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知道张学良是一个慷慨、爽直、有爱国心的人，因此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借内战之机消灭异己的错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是“为虎作伥”，而后给他指出了一条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道路。杜重远说：“你和东北军的主力驻在陕甘两省，有许多联合抗日的条件，就看你做不做。首先，你们和红军离得不远，可以和红军搞好关系；其次，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又在你旁边，可以与他合作；另外，盛世才在新疆，同苏联关系不错，又是东北同乡，也可以联合起来。这样，联共、联杨、联盛，再加上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抗日，你和东北军一定会有前途，东北失土一定能够收回。”
张学良觉得杜重远分析得很有道理，受到了很大启发。但是他仍有顾虑，这就是他的反共立场。张学良告诉杜重远：“我们现在同杨虎城尽管还有些隔膜，但搞联合问题不大。盛世才是同乡又是熟人，联合抗日好办。只是共产党我还摸不到底。过去我们一致打人家，恐怕仇恨深着哩。我们想和人家联合抗日，谁知道人家会不会要咱这个朋友呢？”
“这个你尽管放心。”杜重远笑一笑说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全中国，抗日救国已成了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代表者，首先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绝不会拒绝同你们合作。（八一宣言）上写得清清楚楚，不管是任何党派、任何军队和个人，也不管过去有什么旧仇宿怨，只要能走抗日的道路，共产党都会与之亲密携手，联合抗日的。”（14）在上海，张学良还拜会了宋庆龄、沈钧儒、李杜等人。
李杜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曾任东北军第9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抗日，失败后退往苏联，与共产国际有接触。后来，又从苏联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有联系。张学良会晤李杜，就是想通过李杜沟通他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中共的关系，相机进行沟通。
张学良还担心单靠李杜一条线联系共产党不保险，又想到了东北大学中参与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张学良认为，这些学生骨干中应当有共产党员指导活动。于是，他在回西安前，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表示他捐款1000元，用以慰问在一二·九运动中受伤的学生，同时要东大学生会派代表去西安见他。东大学生会果然就派了中共党员宋黎为代表前往西安。
宋黎见到张学良后，向他汇报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和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讲述了东北人民在日寇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张学良听后感慨万端，他当即向宋黎表示：“我张某人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大地是从我手中丢掉的，一定要用我的手把它收复。”张学良与宋黎连续谈了三个半天，从宋黎的言论举动上，猜想宋黎很可能是共产党员，便问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宋黎不知张的用意，没敢正面回答，而这使张学良更加确信宋黎就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就把宋黎留在身边当了秘书。就这样，张学良终于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
在张学良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为沟通与张学良的联系而努力。
首先，对国民党政府军官兵加大了政治宣传的力度，不断地阐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张。1935年11月，毛泽东与彭德怀等9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申明：“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签订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还强调，“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4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5）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即于11月26日，写信给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提议两军作出约定：“（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个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16）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在洛川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
接着，通过教育和争取东北军俘虏向张学良传递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诚意。这项工作很快在被俘的东北军67军110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身上取得进展。
高福源曾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由于文化素养高，富有正义感，打仗也有一套，而深得张学良的信任。被俘之后，开始他感到自己是张学良的心腹，弄不好要被处死，情绪十分低落。后来，红军对他非常关照，并无要杀他的意思。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多次与他谈话，给他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和我们应该怎样抗战。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高福源认识到，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是真心抗日的队伍，是真诚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
1936年1月，高福源主动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够了解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与红军合作抗日的。
彭德怀遂将高福源的要求报告了中共中央。此后，仍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博古及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先后与高见面并谈了话。这时，瓦窑堡会议刚刚开过，许多同志都被派出去开展统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高福源的建议，当然为党所赞成。李克农请示党中央后，对高福源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很自信地表示：“我自己既然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高福源出发时，李克农再次接见他说：“你这次回去，还是用你个人的身份，先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假若张将军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俘虏使者”高福源肩负特殊的使命，离开瓦窑堡，经延安首先到达甘泉县城，而后到洛川并见到了王以哲。他向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此时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于是急电张学良。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以哲电报立刻赶到洛川，并立即接见高福源。高见到张学良后将自己在红军的感受和盘托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要求张学良放弃反共，与红军合作抗日。思想已有所转变、正在多方寻找共产党的张学良听完高福源的话，异常兴奋，他向高福源表示：你谈得很好，看来我们选择联共抗日这条路，是选对了。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与我们正式进行商谈。
张学良还委托高福源带去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他挥笔写道：
大札敬悉，甚是欣慰。抗日是我东北军的宗旨，贵方不辞劳苦，勇赴抗日前线，使学良深为钦佩。学良愿与贵方代表会晤，共商抗日大计，请能派出代表与学良在洛川会谈。如同意再具体确定日期。
张学良
1月10日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到达甘泉，向红军政治部报告了与张学良见面的情况。彭德怀以最陕速度将这一讯息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即刻复电：同意派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提出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条件：（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的意见；（4）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5）立即交换密码；（6）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17）关于中共的谈判代表人选，毛泽东与彭德怀曾酝酿过周桓、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恰在这时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从道佐辅回来，周桓即向彭德怀建议由李克农出任谈判代表，得到中央批准。
此时红军正在积极部署兵力，组建抗日先锋军准备渡（黄）河东征寻机抗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即刻专门抽时间会见了高福源。在周恩来的土窑洞里，高福源见到了同属中共和红军最高层首脑人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忐忑不安的高福源被李克农让进窑洞时，坐在炕沿上的那位，面目清秀，蓄着一把浓密而漆黑大胡子的人站立起来，热情地说：“你就是高福源吧？”李克农忙上前介绍道：“这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坐在桌前木凳上，留着背头，身材高挺的人也迎上前去，李克农向高福源介绍说：“这位就是毛泽东主席。”
高福源怎么也没有想到，统率红军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反复“围剿”、尾追堵截，长驱两万余里，一直打到陕北这个山旮旯里的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竟是这样普通和平易近人。
“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毛泽东紧紧握住高福源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道。
稍顷，周恩来也紧紧握住高福源的手，热情地说：“你这一步走得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又一次引向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中共中央高层经询高福源获悉张学良的最新动态之后，毛泽东于1月20日18时，急电彭德怀转告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谈判的方针：
（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军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丁）克农继续担任我方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3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派代表来瓦窑堡。（18）也就是这天晚上，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张学良告诉李克农，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内同情中共主张的不乏其人，如果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将去甘肃、南京，对于学忠、蒋介石做说服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肤施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他还表示，由于东北军处境困难，为保守秘密，目前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分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后，于1月25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的。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明确指出：奉行蒋介石的“剿共”的政策，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经过洛川初步接触，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都有意继续进行会谈。对怎样进行第二次会谈，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李克农发出了“训令”。在“训令”中，中共判断，张学良目前的政治态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些口号。对此，指示李克农在谈判中实行以下策略：（1）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张学良如果接受上述条件，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案；如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在谈判中也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总之，应以“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为总原则。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后，即亲自驾飞机到洛川与李克农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在红军渡河东征，吃掉阎锡山5个团，攻占中阳、离石、汾阳、孝义、灵石、隰县广大地区，节节取胜的形势下举行的。会谈主要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
（1）对待蒋介石的问题。
张学良提出，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李克农按照事先确定的谈判原则，回答：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不仅把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人，现在华北也岌岌可危。蒋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中共的上述看法。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介石分别掌握着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他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克农表示：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向我党中央反映。
（2）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
张学良问：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抵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表示，同意李的这些看法。
（3）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张学良提出，红军东征为抗日就不应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阻力小，进展比较容易；在山西，一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李克农说：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而宁夏影响小。渡河东征虽然会遇到阎锡山和蒋介石军队的阻挠，但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另外，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地解决我军军需和兵员问题。
张学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次会谈，除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外，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双方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这次密谈结束时，达成了3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肤施（延安）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