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双方围绕为什么现在不能见蒋、何时才能见蒋开始辩论。在辩论中，张学良发现，他向全国发表的八项救国主张，坐在面前的两位南京使者都不知道。张学良从八项抗日主张的内容和主张开始，详细叙说了他发动兵谏的苦衷和长期以来围绕“剿”、“抗”问题与蒋介石的纷争。然后，张学良告诉端纳、黄仁霖：在被扣的两天来，委员长情绪很坏，拒绝与我谈话。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曾请他搬出新城大楼，到新落成的高桂滋公馆去住，也遭到他的误解和拒绝。张学良说，他没有丝毫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包括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官兵在内。
张学良向端纳交底说：假使委员长接受八项主张中的若干条件，我就可以设法打开眼前这个死结。只要蒋答应抗日，我可以亲自送他回南京，南京当局给予什么处分，我都在所不惜。
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张学良安排黄仁霖在张公馆的门房休息，他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
当他们进入蒋的卧室时，蒋介石正躺在床上，用毯子蒙住头，面壁侧卧。端纳一进来就说：“Hello，c’issimo。”蒋介石坐起来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说：“是的，我来了，夫人也会来的。”蒋陡然变色，说：“她不能来，她不能到这个强盗窝来！”端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展信读道：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务，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
专此奉达，敬祝
康健
妻美龄25年12月13日（28）
这封现存于台湾总统府机要室档案的宋美龄的亲笔信，不知何故，未见这样一个重要情节，即宋美龄弦外有音地提醒蒋介石“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当然，这也可能是端纳当面向蒋传达的宋美龄的口信，但不管怎样正是宋美龄的这句提醒，使蒋介石认识到，真正威胁他生命安全的不是西安的张、杨，而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蒋介石从这封信中，还明白了宋美龄暗示要他赞同抗日。
读罢宋美龄信的蒋介石，泪水沾襟。
端纳的西安之行，使蒋介石有机会了解南京的情况。端纳告诉他：南京亲日派正在讨伐张学良的幌子下，要夺取他的统治地位；他如再不表示抗日就会众叛亲离。端纳劝他远离亲日派，倾听西安人民的呼声，接受他们正确的东西，只要执行总理遗嘱，“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端纳说：“同张汉9即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先生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国）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就变成这样小小的人（俯着身子蹲下来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心思的一转。”（29）端纳接着小声说：“你最好搬一处地方，这里不是应该你住的。”听了端纳此语，不知蒋介石是对端纳好意的尊重，还是对端纳提供的信息的信任，总之他愉快地答应了搬家，说：“也好，我随你去。”端纳向张学良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同离开房间。稍后，蒋介石穿好衣服，和张学良一起来到高桂滋公馆。
蒋迁至高桂滋公馆后，端纳又向他透露了新的信息。告诉他说：你周围的“许多人则是秘密的亲日分子”，要当心，不要被这些人所左右。要耐心地听一听“西安人民的意见，以估价他们有何可取之处”，“不必固执己见，以便为离开西安铺平道路”。
端纳还说，他看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看不出这些要求有什么毛病”。不要对张学良采取“暴躁”和“狂妄自大”的态度，这对解决眼前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好处。
端纳的谈话，对蒋介石启示很大。这时他开始考虑借用西安方面的力量来对付南京亲日派的问题。多日来的恐惧、狂躁的心理开始缓和。也就是说，他开始接受端纳的建议，向着和平解决事变，向着倾听西安方面的声音，向着同意抗日的方向发展。这是蒋介石从坚持10年反共内战走向勉强同意团结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很快，原西安“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在西安电台广播中公开说：蒋介石“对于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已允许我们和他商谈抗日的问题”了。
在蒋介石思想转变的同时，端纳没有忘记对张、杨施加压力。他把蒋介石有关抗日问题的日记递给张学良看，目的是说明蒋是准备抗日的。端纳还要求去说服杨虎城等人，以保住蒋介石的性命。他说道：“南京那帮人正希望把他干掉，这样他们就能取得他的位置。他们一掌握政府，你们就成了叛逆或强盗。一定要防止这一点，要让合法的人掌握权力，避免授人以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委员长的生命。”
14日晚，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在西安的情况，告诉她：“委员长平安，居处适宜”，他“正随侍在侧”。并说张学良企盼孔祥熙亲来西安，尤盼宋美龄偕行。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是在17日掌握上述情况的，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做法，并没有导致西安方面力量的强大。在此情势下，继续执行“审蒋”和以“西安为中心”建立与蒋氏抗衡的政治力量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还有可能扩大内战，削弱抗日力量。而各方多倾向于和平处理事变正是基于对内战有可能扩大的担心，以及有可能影响抵御日本侵略的考虑。如果放弃“审蒋”计划，与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强大的保蒋势力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则有可能促使蒋介石为保全自己性命而答应西安提出的条件，下决心走上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与张闻天、博古等商定，决定改变原来“审蒋”的主张，倡导有条件地“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了表明这一意图，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阐述中共新的政策立场。电文说：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责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依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反而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队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靡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荛，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30）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中共反对“讨伐”张、杨，主张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系统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变化并最终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毛泽东鲜明地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31）毛泽东在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光明”和“黑暗”两方面的形势之后，接着分析了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这就是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实现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我们应采取“两手”的办法，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一手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另一手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国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我们要把一切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大大修订了此前“审蒋”主张在中央决策考虑中的所占比重，他说：对蒋介石处置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则是上策。中央的方针是采取“放”这个上策。
他建议中央，“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党的策略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他讲了7个方面的意思，系统地概括了党应采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对于怎样处置蒋介石，张闻天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张闻天这种抗日而不反蒋的见解，是独有战略眼光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对于苏联态度的看法，也提出了鲜明的正确主张。他同毛泽东一样，不同意苏联舆论对张、杨的指责，认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他虽然对苏联的做法作了开脱，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但他仍然坚定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32）曾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也在会上发了言，他明确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
这次会议非常顺利，政治局内部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这时，毛泽东对会议作出结论，他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参加，还要取得有产阶级的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和帮助。
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实现“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文章调解，二是用武装调解，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来制止南京的讨伐。“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另一个是对党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这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电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概括为四点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毛泽东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电作了比较，他指出，两者之间一个重要不同处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19日的《通电》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这样最后确定和付诸实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