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错误国策，在国民党党政高层，由个人分歧，逐渐引发为新的政见之争，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使原来本就比较复杂的派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围绕抗日还是退让，主和派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过去的亲日派，他们坚持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主战派主要是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地方实力派中的若干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等。
但对日主和的妥协派却掌握着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的主导权，1932年的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不情愿的情形之下，因而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事的结局。这一战事爆发前后，蒋介石竞指使军政部长何应钦连续三次急电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毋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1月31日，何应钦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的调停。并命令19路军“严守纪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需遵守”。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杀敌，南京国民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何应钦还以特急电令蒋光鼐等，着令原配属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投炸弹！”并严令19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射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这样，长江口和黄埔江内日海军可任意行动，日军飞机可在战地上空自由飞翔，支援地面陆军作战。而19路军却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孤军局促于长江、黄埔江和苏州河之间的淞沪三角地带与敌作战。
当19路军与日军在上海激战之际，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不少官兵激于义愤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杀敌。何应钦对请缨者回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需受抗令处分！”
国民党陆军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他面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愿望时，何应钦听后，板着面孔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14）淞沪抗战的结果，最终以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中国与日本签订又一城下之盟式的停战协定而结束。
主战的抗日派虽然无法左右中央决策，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当政者施加压力。他们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的冯玉祥。当年，他曾兴兵响应讨袁，力挫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参与北伐，将末代皇帝溥义驱出紫禁城，为国民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政权建立了功勋。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蒋介石挫败丧失军事实力，很少再问政事。但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不能坐视。1931年12月，在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提出了“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提案，得到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支持。会后，他又奔走于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呼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持救国大计。
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依靠政府抗日不成的情况下，冯玉祥把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意见写在了他的行动上。他决意自己组织部队抗日。促使他树起抗日义旗的是他的旧部吉鸿昌。吉鸿昌从海外回国后，在拜见他这位老上司时给他带来了一条实现抗日的主意，即与共产党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冯玉祥对这个意见表示赞成。于是，他移居于自己旧部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驻地张家口，联络宋哲元等旧部着手筹组抗日武装。此时，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随后又进攻长城各隘口。蒋介石的进一步妥协政策，不仅使中国守军坐失战机，而且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同胞的抗日义愤。全国许多省市的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冯玉祥举旗抗日。这为冯玉祥施展他的抗日抱负提供了有利时机。他迅速响应全国同胞的请求，毅然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我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蒋介石一定会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些罪名。我们手里的军队很少，察省地方又苦，则是眼前的具体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树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民众和军队，都会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表示：要“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组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接着，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还规定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农、士兵生活，释放因爱国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为纲领。会上，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
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后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出兵收复察省失地。抗日同盟军在一个月内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抗日同盟军的捷报震惊中外，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冯玉祥决心乘胜前进，进一步收复失地。7月27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下设秘书、政治、军事、经济等局。此时，抗日同盟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照此发展下去，当可对遏制日军进犯华北发挥有力作用。
但是，冯玉祥此举无疑公开挑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蒋所不能容许的。蒋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诬蔑抗日同盟军会“惹祸”。冯玉祥据理进行反击。他在向全国的通电中说：“查多伦失于5月1日，沽源失于5月24日，而玉祥兴师抗日，则在5月26日，实通此处，不容缓图。而人之片面宣传，竟谓因玉祥之奋起，始引致日军之来侵。果诚如此，则东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义下，完全丧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绥虎，地不尽，侵略不停。”（15）蒋介石则亲自指责冯玉祥是“联俄”、“联日”，“割地自雄”。
汪精卫也加入到反对冯玉祥抗日的行列。7月28日，蒋、汪在庐山发表联合声明，给冯玉祥加上了“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碍统一政令”、“妨碍中央边防计划”、“滥收散军土匪”、“煸扬赤焰”等罪名。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对同盟军“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何应钦在数度派人力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无果的情况下，一面下令庞炳勋、冯钦哉率两个军向察省推进，派孙德荃、关麟徵、冯占海各部开往沙城、怀来、延庆等地集结待命，企图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就范；一面与关东军要员土肥原二联络，秘密商定协同进攻抗日同盟军。在腹背受敌，政治、军事、经济都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冯玉祥不得不于8月4日接受何应钦提出的取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名义，让出张家口、宣化，让宋哲元回察主政等条件。
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察北抗战被蒋介石压制了，但由此激起的全民族抗日火焰却熊熊燃烧起来，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扑灭的。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中国古语形容的是老百姓与当政者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注意的是它的前半句“水能载舟”，即当政者是依靠老百姓的认同才能维持政权。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后半句则更加重要，即民心是不可违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后，不断感受到违背民意、招致众怒所带来的政治威胁。这种威胁在1936年进入高潮。在1935年最后几天里由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的抗日浪潮，到1936年不仅没有平息的意思，而且向全社会迅速扩展。
国际社会的支持也给中国学生运动以鼓舞。世界学联获悉北平学生发起爱国学生运动后，立即决定在全世界发起援助中国运动。并致函中国学生，说：“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的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觉得十二万分的光荣。”（16）世界学联的这封信，立即得到英、美各大学的热烈拥护。为此，世界学联规定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广大学生将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各大城市举行示威罢课，口号是：“拥护中国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拥护中国学生民族解放运动。”
本着上述精神，世界学联与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在伦敦发起国际学生会议，通过了《援助中国学生斗争告全世界学生宣言》，号召各国学生“对于这个斗争表示同情，和中国学生建立联系，给他们精神和物质的支持”。（17）会议还要求各国学生举行会议，通过决议或通电，或派代表团到日本使馆，抗议日本侵略；建立有关国家的学生和中国学生问的联络委员会，互相交流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情况和经验；在各大学组织联合研究团体，讨论远东的情势和中国的发展问题；组织募捐活动，供给派遣国际学生代表团赴华，以研究中国学生的条件和现状，并且和中国学生建立个别的关系等。
国际学生会议之后，由英法两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会同著名人士坎德布莱会会长约翰勋爵、工党领袖琼斯等发起国际会议，其宗旨是联合保卫中国的独立，支援中国反侵略斗争。会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国家举行集会或会议，“使公众了解远东形势和严重性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干涉”；在各重要中心，应组织同情中国的示威。一切与中国友好的朋友通电或派代表至日本使馆，并致签署《华盛顿条约》的9个国家的政府，请求停止日本的侵略。对于国联应送达备忘录，督促处理这个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以决定用有效的办法保障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8）世界舆论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和赞助。最能代表美国民众一般心理的纽约《民族周报》连续几次发表时评，对中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及历次救国运动中所作的贡献推崇备至。该报1月8日的评论说：“过去几星期中，反对日本入侵华北之中国学生全国运动，其积极政治活跃，实为1925年以来所未曾有。学生的真诚爱国热忱及他们的威望，使他们所一致赞助之任何运动，常常得到胜利。”
法国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给中国学生的信中说：“本社对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学生保护中国独立之英勇行动，特致热烈的敬礼。北平当局对于此辈表示其爱国热忱的青年人民，竞不惜施以流血的镇压，至堪痛恨，本社特提严重的抗议。本社深信，我们必继续得到中国成千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联合共同抵抗外来之侵略者的消息。本社并乐于期望南京国民政府以一切的方法对于这一民众为本国自由而斗争的努力予以帮助。”（19）在国际舆论的支持下，中国广大学生不顾政府当局的暴力镇压，继续在高压下抗争奋进，推动抗日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6年2月11日，河北省省立北平高中在学校开学时因学生酝酿恢复学生会，与校方发生冲突。学校当局遂以学生会“组织既无规章，行动又为越轨”为由将康世恩等10名学生开除。高二和高三150余名同学表示抗议，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在校方坚持既有处理决定的情况下，该校高中同学遂与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学校。学联闻讯后，决定发动北平各校代表1000余人护送河北高中同学返校，并提出3项条件与该校当局进行说理斗争：（1）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2）允许学生成立学生会；（3）给学生以爱国自由。（20）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暗中指挥学生队伍来到河北高中。校方闻讯，早已关闭前后大门。学生冲进学校时，校长焦实斋惊慌逃走，学生在找他交涉不见的情况下，就捣毁了他及训育主任的办公室。待焦实斋带着军警前来镇压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撤离，结果抓走了未及撤离的两名新闻记者和学生郭清。
郭清被捕后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招认学联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一个月后死于狱中。临死前他喊道：“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21）3月31日上午9时，清华、燕大、师大、中大、北大、中法、女子文理学院、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等14个学校共700多人，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悼念郭清烈士大会”。大会进行中，军警封锁了学校。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把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解散追悼会。韩天石与黄华及另一位学联党团成员王庸商量后，决定会议照常进行，并在追悼会上通过一系列议案：（1）通电全国报告郭清死难经过及大会意义；（2）检举北平公安局；（3）为郭清建纪念碑；（4）援助被捕同学及教授；（5）通电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6）反对日本增兵华北；（7）呈请国民政府下令严禁各地压迫爱国运动。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临时决定抬棺上街游行，推举黄华为游行指挥。
鉴于学校大门已经被军警封锁，同学们就在后墙撞开一个缺口，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军警追上，前堵后截，围攻殴打，学生受伤者无数，黄华、王庸等52名学生被捕。
“3·31”抬棺大游行，再次显示了北平学生崇高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华北军政当局宋哲元、秦德纯等以很大压力和震动。
这次事件不久，天津发生了“5·28”反日大示威。天津的反日示威发生在日军大举增兵天津之时。此时，天津几乎已经变成一个“亡国市”，不仅日本侵华新的大本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这里，而且从《何梅协定》签订后，随着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撤离，标志国民党执政的党旗、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也被纷纷撤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太阳旗四处飘扬。一批批由冀察政委会任命实际上是日本方面指派的日本军事教官，操纵着学校的一切事务。
经常有居心叵测的测验表和志愿书下发，要学生回答：
（1）如果有敌人侵略你，你是否抵抗？（2）你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吗？（3）你愿意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吗？（4）你做事是五分钟热度呢？还是热度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