父亲：那还有假？！
儿子：您是不是顺路绕了一个小弯，到青海班玛转了一下？
父亲：不是，不是，我们是按原路返回的，我们过草地就跟在朱老总身后，过了腊子口，到了岷县，我们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玛，后来又回到漳岷二县……
儿子：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从岷县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记错了！
父亲：哪里能错呢？在青海班玛，组织上发给我们一人一块银元，说留待急需时用。
儿子：去青海班玛时红军会师了吗？
父亲：还没有在会宁会师，是从漳县附近走的，翻了几座大山，过了黄河后，就是草地，走了很长一路草地。
儿子：您还过了黄河？！
父亲：过黄河两次。第二次回来，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飞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头上，我们都吓坏了，女娃儿的脸都吓白了！
儿子：您是不是从阿坝去的青海，然后转回来再南下成都？
父亲：阿坝草原周围几百里，山坡平缓，藏胞的石头楼和喇嘛寺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过一条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过一道河，河水又从南向北流，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嚷嚷，我们又走回来啦？
儿子：没有见文字记载红四方面军去了青海呀？
父亲：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个长征最苦的一段，这个事我还能记错了？！天上连降雨雪，地上荒无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牦牛，在雨雪里走路浑身湿透了，晚上穿湿衣睡草地……反正我们红军千真万确地走到了青海班玛，信不信由你。
长征结束了(1)
我没有参加标志长征结束的会宁会师，卫生队从会宁城外走过去了。
那天部队进了一座砖瓦房很多的村庄，太阳还很高呢，我们就宿营了。本来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听说上级不许可，还让向北走。诺大一座村庄不见一个老乡，我一个人四处乱窜，一座二层砖楼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门进院，院子里堆满了核桃，爬上二楼，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顶。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脸张嘴就吃核桃仁，吃饱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明，集合号音使我突然惊醒，我连滚带爬飞奔到集合地点，小伙伴们神色惊慌，议论纷纷，看见我跑来，就问：“大队长，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找！”
“我们猜你也不会当逃兵吧！”
“担心你让坏人害了！”
我说：“我在一个核桃仁堆里睡了一夜，那里好多的核桃！”大家来了兴趣，跑去问行军指挥，马上还不出发，我带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楼”，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装个满满，拿回来的核桃仁全队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刚刚分完核桃，联络参谋来了，他指着我的耳朵问：“你耳朵里是啥？”伸手抠出一块核桃仁：“怎么还有一个核桃瓣儿？”说着把核桃仁丢进嘴里嚼了。他听了我的解释，批评我：“你一个人往那里跑？你想一想，多么危险！”大家没敢告诉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让我们送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长征出来，不像四川管得那么严格了。我们这群“大娃娃”一路长征，尽受到照顾，常常干出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河连湾这个镇子，我们卫生队又一次调走二十多人。总部来个干部，不太熟悉，问：“谁是队长啊，李耀宇在哪儿？”他说，调二十几个人走，跟总部先走。他没有介绍信，没有签收手续，我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拢出二十几个人，让那人领走了。这二十几个人与我不太熟络，大都是陆续插队进来的。没想到我用手随便一挥，二十几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大不一样了，他们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连湾住了五六天，我们卫生队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随红军大队出发，部队里又吵吵嚷嚷地讲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战士们的情绪较为平静。还没有见到黄河，突然开始了急行军，一路向北疾行。连续五天五夜，一口气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队伍中互相传话，如果不赶快跑，“两马一胡”就要包围我们。行军途中，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塞入口中，边走边吃。我们卫生队这群小娃儿，混杂在后勤部的骡马队中，轮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后一天行军中，拽着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边走还一边睡了一觉。急行军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横穿了西海固回民区。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我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这一地区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没有沟坎和凸起的石块，道路两边也没有荆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区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马平川的黄土塬，放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棵树木。走到近前，才发现黄土地下挖陷出一个一个簸箕样的巨坑，坑的三面竖壁上再掘出三孔窑洞，窑洞顶上的地面挖出一环排水沟，排水沟泄水进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贮存的雨水雪水供应人畜一年饮用。放牧的牲畜也赶入“簸箕”里的窑洞圈起。
我们询问老乡，你们怎么不盖房子呢？
老乡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大不一样：“我个地方呀，幺个穷呀，木头买不起呀，二个冬天冷死人呀，三个夏天热死人呀，刮起热风，牛羊受不了呀！”
我们还动员人家参加红军：“跟我们红军走吧，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
老乡说；“我能个活呀，不嫌弃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们卫生队这群娃娃，连着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乡问水，老乡也不告诉。后来遇见一户好心的老乡，他说：“水呀！就在你们脚底下，你们是找不了哟……你们得用银钱买哟！”最后谈好价钱，我们二三十号人，每天喝水作饭，给他10块银元。
我们跟着红军大队一路北行，走到宁夏的盐池县城，远远望见县城的高墙了，前队传下口令，盐池城里住不了这么多人，就地宿营吧。我们二十几个“小鬼”选一块黄土坎儿，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黄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后，从盐池开始了沙漠里行军，沙丘无边无际，走上百八十里，偶尔碰见两三户人家。沙漠里没有水，我们按照向导出的主意，每次出发前，脸盆盛上半盆清水，行军路上，几个人轮流端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点点水，润润喉咙。一直到快宿营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里的水喝尽。
长征结束了(2)
陕北的定边县遥遥在望，我们端着半盆清水扑进了陕北的怀抱。
定边是我进入陕北的第一座县城。定边位于陕北的西部边界，北面长城外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定边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圆大约七八里吧。土城墙用二尺长的土坯垒起，有墩墩实实的城门垛儿。城内民居十之八九为土坯茅草屋，苫房顶的茅草，老百姓说是“硬杆草”，就是我们过草地防冰雹的那种草。
定边的自然环境恶劣，没有水源，土地贫瘠，城内都是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我们这个卫生队在定边住了三五日，同伴们仍然陆续被调走，再出发时，全队连我计算在内，只剩下八个人。我们端着半搪瓷盆清水离开定边城，又开始行军。松软的黄沙灌进草鞋，搓磨着脚掌脚背，十分疼痛，索性脱下草鞋，赤脚走沙漠。
大家轮流端水盆行军，别扭透了。
从定边到吴旗保安一路，只看见一口水井，有个老乡在路旁摇动井架上的辘辘，井绳盘了一大坨，我们几个人等在井边，想喝一口水，那老乡一言不发，只埋头摆动轱辘把。等了半晌，我们不耐烦了，说：“不要掉队，走吧！”沿着黄土漫坡向上走，边走边回头，走出了二里多路，我们登上了坡顶，那个老乡还在那里摇动轱辘把。
陕北乡村与四川相比，村子里的寺庙和戏台绝无仅有，村头和路边只有矮矮的土地庙。半人多高的土地庙里面少见石雕土地爷和石雕香炉，大多是摆两块砖，起一堆沙土，能烧香就行。土地庙四壁贴满红纸，红纸上书写祈祷祝福之类的字样。
有一次在土地庙旁休息，我们几人互相抓起香灰撒着玩。
“你们家里烧不烧香？”
“我在家里可没见过这样的玩艺！”
“我家有条桌子，摆香炉，烧蜡烛，上供品……”
“那是设神龛子嘛！”
几个人说着玩着，打闹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渗入黄土无影无踪。
结果渴了一整天没有水喝。
向导举起手中的木拐，指向远处的一座山峰：“那个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长征终于结束了，就要开始在陕北的十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