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保护共产党人的举措和真诚合作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在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人先后来到杨的部队。这里面就包括原东路军总部代表、共产党人南汉宸，国民军联军总部《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蒋听松等。
这位南汉宸，就是1927年与魏野畴共同领导皖北暴动的著名人物。西安事变后，奉周恩来指示，赶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主持设计委员会工作；1939年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旧中国浴火重生，新中国卓立东方，南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当然玟是后话。
杨虎城对来到自己军中的共产党员分别委以重任。蒋听松担任了军部秘书长，魏野畴出任军部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任第1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2师政治处处长。在杨虎城筹办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里，南汉宸主持全面，出任校长，魏野畴兼任政治指导员。部队到达皖北后，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对部队中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整顿，并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由魏野畴出任书记。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民运工作队等多种群众组织，在这支部队中的党员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以此为基础，归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皖北特委，便在这支部队里诞生，曾晓渊、南汉宸、魏野畴先后担任特委书记。
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形势下，杨虎城敢于大批收留共产党员，并公开委以重任，表明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已有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不久这种决心就付诸于现实。
1927年秋冬，杨虎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与共产党人接触合作，杨虎城对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甚为钦佩，特别是在豫东、皖北期间，他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密切交谈以及全面合作，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全面走向反动之后，他已经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继续进行。这时，杨、魏二人已经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杨虎城在大政方针上均尊重魏的意见，并向魏保证他决不清党，坚持当时事实上的“杨魏同盟”。杨虎城不仅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表示了与共产党坚决合作到底的信念，而且在入党的申请中，郑重提出“希望做第二个贺龙”。南汉宸后来同忆说：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10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特委几位负责人对他的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感到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意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的手中。”（23）零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将杨虎城的申请向河南省委报告。
但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正是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之时，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同情共产党的中间力量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并常在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仓促暴动，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中共河南省委没能批准杨虎城入党的申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即便如此，杨虎城对共产党的态度仍没有改变。在他与中共皖北特委就发动皖北暴动问题发生分歧，而党在“左”倾指导下仍然坚持暴动不变的情况下，杨虎城宁愿“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24）1928年11月，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破裂。杨虎城选择了离冯附蒋的道路，在助蒋打败冯玉祥后，他于1930年9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是杨虎城及其部队从一个纯粹的军事集团转向兼管地方政治的开始，也是杨虎城从为蒋介石效力变为与蒋介石斗争的转折点。
共产党人南汉宸在这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为被杨虎城委之以重任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代杨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并与杨认真探讨国内的政治局势和17路军的前途等重大问题，还就主持陕西军政的施政方针和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使杨虎城对时局、对蒋介石看得更为深透。
杨虎城逐渐认识到，自己非蒋嫡系，更非亲信，蒋把陕西省主席的职位委任于他，并非出于对他的赏识。一是，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在西北还有相当兵力，扼守潼关，仍希望能保住西北根据地，以图再起。而蒋则以省主席为诱饵，利用杨替他卖命，彻底摧毁冯玉祥的老巢，以免死灰复燃。二是，蒋介石为了对付冯玉祥，曾注意培养陕西军人，作为有朝一日军事反冯的工具，但这些将领如关麟徵、杜聿明、张耀明等，此时资历尚浅，且在陕西地方不具号召力。对于陕西当时的混乱复杂情况，蒋只能勉为其难地将陕西省政府职位暂时给予杨虎城。
看清了这种形势，杨虎城在离冯附蒋后，虽然身在为蒋效力，但内心却在考虑怎样利用军阀混战的局面，求得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而没有在政治上对蒋抱有幻想。这一点，在杨虎城与其重要干部研究讨论17路军以后出路时的分析中即可看出端倪，杨虎城分析道：
同蒋介石合作打垮了冯玉祥，使我们取得陕西政权。但蒋介石之所以把陕西政权给我们，是形势所迫不能不如此。岳维峻太不成器了，蒋介石多年的培养落了空。在蒋的嫡系中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担任这一任务，而且地方情况这样复杂，很不容易搞好，非利用我们不可。但情况已经很明显，蒋介石对我们是不放心的，我们后面不是已有刘镇华的胞弟刘茂恩等部队跟着来了嘛。因此，今后我们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了。换言之，蒋介石将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
但是，对于蒋介石绝不能予以丝毫的低估。蒋的背后有着各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一手把持中央、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有军队，有官，有钱，还有特务。几年以来，一个个军阀都在他手里失败了。武汉政府最后投降了南京；以广东而论，有胡汉民、汪精卫这样足资号召的人物，有充足的财力和兵力，仍不免屡起屡仆；桂系和张发奎也是这样，唐生智更毋论矣。这一次阎、冯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联合起来反蒋，并得到桂系集团的遥相声援，还加上汪精卫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搞出扩大会议这样的招牌，另立了中央政府与南京对抗。可以说几乎包罗了绝大部分的地方军阀势力和在野政客，结果这一联合反蒋仍不免于一败涂地，除此之外，地方势力中还颇具实力的只有张学良了。但可以推论，今天的张学良，也绝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等而下之，就不值一提了。
阎、冯反蒋的失败，证明蒋介石绝不是中国其他的军阀可以斗垮的，纵使几个军阀联合起来像阎、冯、桂那样，结局仍会被蒋收买、分化而各个击破。我们作为一个军事团体，比之阎、冯、张、桂、陈济棠、唐生智都差得很多。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而和其他军阀联合呢，则阎、冯尚且归于失败，又有什么人有可以联合的条件？因此，和蒋介石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蒋在政治上弱点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方可以占得住脚。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合作对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唯一政治力量。对其他的地方军事反蒋力量只能做出一些拉拢和利用，但不能有过高的希望。（25）杨虎城的上述分析，马上被严酷的现实所证实。杨虎城带着17路军进入陕西以后，很快与蒋介石的矛盾就开始了。
杨部一入陕西，顾祝同即以潼关行营主任名义，率蒋的嫡系部队第2师黄杰部及第3师陈继承部进驻潼关、华阴、华县等地，以扼制陕西之咽喉。后来，蒋又派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1师借追击红军之名，驻扎在甘肃天水，从侧背监视杨的活动。1932年，蒋介石还把回族反动军阀头子马鸿逵派到宁夏做主席，一方面控制杨在西北的发展，另一方面给杨虎城以威胁。
在武力威胁的同时，蒋介石想了很多办法削弱杨虎城的力量。杨部入陕时，原有3个正规师。入陕不久，蒋介石将58师改为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为阻止杨的扩军，蒋遂将第58师番号撤销。对改编后的58师，蒋还是不放心，就派特务葛武柴暗中策动，使这支部队公开叛杨，准备投蒋。杨虎城对该师师长马青苑准备投蒋的预谋装作不知，以平叛之名发动部队进攻马部，逼使马青苑只身逃走，从此成为公开的军统特务和蒋氏对付杨虎城的一个棋子。1934年10月，蒋更把杨部17师49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令其开赴河南，脱离了杨的系统。
蒋介石还对杨虎城收留和启用共产党人的态度非常不满。南京国民政府经常有电报或公文致杨虎城，指责杨部某人是共产党员，某人是共产党员嫌疑，命杨虎城逮捕或押送南京。对这类案件，杨虎城或是坚决不交，搪塞说某人经过考察并非共产党员，某人曾参加过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有的干脆先秘密放走再报告南京该人已经潜逃。二是对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立即“逮捕”，秘密保护起来，待风声过后再放出来。
这些做法时间长了，必然被蒋氏识破，也必然使蒋介石对杨虎城更加不放心。
杨虎城就是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收到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发出的问候和合作信息的。
这一时刻，被历史的时钟定位于1935年岁末。中共中央在决定联合东北军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亦决定对17路军杨虎城部的争取工作同时展开。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亲笔信。由时任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军委委员、兼红26军政委的汪锋充当信使。
汪锋在红25军到达陕北前，长期担任17路军中的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对杨虎城和17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出发前，汪锋奉命从瓦窑堡来到前总驻地——鄜县套通塬东村，受到毛泽东的召见。
在约见中，毛泽东首先询问了陕北方面若干国民党军政实力人物的情况，然后向汪锋交代了去西安的任务。毛泽东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把他们驱赶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对杂牌军实行排斥和削弱方针，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强烈，17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同胡宗南统率的中央军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17路军，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接着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这次去西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毛泽东还要求汪锋，对杨虎城部队要有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汪锋几经曲折来到西安时，杨虎城刚从南京返回没几天。汪锋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问候之后，就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与杨虎城。信中写道：
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国家民族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南国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26）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的信后显得非常激动，他虽然早就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但都限于局部地区的组织或个别事项。如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他这样重视，派专人来找他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使他精神不能不为之振奋。
这时，汪锋将同时带来的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呈递给他。并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四点要求：（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三）17路军向红军经常提供情报；（四）17路军向红军输送物资。杨虎城均表示同意。
但正如毛泽东此前所说的，红军与17路军之间以往也有误解，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对此，杨虎城心中也有疑虑。汪锋后来在回忆《争取17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一文中，描述了杨虎城的这种疑虑及逐渐消除疑虑的过程。汪锋回忆说：
那天，杨虎城向我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17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17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25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17路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