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同盟会成立时，创办报纸宣扬革命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主要工作。后胡汉民征得孙中山同意将拟办的报纸取名为《民报》，而该报创刊号《民报发刊词》系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他亲自执笔撰写成稿。胡汉民实际上担任了《民报》主编的工作，受命掌握革命党的主要舆论喉舌。在胡汉民主持下，《民报》集中宣传民主革命纲领，批判改良主义谬论，使革命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迅速扩大。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政治升腾的起点，由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从1906年起，胡汉民开始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他与黄兴一起组织了钦州河口起义，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这几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却奠定了他从事武装斗争的根基。在随后光复广州的斗争中，未动兵戈便获大胜。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里，胡汉民成为首任都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汉民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要职。1914年7月8日，国民党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胡汉民成为政治部长。在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时，胡汉民又担任孙中山入党宣誓的主盟人。1924年1月，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举行一大期间，孙中山指定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是年5月，孙中山患病，胡汉民被委以代理大本营事务的重任。年底，孙中山北上之前，正式委任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孙中山是把胡汉民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加以培养的。但是孙中山在几个月后很快逝世，特别是孙中山在病重期间汪精卫一直随侍在侧，并由汪精卫亲手记录和传达了先总理的“临终遗嘱”，这使汪精卫有了“亲受遗命”的资本，其身价陡然上升，让胡汉民第一次尝到了与“第一把交椅”擦肩而过的苦涩。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内三大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一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提出以后，胡汉民立表质疑。他特别痛恨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他在复汪精卫的电报中说：“此时国家民族最大问题，亦莫过于抗日剿共，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孚国人之望。”（8）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正式提出“抗日剿共”的口号，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显有区别，且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其二，表示支持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政策；其三，决定不参与中央政事，保持“在野”地位，这也是对蒋、汪控制的中央政府感到失望的表示。
接着，胡汉民于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在痛斥蒋、汪在淞沪抗战中对奋勇抗敌的19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不予积极支援且多方阻难行径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对沪战为切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2．集中民众力量为抗日中坚；
3．迅速檄调以抵抗为主义之劲旅。收复东北失地；4．严整沿海各省战守之备，真实谋长远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孙陈（孙科、陈友仁）对外政策，确定东北与沪案为整个问题，日军未退沪前，无交涉可言。（9）胡汉民的上述主张，尤其是关于集中民众力量作为抗日中坚、严整战备作长期抗战、驱逐暴日、收复东北失地各点，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关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极少有像他这样态度坚定、抗日目标明确的。
胡汉民在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1931年1月，胡汉民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则是该刊经常的论题。胡汉民自己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跋日人关于各国对日经济封锁之应付计划》一文，指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的：“东北之亡，亡于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议，明日一声明，邦交依然，互市如旧，亦非所谓和也；呈诉于国联，乞怜于列强，奴颜婢膝，觳觫以承望他人之眼色，既非日降，又非日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耻知气节之国家所宜尔也。则今日之事如何，日‘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10）在《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一文中，胡汉民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抗战。”这篇文章有三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引人注意：
其一，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抗战只是求生的自卫的最低限度的举措”，“因此内部而安固须抗，内而不安也要抗”，否则“情愿束手待毙，不会成了亡国的天经地义吗？”“我从一切历史的事实相信惟攘外可以安内”，根本的说“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这是一种错误”。
其二，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他说：“南京国民政府呢，至今依赖他人，不肯作实际之抵抗。号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借口赣共猖獗，便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抗日“剿共”是两年来所抱持的主张，可是权衡轻重，则在今日情势之下，抗日尤重于‘剿共’。”
其三，主张推翻不抗战政府。他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从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的三无主义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应付日本的唯一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只在如何督责‘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当局，把我们的信念由‘托之空言’，转移到‘见诸事实”’。“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联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国民，共同负起向日本抗战的责任”。（11）1934年到1935年，胡汉民抨击蒋、汪错误政策的初衷不改。他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的诗中写道：操戈同室疏能间，遂使门开揖盗来。万国衣冠齐齿冷，两河忠义未心灰，竖儒讵有和亲策，儿戏先闻大将台。生聚十年堪借口，不须新火感榆槐。表达他对蒋、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敌人有可乘之机，以致侵略日深的不满；同时也揭露人民在要求抗日，而蒋、汪却借口“十年生聚”，屈辱求和拒绝抗日的事实。
对于胡汉民不断地与自己“唱反调”，蒋介石是非常嫉恨的。只是惧于胡在党内的资历并顾忌几年前“软禁胡汉民”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而采取隐忍态度罢了。习惯于独裁却还要在表面上显示党内团结的蒋介石，也想利用胡汉民来为其“装潢门面”。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后，便频频邀请胡北上南京主持中央大计，胡汉民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在与幕僚商议后，定下了暂缓北上的决心。这使蒋介石用心良苦谋取党内“团结统一”的计划受到打击。此时，国民党的另一个中枢人物汪精卫，也学着胡汉民的样子，悄悄地从上海去了欧洲，过起了在野般的日子。为了掩盖蒋、胡矛盾，南京方面极力抹杀双方政治上的分歧，一再放出待气候转暖胡即北上的消息。针对南京的宣传，胡汉民于1936年2月22日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暂缓北上，不是什么健康问题，关键在如何救亡问题。胡汉民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要点如下：
一、指出日寇侵略日深根源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谈话说：“盖九一八事发，日人初无一贯计划，不料其有如此之顺适，假使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能以武力抵抗，或严重交涉，自不至于今日。乃南京国民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赖国联，……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对国际宣称防共，与看透中国不抵抗之两种投机下，肆所欲为，得寸进尺，结果此数年间便铸成中国今日危机及蒋、汪两先生之错误。”
二、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不愿改正。他说：“以余观察所得各方报告，南京当局此种错误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央政府后，依然僵局一个。在最近复有调整中日问题之进行，其调整原则据日方负责人宣称，且谓已经南京当局认可者有三：第一，中国承认伪满；第二，日本派兵来中国协助“剿共”；第三，中、日、伪同盟，中国不得与他国合作。此种原则如果成为事实，则不特割弃东北四省，简直中国已侪朝鲜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三、表示问题不在他是否北上，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是否以实力抗日。胡汉民说：“余现在想如何促进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有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亦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12）胡汉民这种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力抗日的立场，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同蒋介石的矛盾斗争，虽然带有政争色彩，却已超出政争范围，成为当时抗日救亡斗争的一个特殊部分。当时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灭华三原则，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没同意，暗中却有交易；中国工农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日，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浦口等地调兵30万，会同山西阎锡山晋系军队进行围攻；平津学生要求抗日，蒋介石下令进行大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公开站出来抨击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揭露“广田三原则”的灭华实质，要求团结抗日力量，共同对外，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主任、后来曾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起挑战。
在李宗仁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即是灭亡整个中国，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整个民族求生存的战争，就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不是战不战的问题、什么时候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战的问题。他主张对日实施“全面战”，即：反对局部抗战，主张全线抗战；反对单靠军队抗战，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单纯军事抗战，主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体抗战；反对一党一派的抗战，主张联合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友军和一切抗日民众力量的举国抗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李宗仁首先驳斥了南京国民政府所谓“以依赖国联仲裁和美英干涉为唯一政策”的“依赖主义”。他指出，这种“单纯依赖外力论”，乃为一种“出于幻想的机会心理”。如果“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等国际机会之到来，恐世界战争尚未爆发，而中国则已成为涸鲋矣”。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国联不可恃，列强不可恃，联英、联美不可恃，可恃者以自力耳”。他以“天助自助，自助人助”的格言号召尚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举国一致抗战回击日本之无厌侵略！
李宗仁又针对“不抵抗主义”者所持的另一依据——“退让求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说：“吾人以土地权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种恶果乃“适足诱致日本军阀对华之无厌进攻”。
李宗仁还针对“不抵抗主义”之中心论点“安内而后攘外”论和“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的“准备主义”作了重点批驳。他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之所以精神上未能一致，只因为对日政策未能一致，如欲完成中国实际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发动举国一致的抗战，“安内惟有攘外，统一惟有抗日”。对待抗战准备的问题，我们准备，敌人也在准备，而且敌人的准备比我们更快。人家走百步，我们走一步。如果要准备到同他一样才来抵抗，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抵抗的一天。他直言揭露说：“九一八”以来，我们日言准备，但多准备一年，即少见了几省；多准备一天，即多一桩丧权辱国的协定，所以这种亡国的谬论如不改变，只有待机去做亡国奴罢了。总之，“抗战则存，屈服则亡”。“只有彻底摒弃‘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
李宗仁并针对所谓的“日本武器精良，中国武器落后”的“抗日三天亡国”谬论，批驳道：战争胜负并不是决定于军事设备而决定于被压迫者的坚决牺牲精神，“被压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强暴者，不在飞机大炮，而在坚定之民族意志”，这正是日本难以征服中国的地方。李宗仁坚信，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居于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厉发奋，万众一心”，而日本之好战者“仅为少数野心军阀”，大多数日本国民则将处于“消极甚而至反抗之地位”，“中国抗日不独无失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
李宗仁敢于公开批驳蒋介石，并提出与蒋介石主张相悖的抗战理论，除了他的民族情感、政治胆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宗仁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乃至战争性质作了全面考察、分析，看到了中日一旦开战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远远大于不利因素。李宗仁认为：军事上，“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虽可封锁我海岸，侵占通商口岸，但却无法割断我全民族之生命线，农民仍可耕种劳作，自给自足。只要抗战爆发，各国断绝其原料来源和封锁市场，即不难置日寇于死命；政治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疯狂侵略使日本政局陷入极度不安。而我国则因为被侵略之故，国民必能一致团结，奋起抗争，以拯国难。”从国际上看，美、英等西方大国都已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势必加剧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冲突，诸列强国家虽无发动对日战争的决心，但日本则因公然撕毁华盛顿条约，退出国联，国际环境已陷入孤立。我若实行坚决抗战，自可取得列强的同情及援助，而日本则因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实力被消耗，列强将乘机制服它。只要我们能够奋起抗战，坚持到底，敌人的弱点、短处就会日益暴露，我们的优点、长处就会日益发挥，日本不但不能吞并中国，而最终必将陷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13）在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当局尚无抗战决心、压制抗日力量、堵塞抗日言论的当时，李宗仁有胆量对当局的既定国策提出质疑，并系统阐发他的具有政治远见和战争谋略的“焦土抗战”理论，是可贵的，可以说他后来能够建勋台儿庄、成为抗日名将也不是一日而成的侥幸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