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闽、粤、桂三省联盟亦出现危机。粤省陈济棠在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立刻倒戈，对闽方持敌对态度。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虽对闽变抱同情态度，但受到陈济棠的牵制，不敢擅动。而“闽变”发动方企望联合的红军，又因中共尚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使双方联合徒有协议而未有其实，终使福建方面孤军作战，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所打败。
蒋介石没有吸取这次事变教训，认真检讨和反思其抗日、“剿共”上的政策失误，而是把罪责强加给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身上，不断地对非嫡系的部队进行清洗。这就使得物极必反，两年之后，还是在南中国的这个地盘上，又一次爆发了两广事变。
引发这次事变的导火索，与被蒋镇压下去的“闽变”有着直接关系。
闽变的发生，使蒋介石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地区深感不安。在处理福建事态的同时，蒋介石把解决两广的问题列入议程。问题是两广的精神领袖是比蒋介石资历还老的胡汉民，他不离开广东，蒋介石就无法对两广下手。
1936年5月12日，这一天，影响蒋介石兵逼两广的“绊脚石”终于不复存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5月9日下午，胡汉民应邀到妻兄陈融家赴宴。饭后与陈家家庭老师下象棋，先赢了一局。第二局开始仍占优势，正想以车压道取胜，不料对方配有伏炮，使胡汉民的临头车势在必失。棋势骤然起变，胡汉民在苦思挽救之法时，引起血压升高，右脑侧血管爆裂晕厥。经过紧急抢救，虽苏醒过来，神志略清，但已自知不起，于是急忙令人召集萧佛成、陈济棠、邹鲁、林云陔、杨熙绩、陈耀垣、张任民、王季文、陈融、林翼中、刘纪文、黄季陆、陈嘉祐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等到病床前，口授遗嘱，3天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时年58岁。
胡汉民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报刊在刊载胡的遗嘱时，删去了抗日、反蒋的内容。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书籍则把“非推翻独裁政治……”一句改为“非澄清政治……”这些都非事实，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将此遗嘱全文照录如下：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我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30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25）胡汉民这个遗嘱，着墨于晚年的抗日、反蒋，反映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但他故去，使两广势力顿失重心，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此前，蒋曾以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头衔诱胡北上，目的即是想让胡离开两广。然而，好话说尽，胡汉民也不离西南半步，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岂不快哉？真正天公作美。
原来，蒋介石希望借此机会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分化两广。胡汉民去世的第3天，蒋介石就把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叫到南京，告诉他：“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这个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陈济棠那里。
凭陈济棠的心智，不会看不到这则消息的背后所潜藏的道理。两广这么多年一直相依为命，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陈济棠很快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早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心有不满的陈济棠，为了生存，过去一直压抑着这种不满。眼看着蒋介石就要对广西动手，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陈济棠了。情急之中，他把久蓄的不满一下子释放出来，决定举起抗日大旗，造成南京出师无名的局面，暂求一时之安，再寻万全之策。他约见在穗吊唁胡汉民的广西李宗仁的副手白崇禧，透露南京即将对桂用兵的信息，并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白崇禧感到事态重大，立即派人向李宗仁汇报。待李宗仁从南宁到达广州时，蒋介石派遣的居正、孙科、王宠惠等8名要员，已经先行到达，并由王宠惠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改称第4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南京重新任命，统一币制”，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向两广摊牌。所不同的是，由先广西再广东变成了先从收回陈济棠在广东的大权开始。
李宗仁见此已无退路，遂同意陈济棠的提议。两广同时行动，于1936年6月1日，正式揭橥，发动了两广事变。
5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
6月2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冬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率先发出响应“冬”电的“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同时在两广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争取民众响应的标语。还组织起一个300多人的抗日请愿团，准备北上请愿，以壮威势。
蒋介石对两广事变非常恼火，他原计划此时要集中力量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剿灭已经完成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两广事变使他这一计划不得不被迫延后。
如何消弭两广势力，使蒋介石绞尽脑汁。两广不比福建事变。当年福建政府控制的部队仅5万之众，而今，广东就拥有5个军约20万人，还有空军6个中队，江防舰艇数十只；广西拥有4个军，加上民团约10万多人，还有空军3个中队。这近40万的部队不是轻易能够消灭的，同时两广举起抗日大旗，此刻向两广开战理由也不充分，一旦不能迅速平息事态，很可能被党内的反对派利用，掀起新一轮反对他的浪潮。到那时，即使剿灭了两广，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各地的实力派，更不用说对付富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了。
蒋介石思来想去，还是老办法：分化两广，分而击之。军事与政治并用，拉拢与威胁齐进。
他先用缓兵之计，6月7日，致电陈济棠：“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26）并劝告陈不要同南京国民政府闹独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27）6月9日，蒋再次致电陈、李，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之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同时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声称：“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此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28）蒋介石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动员委员会，总会设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企图缓和战争气氛，制造和平一致的假象。
在麻痹两广的同时，蒋介石急急秘密部署用兵。6月10日，蒋命令陈诚率两个精锐军，抢先占领衡阳，使两广部队北上的计划受阻。
接着，他拿出离间、收买对手的看家本领，首先对广东陈济棠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攻心战术，并有斩获。7月4日，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多人，驾机飞离粤境，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又有9架粤机飞京。8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副军长李汉魂称病“封金挂印”，弃职离陈而去；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中央”输诚。蒋介石还通过孙科、上官云相策动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随后，广东剩余的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归附南京。
部下的纷纷倒戈，使陈济棠丧失了应战的信心。3年前，因为蒋介石的说项和重金收买，陈济棠弃李（济深）而去，葬送了福建人民政府；而今，陈济棠亲眼看到，他的部下重演了3年前他投蒋的一幕，从而结束了他将近7年的“南天王”生涯。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陈济棠部不战自溃，使西南变局的中心由粤转桂。李宗仁的压力骤然增大。考虑到此前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也已作出让步，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就主动向蒋表达了愿意妥协的愿望。李宗仁分别致电吴忠信、张定瑶、黄绍兹，表示：“只要中央真心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并请他们向蒋转达这一态度。
此时，李宗仁态度的软化，对蒋介石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如果在陈济棠没被击败之前，李宗仁能有这种态度，蒋氏肯定是会高兴的。当时，他也曾真的想在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但是，在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之后，这种想法就骤然生变。他要乘刚刚取得的胜利，一鼓作气，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腹之患。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得知李宗仁意欲罢战的消息的。这一消息在蒋介石看来，如同投降书，不仅没能促成南京方面及时收兵，而且使蒋氏气焰更涨。7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几天前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