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成吉思汗与六盘山”。这是一个既重要又新鲜的命题。其重要在于，成吉思汗的晚年在六盘山地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踪迹；其新鲜在于，成吉思汗晚年在六盘山地区活动的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是过去研究成吉思汗领域中的薄弱部分，系统研究的成果较少。所以围绕这一主题的讨论，就显得格外有吸引力。
我拜读了佘贵孝先生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的活动》，很有受益。此文系统收集、梳理了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活动的资料，并做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六盘山地区在成吉思汗晚年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丰富了对成吉思汗的认识。
借此机会，就关于成吉思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简要地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关于成吉思汗的评价
这是一个老命题，但又是一个从未中断、持续已久讨论的问题。科学的眼光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抛弃了种种偏见的影响，更清楚地看到，评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应该具有历史的眼光，即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衡量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业绩和作用，要看他的整体和主流是否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起了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成吉思汗一生创建了两大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走向统一，走向世界。
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从而促成了蒙古民族的形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以他超群的智慧和才干，使蒙古社会减少战乱，经济发展，迅速封建化，同时又使蒙古族广泛地接触、吸收了各种先进的文明、先进的技术，原来蒙昧落后的状况很快得以改变，为蒙古族的壮大、进步以至长存至今注入了活力。
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统一的大业中，也具有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的崇高地位：他为西藏进入元朝的直接行政辖区，明确列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基础；他恢复了西域、漠北等一大片汉唐时西北的历史疆域，统一了中原大片土地。到他的晚年，在已实现北方和西北统一的基础上，临终前又为其后继者制定了联宋灭金、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最后由他的孙子忽必烈完成了建元和全国的统一。
历来在评价成吉思汗时，引起最大争议的是成吉思汗的西征。1219～1225年，成吉思汗及其勇敢的骑士们，所向披靡地扫荡了黑海以东从印度河到钦察草原的广大地区，这种带有强烈野蛮与落后烙印的行为，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是理所应当要受到指责的。但成吉思汗的西征，使从蒙古东部至准噶尔盆地及伊犁地区早已中断的草原路被大规模启用和畅通起来，使汉唐时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和延伸，打破了中西方的再度隔绝，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及中亚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一些欧洲的旅行家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东来，把东方世界介绍到欧洲，包括哥伦布也是在这些旅行家游记的影响下，为探险大蒙古而东来，结果加速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才有了美国的崛起，才有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中国的罗盘、火药、活字印刷等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广泛地传入西方，西方的商业文化、医药、天文历算、机造品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也向东方传播与扩大。
成吉思汗的这两大历史功绩表明，他的成功或者是他“超乎常人”之处，在于他在面对很多比他的民族更为先进和强大的民族面前，他没有固守蒙古族传统的游牧文化而举步不前，而是超越了蒙古文化，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的经济技术和优秀文化，包括农耕民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成吉思汗是由一个游牧民族的代表走上了众多民族优秀文化代表的位置上。
二、关于成吉思汗与西夏
成吉思汗在完成统一的大业中，也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最为艰苦、最为重要的征战，即对西夏的征战。从1205年第一次用兵西夏，到1227年蒙古灭西夏，22年间蒙古6次进攻西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后死于最后一次征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军队下如此大的气力用兵西夏，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原因的。
第一，经济原因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的长期征战中，一方面使分散的蒙古各部逐渐统一于自己的麾下，但同时又面临着本来就是贫困落后的荒漠地区又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局面，这成为当时铁木真建立帝国的最大困难。靠征服掠夺漠北各部起家的成吉思汗，在统一漠北之后，很自然地要将掠夺战争扩大到毗邻的地区，而与蒙古紧紧相邻的经济富庶的西夏，很自然地就成为蒙古首先掠夺的对象。连续不断地对西夏的征战和掠夺，也的确使蒙古获得了大量的物资，直接补充了战争的消耗，大量的战利品被分配给了从征的将士和贵族，缓解了蒙古建国之初的经济困难，巩固了他的声威和统治。
第二，战略原因西夏境内控制着连接中原与西域、漠北与漠南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东西交通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汉唐以来开辟的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去西域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辽河流域沿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越戈壁，中经居延海而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西夏还是漠北至中原的交通枢纽。从漠北进入中原，一条主要的道路是由龙城古道经居延沿弱水至酒泉，接河西走廊而达中原，或者接居延路西段而达畏吾尔。西夏境内的居延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西夏建国之后，在此设立军事重镇黑山威福军司（黑水城）。这样一个交通枢纽要道，自然是成吉思汗南下和控驭北方的一个主要据点。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夺取西夏的过程中，即充分利用这些交通要道。在西夏灭亡后，将这些交通要道握在手中，也就控制了联结帝国东西和南北的动脉，同时为进兵中原作了重要的战略准备。
第三，政治原因成吉思汗的主攻方向是南下中原，而南下中原的两个主要障碍是金和夏。对于金夏关系，成吉思汗十分清楚。金夏两国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贸易来往频繁。夏在金的西侧，北接蒙古，如先攻金，夏将成为金的右翼援军，威胁蒙古本土，有可能切断蒙古的后路。要全力攻金，必须先剪除侧翼威胁，先攻夏，迫使夏称臣于蒙古，破坏金夏关系，结成蒙夏联盟，以增加伐金的军事力量，实施对金的战略包围。成吉思汗在第三次攻夏中，实施了这样一个战略意图，达到了先攻夏后伐金的目的，同时又切断了西夏与原蒙古各部的联系，稳定了后方。
第四，军事原因对于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来讲，西夏盛产的良马、骆驼以及西夏的良弓、甲胄、精良的兵器等，都是急用的军需补充物资；在与西夏作战中，蒙古军又得到了攻坚拔城的实战训练，使诞生于草原、习惯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城的蒙古军队得到了实战的训练和提高。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待这场长期的战争，一方面要看到这是蒙古征服、掠夺西夏的战争，战争对西夏的破坏是极为残酷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成吉思汗实现了先攻夏，后伐金，最后灭南宋的战略部署，这是他面对当时中国土地上民族政权并立纷争的局面所作出的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选择。成吉思汗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战争，为结束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为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王朝实现大统一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历史上许多民族战争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在评价这场战争时，要有历史的辩证观点。
三、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
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成吉思汗去世的时间和地点基本清楚。成吉思汗去世于1227年攻灭西夏之前。去世的地点有过3种说法：宁夏的六盘山，甘肃的清水县和宁夏的灵武。目前根据资料和讨论，对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地区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其二，根据蒙古的习俗，汗的安葬之地是极为保密的，使后人无坟冢可寻。保密的只是坟冢之地，祭祀的仪式是公开进行并承袭下来。葬地与祭祀的分离，除了原始宗教的影响外，还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的频繁流动和迁徙所造成的，特别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占据的地盘可得可失，只能将葬地保密起来，才不至于受到破坏。但祭祀不能因此而废止，只好通过祭祀象征性陵寝的仪式延续下来，而且随部而行，这就是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曾随鄂尔多斯部从蒙古高原迁至河套地区的原因。这种特殊性，也是清楚的。
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我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一文辑录了8种重要历史文献的记载，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离成吉思汗去世时间越近、记载越早的，反而越含糊不清，似有意回避，说明严格的秘葬习俗对这些史书的记载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局限。虽然后来的文献记载中陆续提到了葬地，但都是指大致的方位，加上地名的演变、翻译的变化以及后人的传说、推测，人们很难从中认定葬地的确切位置。但葬地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被热衷讨论争辩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百年命题。
所谓百年命题，是指近百年前的1915～1917年，国内学术界曾进行过一场关于成吉思汗葬地问题的惊心动魄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张相文，他的观点是成吉思汗葬于鄂尔多斯。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方是著名的蒙古史专家屠寄，他的观点是成吉思汗葬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南部高原上。双方连篇累牍的争辩文章发表在著名刊物《地学杂志》上。争论持续2年之久，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是中国学术界少见的。但即使是这样一次非常高水平的争辩，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个难题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
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在不断进行，大体上有4种观点：一是在蒙古国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以北，二是蒙古国的杭爱山，三是中国宁夏的六盘山，四是中国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千里山——阿尔寨。虽然这一争论持续了近百年的时间，但至今还不能说哪一种观点具有最充分最足够的资料支撑，更没有实地考察发现的新证据。这还是一个有待于长期深入讨论和有待于发现新证据的问题。我在20多年前的文章中，认为屠寄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因为他引用的是那些时间较为靠近、依据较为充分的资料，同时注意到蒙古族的葬俗，特别是葬地和祭祀相分离的这一事实。即使如此，离这一问题的解决还相距甚远。
除了专家学者的研究和争辩外，实地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也一直是一些国家的机构和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他们不惜大投入，致力于“揭秘”的活动。据说在近200年中，有100多个考察队寻找过成吉思汗的陵墓，但都没有成功。近10多年来，这种考察和探寻依然持续不断。
1990～1993年，蒙古、日本联合组成一支考察队，使用先进的仪器，对地下30多米深处进行了探察，面积达10000多平方公里。这支考察队伍中有年龄80多岁的日本著名蒙古学家江上波夫。他们在蒙古国高原的实地考察中，先后找到了近3500座13世纪以前建造的古墓，但最终没有找到一座皇陵，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成吉思汗的陵墓。
1995年美国考古学家动用了卫星遥感、GPS卫星定位和更大清晰度的卫星图像，详细分析了蒙古国东部地区，寻找了数年，也是一无所获，最后还认为，成吉思汗的陵墓应该在中国境内。
2000年5月，台湾一支由6人组成的民间组织“寻找成吉思汗”探险队，从蒙古国克鲁伦河畔出发，历经82天，行程1769公里，在蒙古全程无任何发现。到了7月，由阿尔泰山一处山口进入新疆，继续探察。到8月，与新疆博物馆的一个研究小组汇合，在阿尔泰山所在的清河县三道海子的山谷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巨型石堆，高23米，底直径92米，似是移山而成，耗费的人力财力绝非一般的部落首领能够做到。一些专家认为，这可能是蒙古贵由汗的陵墓，因为他曾经用兵高加索一带，这是最大的一个发现。
2000年7月，美国探险家克拉维兹率领的一支由科学家、考古学教授和翻译组成的“考古探险特别小组”来到蒙古国，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成吉思汗的神秘陵墓。他们将《蒙古秘史》中出现的200多个地名和道路名标在地图上，并将该地区发生的所有事件加以整合，以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方法，绘制了《成吉思汗历史地理地图集》，按照历史地图进行挖掘。当年年底他们发现了150座不同时期的古墓，但最后证明都不是成吉思汗的陵墓。此后他们不断地寻找和挖掘，到第二年的8月，美国媒体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找到了（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却引起了蒙古政府及蒙古民众的反感，认为这是违反了蒙古的社会风俗，开始对这种到处挖掘的探险活动予以抵制。蒙古人认为这种挖掘带来了坏运气，触动了祖先的陵墓会毁灭他的灵魂。就在这样的争论和蒙古政府的干预中，他们不得不停止了这种考察活动。
2003年7月，一条消息从内蒙古传来，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在鄂尔多斯市西面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有成吉思汗活动的遗迹，可能存在着成吉思汗的墓地。这里有一座高约80米，东西长300米的红色砂岩平顶山，山上有近百眼石窟，已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一发现虽然引起媒体和一些人的兴趣，但当进一步考证时，却感到证据不足。
这些探寻活动，有的规模很大，投入很多，手段先进，但都没有结果，更加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我认为，在证据和资料不充分，时机不成熟，特别是民族心理不能承受的情况下，不宜到处搞挖掘，也不宜急于下结论。让这个“谜”继续存在下去，也让这个百年命题继续讨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