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鄂尔多斯生态建设历程的回顾与认识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从过去的伊克昭盟到今天的鄂尔多斯市，历届领导都在带领干部群众不断探索着如何改善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这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取得今天的成就，的确令人惊叹。今天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今天的经验，是历史经验的积累。回顾这一过程时，我们看到其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们观念的不断转变和认识的升华。
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时，遇到了一个十分严峻而又绕不开的问题：历史上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草原植被为什么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以致恶性循环，难以恢复？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剧了？
知名学者张正明先生最早的调查，让我吃惊：
据伊克昭盟1977年统计，全盟沙化面积5250万亩，其中自治区成立前原有的1515万亩，自治区成立后新增的3750万亩。在这3750万亩中，自然沙化的有2250万亩，人为沙化的有1485万亩。
据六十年代前期的测算，毛乌素沙漠的面积是4169.4万亩（本自治区外的部分不计在内），库布其沙漠的面积是1568.4万亩。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在这个盟里，因为自然的作用而增加了半个毛乌素沙漠，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而制造了又一个库布其沙漠。
这是我较早看到的一份报告，内心有疑虑，更有震动。我不得不相信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解放30多年，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扩大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按照这个调查的统计数据，新中国成立30多年由于我们的失误而造成的沙化面积相当于2000多年来沙化面积的总和。这不能不使我们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探究其原因。我于20世纪70年代曾较长时间在鄂尔多斯基层工作，对“沙化”“贫困”“抗旱”“移民”“救济”等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感受，这些都成了我收集资料、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初动机。经过两三年的酝酿准备，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专家的指点下，我对这一问题从开始只是用资料进行历史过程的描述，到将认识和研究的最重要的着眼点放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放在科学决策上，最后写成题为《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的长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上。在论文的最后，我提出：
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是关心人民群众的，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但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而造成了政策的失误，大范围的滥垦引来了千万亩不适于人们生存的茫茫黄沙。为人民谋利益的善良愿望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事与愿违。其中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好好总结。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强调以下两点：
（一）充分认识人和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是因为，首先，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在自然环境中，千百万年的生物进化、物竞天择，最后才出现了人类。其次，自然环境又是人类生存的场所，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概而言之，可谓人类生于斯、养于斯，须臾不可离开。另一方面，人类也在改变着环境，而改变它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活动。但是，环境可以忍受的改变是有限度的，假如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越了这一限度，就会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从上述的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和自然环境要保持协调发展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不能盲目夸大……人类对于自然不应当采取急功近利的掠夺式的索取做法，而应当遵循适度利用的原则，以不致使环境退化并使之可永续为人类所利用。这是我们在决定一个地区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时应有的首要指导思想。
（二）要使我们的决策由经验决策转变为科学决策。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凭经验来决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毋庸赘言，有些经验是有片面性局限性的，有些是陈旧过时的，采取这种决策方法想要避免失误往往是很困难的；而一旦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有的恶果（如难以逆转的沙漠化）还会留给子孙后代。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凭狭隘的经验来进行决策了！一定要使决策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对于像鄂尔多斯地区今后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总体规划上要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在具体政策上要有环境保护的内容。
我在研究这一问题并形成这些观点和建议时，也注意到，许多基层的领导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组织群众进行许多防沙治沙、恢复生态的实践创造活动。我的这篇文章，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落脚点是强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使二者和谐相处，而关键首先是人要端正态度，要科学决策。这样明确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研究层面还是较为前沿的。多年来，这篇文章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经常被研究者引用，我也一直按照这个观点，关注着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
历史性巨变
按照夏日先生关于鄂尔多斯生态建设分为4个阶段的意见，即清朝、民国期间的反放垦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局部治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末的大规模治理，进入新世纪生态建设作为战略重点的全面治理。我们经历了最为重要的后两个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历史性、革命性的变化阶段。我们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国家在指导思想上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因此，我们不仅有了感性的比较，更有了理性的认识和提高，思想更为成熟和统一了。
在最近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西部地区科学发展的成功探索——关于鄂尔多斯模式的思考》中，对近年来鄂尔多斯的快速发展及所创造的“鄂尔多斯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鄂尔多斯的发展之路，是一条我国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认真研究和分析鄂尔多斯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讲到鄂尔多斯生态现象时，这篇文章认为，鄂尔多斯“实现了由生态恶化地区向绿色大市的历史性跨越”。文章指出，近年来，鄂尔多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2007年，全市禁牧草原3518万亩，占草原总面积的40%，休牧5298万亩，占草原总面积的60%，划区轮牧2398万亩。林沙产业形成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全市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30%提高到75%，森林覆盖率由13.60%增加到20.07%。
我在去年就已经注意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七大沙漠鄂尔多斯境内就有2个。通过全面综合治理，毛乌素沙漠的治理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67.3%，库布其沙漠的治理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17%。鄂尔多斯境内两大沙漠的治理速度首次超过了沙化速度。近日报载，全市农牧民人口由93万人减少到目前的60.7万人，人均纯收入达到6124元。
数字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内涵。这一历史性巨变，肯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综合性的原因，包括领导决策、政策规划的制定、投入实施以及各项具体的措施等，但必须看到的是，有一条主线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理性的高度树立起了科学的新观念。我想借用两位权威人士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位是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梓在2007年8月鄂尔多斯召开的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上对鄂尔多斯生态现象的诸多原因进行解读时，他特别强调，要变“征服自然”为“顺应自然”。“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防止荒漠化，不能用征服自然的办法解决问题，必须顺应自然，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寻找出路……荒漠化是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可以说，人为因素是土地退化为荒漠的主导因素。看到问题的实质，我们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发展思路，遵循自然规律……减少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减轻生态压力，通过人的主动退出求得生态的自我平衡、自我修复，找到了以退为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道路。”
另一位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生态问题的专家夏日先生在他2007年发表的《论鄂尔多斯生态现象》一文中所做的分析：“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员，人与自然本是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就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错误、调整与自然关系的过程，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关键，是端正人的思维，校正人的认识，调整人的发展行为。”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分析之所以深刻，是因为抓住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即深入解剖了我们在与自然关系上的得与失，首先不是怨天怨地，而是检讨了人类自身的思想和行为，真正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既是我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对科学发展观新理念的理解，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收获。由此也想到，在人与自然关系受到破坏时，人类往往是主动的，在短时间内对自然的掠夺，就可能使在很长时间培育起来的良好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类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我们从鄂尔多斯生态现象也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的恢复重建，人类也是主动的，也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旦人们觉悟了，观念转变了，对自然环境采取了敬重和保护的态度，并且落实到各项可行的措施、完善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上，生态的恢复并非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对经历了过去鄂尔多斯生态恶化过程的不少人们来说，悲观的情绪，失去信心的情绪，无所作为的情绪，曾经是很普遍的。很难想象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重建，很难估计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会产生如此大的力量，现在都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以人为本，不仅要使人有所获，还要讲人有所付，即要付出，付出智慧，付出决心，付出力量，就能创造出奇迹。
又一次飞跃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说：“前不久，我到内蒙古鄂尔多斯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很快，沙生植物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您的沙产业理论设想正在变为现实。”1984年，钱学森正式提出了沙产业、草产业理论，论述了沙产业、草产业的必然趋势与发展前景，并预言这一产业将成为21世纪在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
有专家认为，治沙是人类历史开始认识沙漠的第一次飞跃；防沙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认识沙漠的第二次飞跃；合理利用沙漠则是人类认识沙漠的第三次飞跃。而合理利用沙漠的最高境界就是钱学森提出的用现代生物科学的成就以及水利工程、材料技术、自动控制等前沿高新技术，在沙漠戈壁发展造福于人类的沙草产业。
正如夏日先生所说：“内蒙古自治区是钱学森先生知识密集型沙产业理论的孕育之地、构思之地和试验示范之地。”鄂尔多斯在进行生态建设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对沙产业理论的实践、示范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创造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有大量农牧民居住的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上发展沙产业，积极推广种植灌木类植物，而且采用产业化经营、企业化运作的方法，因地制宜，大幅度扩大人工灌木资源面积，实现了变害为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林沙企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各地的投资者，沙产业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报载，2007年，鄂尔多斯市林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达到23亿元、16亿元，农牧民来自林业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780元，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和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
这一次飞跃虽然刚刚开始，但很明显的是，原动力来自于又一次认识的升华。钱学森沙产业理论的核心，是基于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人与沙，历来是一对矛盾。过去我们在对待这一对矛盾时，更多地看到的是要么沙进人退，要么人进沙退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的一面。依据钱学森的理论，我们转变观念，换一个角度，又看到，原来人与沙又有可以统一的一面，有互为利用的许多潜在元素。人用培植植被、扩大适宜于沙地条件的灌木面积的方法去对待沙漠，就是一种善待，一种敬重，一种顺应；沙漠在涵养了植被的同时，保护了自身的许多资源，人将沙生植物加工增值，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可能给人类未来的生存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这一进步来之不易，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不可忽视的还有一大收获，即生态文化。我们看到，近年来，热爱自然、关心绿色、保护环境等健康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鄂尔多斯悄然兴起；普及生态知识，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的风气，关注和研究生态现象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生态文化成了鄂尔多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变化，将在今后的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科学发展生态先行
在惊心动魄的“5.12”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不仅大大彰显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且也警示我们，包括灾后重建的所有开发建设，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生态先行。
我们注意到许多专家的意见，他们指出，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工业开发区的扩展和公路的不断加宽等，会给河谷地带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景观带来很大影响；地震带上大量蓄水的水库也可能对地质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和影响；环境评估与建设、基础设施、人居建筑一定要适应地震带的特殊性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使我们对生态问题的迫切性、全局性、重要性又有了新的认识。200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省区市及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重大自然灾害给人类造成重大损失，也加深了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后，使我们对在发展中正确处理资源、环境、人口、社会等诸方面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考虑到保护生态，受到破坏的生态要恢复重建。只有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这一规律，利用这一规律，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创造一个适宜于人类生活的、长久的、美好的、安全的环境，这就是以人为本观念的体现。如今，人们对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无情地惩罚了我们”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地开发，忽视质量、只图快不图好的建设，这样的蠢事，再也不能干了。不能开发的，绝不要开发；不具备合理开发条件的，也绝不要开发；是应由我们后辈开发的，我们也绝不要抢先开发。一切开发，都要遵循“生态先行”的原则。生态通行证才是最具权威的。
鄂尔多斯在生态建设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是极宝贵的财富。生态环境是一个综合、全面的概念。除了改善被沙漠侵害的生态环境外，在各类资源的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与建设、人居建筑与环境、防治污染、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旅游开发等诸多方面，都有一个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都有一个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这项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是不可能一次就完成的。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鄂尔多斯已经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良好开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称钱学森沙产业理论的设想，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在变为现实”。抓住这一次极好的机遇，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实践沙产业理论设想，全面推进生态建设，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新的成绩，提供新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