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19）中共中央对此次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在东征后的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于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专题研究进一步争取张学良的问题。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淡，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响应张、李洛川密谈达成的口头协议，由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原班谈判人马，前往肤施，同张学良继续就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
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密电张学良，告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于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20）
周恩来一行就像电报上预告的那样，8日晚正点达到肤施（即延安），9日上午与张学良取得联系，晚8时到达了张学良安排好的会谈地点桥儿沟天主教堂。
此时，张学良和王以哲等人已在楼下大门口等候。看到浓浓的夜色弥漫下，一行来人中为首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浓眉大眼、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中年人。张学良本能地跨前两步，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高兴地说：“你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深情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东北军少帅，风趣地说：“张将军，你真是好眼力呀！”
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教堂。
按照谈判的对等原则，应当是双方的代表相等，但这次参加谈判却出现了单数，中共方面是：周恩来、李克农；东北军方面是：张学良、王以哲和刘鼎。东北军多出的1名代表，就是刘鼎。
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南溪人。1924年去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回国后，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顾顺章叛变时被捕。后来伺机逃出，在史沫特莱掩护下接受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救济”掩护，化名为周教授。
本章前面曾有交代，张学良在上海拜会李杜时曾向李杜提出帮助秘密介绍共产党，以便商谈联合抗日。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结束返回延安后，就收到李杜来电，内称：朋友找到了。李杜所称之为“找到”的朋友就是刘鼎。
刘鼎于3月下旬来到西安。
刘鼎到来虽然迟了一些，此时，张学良与共产党已经取得联系，并开始了谈判，但张学良仍然很高兴。原因是，谈判虽然开始了，但他对共产党并不摸底。一方面，希望很快与共产党达成协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奉行的政策，还不完全理解。这就使他从内心里需要有一个知心的、了解共产党的人，来提供有关的情况咨询，以确定共产党是不是他所要寻找的同盟者。
而经李杜“物色”而来的刘鼎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位人物。因为刘鼎是他忠实的部下李杜推荐的，他信得过李杜。
张学良见到刘鼎后如逢知己，询问很快切入主题。
他严肃地对刘鼎说：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说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刘鼎从三个方面回答了张学良的问题。他说：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4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难免全国人民的斥责。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成为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已是“剿共”大军一部分，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吗？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之计，同时也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将军好好考虑。
刘鼎最后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想必将军有深切的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迫切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青史，并占首页。
刘鼎的此番话是经过深思而发的，果然一语中的，使张学良如释重负。他深思良久，然后神态安详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刘先生的见解果然不同凡响。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住在我这里吧，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只要有时间，咱们可以慢慢地说。
就这样，刘鼎就成了张学良的座上宾。
在与周恩来举行的首次会谈时，张学良特意让刘鼎一起参加，可见他对刘鼎是信任和器重的。
待大家坐定后，张学良起身向周恩来介绍：这位是上海来的共产党代表刘鼎，是否可以与我们一起谈。周恩来当即回答可以参加，随后仔细瞧了一眼这位张学良的共产党代表，立刻认出了这位代表就是曾在自己手下工作过的阚尊民。
刘鼎也早就认出了自己尊敬的首长周恩来副主席。只是在这事关联合张学良共同抗日的大事上，作为张学良的代表，他应该谨慎一些，所以不方便贸然相认。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我自欧洲归国后，相信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精透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接着说：我认为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国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提出来的，我们不能放弃，所以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我在洛川已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约请周先生亲自来谈一谈。
周恩来由此明白，张学良要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谈，主要是为解决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而其他问题则容易达成一致。
于是，他接过话茬，说道：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思考了一下，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不愿意争取蒋先生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满清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主义如出一辙。所以，蒋介石实际上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走狗。至于讨伐的问题，蒋介石讨伐共产党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并没有动摇共产党的根基。反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蒋介石的真正面目，而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周恩来还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和独裁的专制，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只有走人民群众的路线，靠这种伟大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搞法西斯独裁，由个别人依照个人的意志专断，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听到这里，张学良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你们对蒋先生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张学良的这番话同样激起了周恩来的不快。他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刘鼎都觉得听着痛快淋漓。
但这时，周恩来的话锋一转，说道：这些旧账，我们不愿再算了。
这一表态，使张学良很为高兴。他接着周恩来的话，说道：对啊，抗日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啊！
他向周恩来提出：我现在不能反蒋，将来蒋介石如果真的投降日本，我一定要离开蒋介石另行打算。我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了打通大西北，为将来自成抗战局面作准备。而目前应当设法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迫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看到张学良如此诚恳，周恩来在沉吟片刻后表示：从逻辑上讲，张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个人表示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提请我党中央研究决定。
随着最重要的分歧的逐步缩小，其他问题很快达成共识。在第二天清晨4点会谈结束时，双方达成了八项协议：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现实唯一的出路，对于中共《八一宣言》中的十大纲领，则表示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同意，张学良负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称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示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可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扰。（21）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共抗日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0年，年仅17岁的杨虎城组织成立了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为纲领的中秋会，并很快发展到数百人的队伍。在次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杨虎城率领部队参加其中，隶属于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虎城率部在陕西东部的朝邑、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迭获胜利，被任命为整编后的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王飞虎部第1营营长。1917年，陕西省以于右任、井勿幕为首的进步人士，积极响应孙中山发出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建立靖国军。杨虎城率部追随于右任，始被任命为靖国军第3路司令。
1922年于右任离开靖国军赴四川寻找孙中山之后，杨虎城奉于之命令率部向陕北转进，进抵榆林地区。在榆林的3年多时间里，杨虎城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早接触。
杨虎城首先认识了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杜斌丞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执教榆林中学后，延聘进步教师，传播进步思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当时陕西最进步的中学。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刘志丹、谢子长，以及阎揆要、张德生、郭洪涛、张光远等人，都曾在这所中学读过书。当时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都曾在这所中学任过教员。后来，毛泽东曾称赞杜斌丞先生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周恩来也赞扬他是“革命的教育家”。（22）通过杜斌丞，杨虎城结识了共产党组织陕西省负责人魏野畴。魏野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和阐述中国近代的历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但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在西北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
结交魏野畴这位职业革命家，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与深谈中，杨虎城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听到了过去从没有听见过的革命思想。这不仅使他对自己乃至孙中山的失败找到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开始考虑新的做法。1925年7月，杨虎城出任国民军第3师师长。他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部队中设立“三民军官学校”，培养军事骨干。共产党人魏野畴出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共产党员续任政治教官。从此时起，共产党员开始进入杨虎城的部队，并担任要职，甚或参与重要决策，这为杨虎城以后长期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宁汉合流后的冯玉祥亦公开支持蒋介石，共同反共。他撤换了国民军联军总部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礼送”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回国；同时命令所属部队、机关进行清党，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杨虎城对冯的这一命令十分不满，拒绝执行，从而保护了第10军内部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