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陕北(1)
1936年11月,我到了陕北保安。我和伙伴们走进保安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保安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听就找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保安是刘志丹的故乡。刘志丹牺牲后,改保安县为志丹县,纪念刘志丹烈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内,一盘土炕一张炕席,一只牛皮公文包挂在墙上。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见我们几个娃娃红军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他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就像老爷爷见到小孙孙,问寒问暖。
谢老问我们:“你们到了保安,想干些什么呀?”
我们像商量好的一样,异口同声:“我们想上前线。”
谢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笑了。谢老说:“你们还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处奔波啦。你们去卫生学校好不好?”
从“理论”上说,我已经17岁,估计实际年龄15岁。四川人,本来个子就不高,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
谢老见我们死活不去卫生学校,只好遂了我们的意愿,他说:“那好吧,你们几个,一人跟一位首长吧,就在中央政府里工作。”随后,谢老领我去见新的首长黄祖炎。
说起第一次和黄祖炎首长见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谢老和我,绕过一间高大奇怪的建筑,走到后院,沿墙有一圈平房。谢老推开一间平房的门:“老黄,给你送个帮手来啦!”谢老又给我介绍:“他是我们政府的黄部长,黄祖炎。他是你的首长,以后你跟着他,照顾他的生活,为他做些事情。”
黄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以后多辛苦你啦!”
谢老说:“你们爷俩儿谈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长,又高又瘦,嘴巴包拢不住前凸的门牙。
黄祖炎问我姓啥叫啥,几岁,几时参加的红军。我一问一答。他说着就从我后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里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弄水洗洗身子,换上新棉衣。”
我脱衣服时,银元“咣”的一声掉出来,黄祖炎说:“小伙子,你还有这么一块宝贝呀!有多少?”
“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你到青海啦!”
“我听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黄祖炎拾起银元:“你们四方面军银元真够多的。”
“多是多,可都丢到山涧底下去了。”
“咳,过去的事就不说啦。你这块银元借给我,好不好?等将来我有钱,再还你。”
我说:“还借啥!给你吧。”
黄祖炎领着我转了几条小巷,在一家店铺里,用这块银元买了20斤土挂面,他高兴地说:“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条半的人命儿呢。”
天黑,首长领来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她穿蓝底白花棉裤棉袄,只是腰身圆粗怀着身孕。黄祖炎说一条半人命,肚子里的胎儿是半条命。
黄祖炎首长说:“她是我爱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啦。”
朝玉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耀宇。”
“你告诉我是哪三个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鹦哥嘴填登记表,听我爸爸说给那个人的。”
“你今年多大?”
“听我爸爸说:‘算大不算小,14岁啦’。”
“以后,你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好不好?”
黄祖炎问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吧?”
我不想让他知道,就说:“我没有入团。”在四川的时候,几乎天天开共青团生活会,要我们互相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来到保安,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正好脱离出来。
黄祖炎开导我:“你要是入了团,就可以马上转为共产党员,我去给你办个手续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有入团。”
黄祖炎说:“那算了吧!玉英,你给我们煮枣子吧。”
朝玉英将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丝丝的气儿,真馋人啊。
黄祖炎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纸片,抖了抖,说:“红军总部印的《参考消息》,组织规定只有我能阅读,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着看啊!”
我急忙说:“我可不认识一个字!”
黄祖炎不相信:“在红军里没有人教你识字?”
我一听读书识字,心就砰砰直跳,赶紧说:“我不认识字,我真不认识字!”
黄祖炎说:“那好吧,从今以后,你有三个任务,一是学习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枪和毛笔,三是管好《参考消息》这份小报。”
初到陕北(2)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迎接“昆仑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饭后,黄祖炎刚刚躺下午休,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来:“黄院长,快去飞机场,有人回来了。”
黄祖炎说:“可能是陈云从苏联回来了。小李,你去不去见陈云,毛主席今天也去飞机场,你见不见他们?”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黄祖炎说:“去吧,我们凑个热闹。”
我和首长走出延安城东门,一架螺旋桨飞机从南门方向飞来,紧贴着城墙,向枣园方向飞去,紧接着城里响起防空警报。首长说:“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那就糟糕了。”我俩沿着延河到了飞机场,一架飞机正从桥儿沟那边着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降落,飞机尾巴扬起的黄土染黄了半边天。
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张国焘,还有我的首长一同迎上前,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中国人,他们身穿锃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与天上飞来的“神仙”互相拥抱。我在一旁看着,还感到别扭。两个大男人,还搂抱个啥!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陈云会与我有命运上的关联。
随后,首长们走到一张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讲话:“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明同志。”一群人环绕小木桌四周,观望从苏联飞来的“神仙”。毛主席又向众人介绍了康生和陈云,毛主席说:“你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你们回来啦,我们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欢迎啊!”
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上卸来的物品,一堆木箱子,还摆着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呀?有人告诉我这是斯大林送给的黑面包。其中,四只最大的木箱长约四米,有人悄悄说,这里面装的是机关炮。几只双筒猎枪外面裹着麻绳。还有一捆一捆的书籍。
那时候,对能吃的东西最有兴趣,还记得陈云说:“这两块面包,你们谁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后,再与陈云同志见面,是在宝塔山住的时候,陈云来访黄祖炎,首长把我支出窑洞,不让我在一旁听。陈云出来告别,见我在窑洞外抱着小娃儿,走过来夸奖小长生的健壮漂亮。
黄祖炎在一边说:“他就是跟我的小李,这次准备带他一起走。”
陈云用目光注视着我,点了一点头。
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发烧咳嗽流青鼻涕,傅连璋说是重感冒,给我吃了几次药,没有太大的效果。傅连璋对黄祖炎说:“小李的病总不见好,让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黄祖炎写了一张便条:“海德同志,我的这个小李感冒一月有余,我院治疗不见效,请你诊断。”
黄祖炎对我说:“你到马列学院附近,一打听就能找到马海德同志。”
见面一看,原来马海德医生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也是从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马医生吃力地看了条子,又一字一顿地说:“小李,打开衣服,为你听。”
他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后背,聚精会神地听了很长时间,然后收起听诊器说:“得,两种药!阿斯匹林……”
他说的第二种药是一种粉红色的小药片,我忘记名字了。
马海德嘱咐我,一定要吃药。在黄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时服药,很快病就好了。马大夫的医道真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