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说，据有的学者最新研究表明，位于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境内的阿尔寨石窟遗址，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葬地。这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鄂托克旗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工作过的地方，30年前我也曾探察过阿尔寨石窟，当时没有见到任何资料对该遗址作出说明，也没有任何保护和管理的措施，一座山丘的半山腰中有一些石窟，里面的塑像和壁画大都损坏殆尽，当地老百姓叫它为“百眼窑”，意为山上有众多的窑洞。因为未进行过科学的考古考察，大体认为，那是一处元代的佛教祭祀遗址。在这处遗址的附近，还有一处叫做“百眼井”的遗址，在砂石岩的山坡上，散布着许多水井似的洞穴，井壁上留着用什么器械旋转而开凿的痕迹。当地老百姓传说，是杨家将曾经驻军的地方，为了解决驻军饮水问题，那位盖世英雄杨六郎竟用手中的长矛在山坡上挑出了众多的水井。如今，一位年轻学者的考察和提出的大胆推测，引起了媒体热烈的反响，使一向平静和冷落的“百眼窑”热闹了起来。
我终于见到了那位年轻学者的文章《成吉思汗葬在鄂托克旗》。这篇文章认为，阿尔寨一座石窟内有一幅壁画可能是“成吉思汗安葬图”，另一座石窟的特殊形制可能是成吉思汗养伤和去世后的停灵之所；当地的一些蒙古地名与几部重要史籍中关于成吉思汗葬地地名的记载似能吻合（前人也曾作过类似的考证），这也是推测成吉思汗葬于鄂托克旗的重要依据。显然，作者也只是提出了一种推测和设想，距离这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的解决，还有着遥远的路程。
成吉思汗究竟葬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十分深奥的学术问题。自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葬地就成为一个历史的“谜”，多少人都曾前赴后继地去探求过这个谜底，但至今依然难解。
大约20多年前，我一下子钻进了研究蒙古史的天地之中，那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世界的成吉思汗自然是这个天地中的核心，他的一切都构成了这个研究领域里趣味无穷、探究无尽的课题。他的无与伦比的壮烈一生之后归于何处，成为勾画他一生画卷中最为重要的几笔。在点点滴滴的资料搜寻中，我进行着比较、选择、考证、推论，试图对他葬地问题这个“谜”的来龙去脉理清一二。在对许多资料叠压的剥离中，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关于成吉思汗葬地问题大辩论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那是20世纪初的1915年，事情是由当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张相文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成吉思汗园寝之发见》的文章引起的，他的主要观点是成吉思汗葬于鄂尔多斯；此文一出，首先站出来持不同观点进行辩论的是著名的蒙古史专家屠寄，他的主要观点是成吉思汗葬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南的高原上。辩论一起，竟一发不可收拾，双方摆开架势，广征博引，实地验证，连篇累牍的争辩文章在《地学杂志》上持续刊登了2年之久，问题讨论之深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是中国学术界之少见。国内的学人们看得热热闹闹，眼福大饱。一场高水平的学术争鸣把成吉思汗的葬地问题炒作的来了一次大普及，今天再看那些争辩文章，依然可以感受到在平静文雅的学术气氛中蕴藏的刀光剑影和电闪雷鸣。
到1917年这场争论平息下来，并没有一个更权威的人士来为此做出结论，也就是说，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不是一次争鸣辩论就可以彻底搞清楚的。不过，人们还是通过如此深入地考证和辨析，对葬地问题有了新的比较、判断和思考，对于屠寄所持的“蒙古高原”说似乎给予了更多的认同，因为此说的依据更为充分，论证更具说服力。在后来的许多著作中，即采取了这种观点。但同时，也使人们看到，这个难题的解决还需要等待。
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民族以游牧为主，时常是在大面积的空间移动，加之频繁的征战，他们的首领人物，选择秘葬的形式，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秘葬的传统，不仅使那些首领的葬地通过各种方式的隐匿而没有留下可寻的痕迹，即使在各种文字记载和传说中，也只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再加上对神秘的东西本能的好奇猜测，以及音译、讹传所造成的误差，更使得后人的考证和判断困难重重。张相文和屠寄两位大家的考证，也没有能够突破这些障碍。由此看来，解“谜”仍然任重道远。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捡起了这个题目。我的工作是在梳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对照、比较和推论，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此文除了基本同意屠寄的观点外，还特别指出，由于秘葬的缘故，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也就是祭祀之地）是相分离的这一特殊性，而祭祀的“八白室”（即后来的陵园）是在成吉思汗死后200多年才移至河套也即鄂尔多斯的。这些看法也是当时学术界较为认同的观点。著名的蒙古史专家亦邻真教授在1989年发表的《起辇谷和古连勒古》一文中，也充分运用他在语言学和掌握各种文字史料方面的优势，从蒙文史料的考据、外文记载的引证到对汉文古籍中的讹传，一一解析，重申了成吉思汗葬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的观点，认为葬于鄂尔多斯是“把祀堂和葬地混为一谈”的“讹传”。
当然，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还需要等待新的发现和更深入的考证。
久而久之的习俗成为传统，就会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信仰。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历代皇帝都在“起辇谷”（埋葬帝王的“大禁地”）秘葬，这么庄严而神圣的事情，怎么能轻易地容许被“揭秘”呢？20世纪80年代初，有消息说，苏、蒙、日的学者打算在现代科技手段和巨额资金支持下，欲在蒙古联合考察和寻找成吉思汗的葬地，这个举动已远远超出学术考证的范围。我在和蒙古族朋友接触时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大不以为然，那种冷静和观望似乎在说，蒙古民族历史形成的秘葬传统，为什么硬要人为地去破坏它呢？保留它，不也是保留一种信仰吗？后来，联合考察一事也再没有听到下文。
2002年的金秋季节，我作为“凤凰卫视”特邀的专家嘉宾，来到美丽的呼和浩特，参加《纵横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电视节目的制作。这个轻松活泼却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访谈节目，自然要涉及成吉思汗和鄂尔多斯的关系。当我们谈到如今坐落在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园及其祭祀时，参加这个节目的鄂尔多斯的朋友作了更为直接的表达，他认为成吉思汗究竟葬于何地似乎在今天已经不很重要了，那是一个历史的客观，谁也改变不了。更为重要的是，鄂尔多斯作为成吉思汗的祭祀之地，凝聚了蒙古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勇往直前、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今天的财富和动力，就愈益显得珍贵。
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昭君墓。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土默川平原上，突起的一座小山包，那是传说中的昭君墓，如今已成为风光秀美、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在墓前的一座巨大石碑上，用蒙、汉文铭刻着德高望重的董必武老人的题词：“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对汉匈和亲与王昭君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这里究竟是不是埋葬王昭君的地方呢？让我们来看看史学巨匠翦伯赞先生40年前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内蒙访古》中是怎么说的：
据内蒙的同志说，除青冢（即昭君墓）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昭君墓，另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翦老是在解剖活的历史，所以才能说得如此深刻透彻。如果硬要挖开这些“墓冢”，看看是否葬于此，那可能会是一座座空穴，岂不是对千百年来各族人民的美好寄托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吗？人们并不是追求这样的历史结局。
我想，前面提到的那位学者关于成吉思汗葬地可能在鄂托克旗的推测和设想，对于推动这个学术问题讨论的展开和深入还是颇有裨益的。还有，这其中不能不包含着人们的一种愿望。就在我知道这一信息的同时，我又一次路经鄂托克旗，见到了年轻的女旗委书记刘桂花同志，她兴致勃勃地告知我在鄂托克旗的这个重要发现，她热情地邀请我到阿尔寨石窟去考察，她多么希望这个发现是历史的真实。她红润的脸庞充满光彩。她说，如果成吉思汗真的葬在鄂托克旗，那么我们旗将在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在内蒙古和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地位会大大提高，我们将更无愧于“鄂尔多斯”（守护帝王陵寝的部落）这个历史的称号，给我们旗带来的大发展更是不言而喻。这是多么好的心愿，我只能衷心地祝愿她梦想成真。
当我要结束这篇杂议的时候，我知道并没有回答本文的题目所提出的问题。不过，也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做了回答，那就是，作为民族英雄的大汗在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