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晚清朝廷著名的“翰林四谏”之一，是清流派的一个中坚人物。1875-1884年间，他曾累次上疏议政，“内则屡劾大臣，不避权要，以肃纪纲；外则慎交涉，筹武备，谋保属邦以卫中国”。1884年5月，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7月，风尘仆仆来到福州。谁知一个月后，福建舰队就在法国军舰的大炮轰鸣声中全军覆没。于是张佩纶成为众矢之的，有的说他“讳败捏奏，滥保徇私”；有的说他“头顶瓦盆，短衣赤脚逃30里”；还有人竟然说：“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在一片弹劾纷举声中，1885年2月，清廷颁布谕旨，将张佩纶“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充军新疆。
张佩纶真是马江战败的罪魁祸首吗？一百多年来，对此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从而使这一问题成为一桩尚未了结的公案。
关于“纵敌入口”
福建舰队驻泊的马江口，素有“二龟守户，五虎把门”
的说法，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两岸筑有炮台，可以有效地抗击海外来敌。有人说过：要是马江之战前不放法国军舰进来，“虽百铁甲船，亦无能为役”，即使法舰装备再好，火力再猛，也奈何不得福建舰队。那么，法国兵舰怎么会深入马江的呢？翰林编修罗曧把“纵敌入口”的责任归咎于张佩纶，说张“听法船入闽口”，对法舰深入马江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于是张佩纶首先被加上了“纵敌入口”的罪名。
但是，历史上的有些记载却证明张佩纶与“纵敌入口”
并无关系。1884年4月18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福州将军和闽浙总督的电报中说：“法船进口，若只一二只，尚未明言失和，似难阻止。”7月2日，清廷电旨中又命令沿海文武大吏：对于法国兵舰，“彼若不动，我亦不发”，唯有在敌人“扑犯”或“登岸”的情况下，才准“奋力抵御”。可见让法舰进入马江，是早在张佩纶到闽之前，就已经由朝廷决定了的。相反，张佩纶到达福州后不久，有两艘法舰要求驶入马江，张佩纶主张抵抗，但是总督何瞡和巡抚张兆栋却不敢采取行动，而是打电报请示朝廷，结果回电未到，法瞡已经闯入马江。两天后，法国海军提督孤拔的入口，同样是这种情况。所以张佩纶在奏折中发牢骚说：“言战则彼未失和，言和则彼在取质，条约钳制，议论游移；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先机，彼处处攻心，我种种掣肘”，结果造成天险尽失，反客为主的不利态势。正是在清政府的多方牵制与掣肘下，法国舰队才得以大摇大摆开进马江，泊于福建舰队之旁，而身为会办海疆大臣的张佩纶，则因手脚受到束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舰入口而毫无办法可想。
关于“备战漫不经心”
法国军舰驶入马江后，中法舰队不过咫尺之隔，战争己经一触即发。在此期间，奉命办理海防的钦差大臣张佩纶在干些什么呢？都察院代奏编修潘炳年等人说：张佩纶“侈然自大，漫不经心”，“竟未筹及防务”，结果使得福建舰队在法国兵舰的袭击面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福州老百姓中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两张（指钦差大臣张佩纶和福建巡抚张兆栋）无主张，两何（指闽浙总督何瞡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没奈何”。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人认为张佩纶并非“漫不经心”，而是做了大量战备工作。在陆地部署方面，张佩纶视察了五虎口等地，提议在芭蕉和壶江添筑炮台，两次打电报向李鸿章商借大炮，命令陆军进驻马尾，并调三营军队分布要隘。这些陆上防务在战争中发挥了效用，法国人承认，他们原计划登陆占领马尾，因害怕中国的数千步兵和埋设的地雷，才不得不改变计划，“仅满足于以大炮轰击中国船厂的设备”，因而“破坏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程度”。在海上部署方面，张佩纶的主要战前准备是调集华舰。据《中法交涉史料》、《中法越南交涉史料》、《涧于集·电稿》等统计，从7月12日到8月21日，张佩纶等共有32个电报涉及调舰请援。例如：“飞云”
舰和“济安”舰本在广东，张佩纶凭着与张之洞的私交，连打四个电报，才使两船于7月31日到达马尾。到马江之战爆发前，通过张佩纶等的不懈努力，终于在马江凑集了11条舰船。张佩纶的战备工作引起了法国人的恐惧，8月13日，法国公使已德诺在给总理茹费理的电报中说：“不仅在福州，而且在各处都在准备……今天我们如攻击福州，无疑仍可成功，但是我们的军舰将比以前冒更大的危险。”法国方面的记载表明，福建舰队临战并非毫无准备，“中国人显然在做装配和作战的各种准备”；“中国人亦坚守着他们的大炮”。
在马江之战中，“扬武”号仅27秒钟就被鱼雷轰沉，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它也击中了法国旗舰，炸死六人，可见炮弹早已就在炮膛里了。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南北洋海军都派出得力舰只援闽的话，那么即使不可能制止法国军舰发动攻击，至少也会给予法舰以更加沉重的打击，福建舰队也不至于孤军奋战而全军覆没了。只是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和南北洋大臣的拒不援助，才使得张佩纶的备战努力功亏一篑。
张佩纶曾在一封写给侄儿的信中说：“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译勇怯无常，曾、李置之身外，战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
可见他曾屡屡“请先发”，“请互援”，怎么能说他“备战漫不经心”呢？
关于临战“调度乖谬”
潘炳年等人在弹劾张佩纶时，指责他在战争开始前夕“调度乖谬”，做出许多荒唐事：第一，8月21日，船政大臣何如璋藏匿法方战书，此事张佩纶有通同作弊之嫌；第二，8月22日，法军行动已露端倪，众人请求速加防备，张佩纶却不予理睬，而且扣住军火不发；第三，8月23日，法国单方面宣布开战，张佩纶惊恐万状，竟然派人向孤拔请求改日再战；第四，开战前夕，福建舰队各舰长一再向张佩纶陈述“连舰之非”，要求摆脱法舰控制，张佩纶不仅置若罔闻，甚至还大加呵斥。
以上四点，言之凿凿，可历史上却有与之相反的记录：
第一，法国海军罗亚尔上尉记载说，8月22日，孤拔才接到“开火的准许令”，当晚8时的军事会议上才确定了作战计划。23日，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安排了递交宣战照会的具体时间：“早八点对各国领事，十点对总督发出”。
对此，中方资料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法方根本没有把战书交给过何如璋。既然如此，哪里会有何如璋藏匿战书之事？
张佩纶当时也就不会有通同舞弊的可能了。
第二，在整个海战中，福建舰队没有停止过炮击。“振威”号在行将沉没的一刹那间，还发射出最后一炮：造船厂附近山头上的克虏伯大炮，也“毫不停息地对准‘伏尔他’号轰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几尊大炮才沉默下来。当真张佩纶不发军火的话，哪来的这么多炮弹？
第三，法方宣布开战的照会是递交给福州城内的总督何瞡，张佩纶根本无法看到，怎么可能派魏瀚去“乞缓”呢？
有人考证说：实际情况是，何瞡在接到法方照会后，延至即将开战时才电告马尾，“信到炮发”。《海军大事记》中也说：电文到后，“译未及半，而法船已开炮轰击我军”，可见咎在何瞡。马江战败后奉命查办张佩纶责任的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清楚：“何如璋传见魏瀚，令谒英领事，藉探消息。瀚乘小机轮往，未至领事舟而战事作。”可见指责张佩纶因害怕开战而派人“乞缓”，纯属张冠李戴，望空捕影。
第四，法舰陆续闯入马江后，与华舰参差杂泊，加以监视，“各兵船抛碇在江，法舰监之，不许移动，声言动则开炮”。敌我力量悬殊，华舰受制于敌，但这不是张佩纶的责任。8月21日，美国军官罗蚩看到“中国军舰数只，泊在海关前者，突起碇冉冉行进，其状似欲脱重围而出……二法舰严备以待，中国军舰知不可过，只得仍归原处下泊。”可见不是张佩纶不准舰船调动以摆脱法舰控制，而是法舰以武力逼迫华舰停泊原处。张佩纶根据中法舰队这种连舰杂泊的情况，曾拟定了“各轮猝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火攻，牵制其下游各船”的作战计划，这从战术角度衡量，无可非议，它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华舰不敢抢先启碇，先敌开炮，但这是由朝廷禁令所造成的，怪不得前线将士，也不能算在张佩纶的账上。
关于战时“闻炮先遁”
弹劾张佩纶的奏章中说他在战事爆发后，“闻炮先遁，忙忙如丧家狗”；“头顶瓦盆，短衣赤脚逃30里”，其胆怯和狼狈无以复加。然而，也有不少史料说他并非“闻炮先遁”，而是“升山颠观战”。奉命查办马江战败责任的左宗棠，在调查报告中说：战事爆发时，“张佩纶于是日登山观战，战毕退驻彭田。初四日清晨驰赴马尾”。当时亲历战事的郑丙炎也记载说：“张星使登高而望，见各船之均投灰烬也，跣而走鼓山后”。也是说张佩纶先观战而后退却。《清代轶闻》作者更为张佩纶打抱不平：“张佩纶马尾之役，见敌不走，气象伟异，自王壬秋、林琴南辈，均鸣其冤”。
《海军大事记》中记载：“张佩纶登山观战，见军已败绩，跣而走，匿于彭田，越两辰始返。”著名史学家邵循正亦认为：“张佩纶初在山巅观战，见败，走至彭田。”
所见略同。以上记载均可证明，马江之战爆发时，张佩纶确曾登山观战，想以此来激扬士气，没料到近代化战争快得惊人，仅仅不过七分钟，“每一只中国军舰都差不多已不能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张佩纶再转而退却。论者认为：张佩纶战败后逃跑，气节有亏，可以从道德角度批判；但气节问题并不等于战败的责任问题，换言之，逃跑并非战败的原因，而是战败的结果。若以逃退的事实去反证张佩纶是马江战败的罪魁，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以上，只是关于张佩纶马江战败责任问题的大致争端。
张佩纶究竟是“丧师辱国的魁首”，还是清政府葬送福建水师的替罪羊，争论看来还会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