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从速停止内战。（二）对于西北将领的救国主张，召开救国会议，商讨国是。（三）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出版之自由。（四）停止屈辱的中日南京谈判。（五）调开从事内战的军队到边疆各省，真正对日开战。（六）开放党禁，释放一切政治犯。
但是，国内的社会舆论从总体上看，反对西安、拥护南京、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初衷一时还未被国人所了解和理解。
此景此情，无论是谈公义还是论私情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西安一边，站在秉承民族大义发动事变的张、杨两将军一边。
在政治上，中共坚定地支持张、杨。中共虽对于西安采取类似于“军事阴谋”的做法扣蒋，也不表赞同，但它认为，事变本身是一种革命性质，是抗日的起义，因而高度赞赏张、杨的行动。中共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撰文，赞扬张、杨“扣留蒋介石及其亲信，这是抗日的起义，这是蒋介石自己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抗日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行动正是除去抗日援绥道路上障碍，是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力条件”。
对于苏联舆论对张、杨的攻击，中共没有附和，在中共中央内部，张闻天、毛泽东等都批评了苏联为了自身利益，采取攻击张、杨等不顾事实的做法。
中共中央坚决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并在抗日的基础上讨论“释蒋”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驻上海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示其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企图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38）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其鼓励张、杨，坚定信心。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坚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南汉宸，告其：17路军不巩固，极需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17路军应坚定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的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17路军转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39）在军事上，红军与张、杨一道，决心共同迎击南京的武力压迫与进犯。在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当日，毛泽东即亲自起草电报向张、杨通报信息，部署军事。其中，发往西安周恩来的电报就达11份。毛泽东在电报阐述的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造成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17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此时，周恩来也不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与张、杨三方商定的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三方确定：集中三方面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决战；同时以部分兵力箝制西方之敌胡宗南部。张、杨赞同先打刘峙，红军主力10天到达长武、邠州，再用1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南下。红军所需被服、子弹可到咸阳补充。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可分兵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地集中咸阳，消灭刘敌。
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三方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组成红军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用2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挺进到陕南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和17路军打击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分两路南下。他们星夜兼程，按时到达指定地域集结。
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南下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20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安等四城均入我手。
在事变如何正确处理并将其引导到最有利于民族利益的解决方向的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审时度势谋定之后，积极帮助西安出谋划策，敲定方案。但中共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曾经出现的认识反复，在张、杨的领导层中也同样出现了。
张学良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且有条件放蒋的。赞成他的意见的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他们的理由是，张副司令有言在先，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东北军中还有一种意见：“公审杀蒋”！他们的理由是“擒虎容易纵虎难”，蒋介石罪大恶极，应该交群众公审后杀掉。
杨虎城在与部下研究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时，同样遇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杀蒋，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就不可能抗日，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不杀蒋，各地实力派会采取骑墙派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不利。而杀了蒋介石，南京方面势必趁机报复，那时我们17路军与红军的合作便更为真诚，团结也将更加紧密。也使一些持两面派态度的人断了向蒋暗送秋波、待机而动的念头。
还有一部分人提出“不杀不放”的第三种方案。他们认为，杀了无用，放了危险，还是扣着稳妥。他们说：如果南京方面不按我们的政治主张改组政府，不明确表示抗日，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能放蒋；即使我们与南京方面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本钱。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怎样才能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不论是东北军还是17路军都没有形成共识，张、杨两人也是心中无底。
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纵观中国历史，你我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共产党才能与他对等相谈，我早就说过，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派代表团来不可！张学良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将领也同意杨虎城的意见。
排解这一难题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首次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邀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对张学良的邀请自是非常重视，在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即决定，由周恩来、博古、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加保、邱南章等20余人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
代表团于15日清晨从保安冒雪出发，17日晚到达西安。晚宴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张学良先向周恩来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然后直入主题，真挚地说道：“周先生，事情现在很棘手，很难办。我盼您来，就是盼您早点帮我拿个主意。”
周恩来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张、杨表示敬意。周说道：“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这次特别让我向张将军表示致意，对你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和正义行动表示钦佩！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这一举动是进步的！是果断勇敢的！不仅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意愿，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它将成为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
周恩来接下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捉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捉住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所不同的是，依靠张、杨两位将军的抗日热忱和牺牲精神，以武装要求的方式捉住蒋介石的。他本人被提了，但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处理蒋介石，就要非常谨慎。
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以及可能引发的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即：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并在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说：蒋介石实际上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张学良非常赞赏周恩来的分析。虽然他本人在东北军中是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但他的“释蒋”思想基础大半是出于一种义气，而不会像周恩来想得那样深刻和富于战略远见。因而他充满感激地对周恩来说：“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直是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你们中共都主张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了共产党的支持，我发动‘兵谏’的初衷也就一定能够实现！谢谢您，周先生，你们确实为‘兵谏’成功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共产党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为未来考虑的。”
周恩来虽然此前已经从刘鼎那里了解了张学良的主张，但今天亲耳听到了张本人的“和平”表态，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感到，张学良心底纯正，没有个人野心，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少帅将军。周恩来也告诉张学良：“毛泽东先生要我告诉您和杨将军，为促成和平解决，必须给予南京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促使蒋介石反省。在军事上，我们也决定给予两位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我认为，这不是扩大内战，而是为了遏制内战，深化‘兵谏’，不得已而为之。”
于是，周恩来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讨研究了同蒋介石如何谈判，如何统一东北军、17路军及其部属的思想认识，以及如何应对南京方面亲日派“讨伐”等问题，并应诺张学良速电中共中央，急派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关中，以共同抵御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同时，还决定中共代表团成员分别参加到政治设计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参谋团中，并肩展开工作。
这次会谈的结果，周恩来当夜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电报说：毛并中央：
（甲）我率罗、杜（指罗瑞卿、杜理卿）等9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
（乙）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阶段。
（丙）刘峙已以5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
（丁）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师需1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已开动，王以哲只3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13师离成阳经华阳趋汉中。17路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肤、甘，准备胡北退后，我以主力出渭水北下游，侧击蒋敌。
（戊）我与张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环，便机动，胡退可继进，请至少以1军去肤、甘，便南下策应。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放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战，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冯（钦哉）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组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要红军加入。余禀告。
恩来17日（40）
西安事变是由张、杨两将军共同发起的，怎样解决事变，也就是说怎样处置蒋介石，还要看杨虎城的态度，使张、杨形成共识。而在这个问题上张、杨两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张学良从自己的善良愿望出发，以为他抗日救国的赤诚和仁至义尽的做法可以感动蒋介石，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抗日条件以后，释放蒋介石。
杨虎城从他多年与蒋介石的接触中认识到，蒋介石是一个毫无信义、睚眦必，报、翻脸不认人的人。所以，他坚决主张联共、反蒋和抗日。当事变之后，张学良向他谈及放蒋的问题时，他虽然不表示反对，但心中总是有疑虑的，一是怀疑蒋介石是不是会抗日；二是放蒋后担心遭到蒋的残酷打击和报复。
张学良了解杨虎城的这一想法，他希望周恩来能够说服杨虎城。其实，此时周恩来还从未与杨虎城谋过一面，为了民族的大计，周恩来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使命。
18日上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来到九阜街芷园，拜访杨虎城。
座落于钟楼西侧九府街的杨虎城别墅“芷园”，建成于1932年春，原意取“紫气东来”之意叫“紫园”，后易名为“芷园”。杨虎城向周恩来解释，此意从字面上理解是“止戈息武”的意思，退一步看，也有“止乎于此”，不更求长进的心理。
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在客厅落座以后，杨虎城先道主人之谊：“事起仓促，招待不周到的地方尽管提出来，我们以后可是要长期合作的啊！”周恩来答谢道：“杨将军，我们岂止是以后要长期合作，以前我们不是也合作了很久了吗。你是我们党的患难：之交，也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嘛！”
周恩来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打消了杨虎城的一些顾虑。于是，周恩来先把前一天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向杨作了介绍。
杨虎城听了，很感意外。他一直认为，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搞了10年“剿共”内战，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共产党与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现在捉到了蒋介石，别人或许能够饶过蒋，共产党却绝对不会饶过蒋。而今，共产党为何采取此种态度呢？杨虎城问道：“我是个粗人，文化不高，见识浅陋。至于发动‘兵谏’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看出，杨虎城心中有话，不便直言。于是，他主动靠近一些，诚恳地说道：“虎城兄，这次事变是你和张将军共同发动的，你二人为主，我是客。至于蒋介石的为人，你更了解，有什么高见还望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