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杨虎城终于敞开了心迹，说道：“蒋介石这个人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十多年的军阀混战中，所有的军阀包括我在内，都拧小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是敌对党，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则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地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老蒋为人气量狭小，又极明险，放了他……”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深表理解，他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认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可话又说回来，蒋介石现在还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他不但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且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武装力量，但是他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提‘反蒋’口号或者把他杀掉，都不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今天，不只是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呼吁，逼迫蒋介石抗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也在争取他抗日，就连英、美等国也不得不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促使他遏制日本独占中国，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他被捉的机会，逼迫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蒋介石会不会报复，这也不完全取决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老蒋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41）听罢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分析，杨虎城如释重负。他对周恩来说：“周先生，你比我看得深，看得远，你们共产党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杨某人还有什么顾虑呢？！我完全赞成你的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易放他走的提法。”“共产党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无比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一致，我无不乐从。”
杨虎城的此番表示，改变了他此前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态度，最终使张、杨和中共在力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大目标上达成一致。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5页。
（2）贺清华：《跟随毛主席在陕北》，参见《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4—155页。
（3）金风：《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383页。
（5）《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6）《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24时。
（7）《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8）《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265页。
（9）《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10）《张闻天发言记录》，参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3页。
（11）《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272页。
（12）《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页。
（13）《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页。
（14）《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334页。
（15）《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2月17日。
（16）《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17）《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1页。
（18）《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192页。
（19）《宋庆龄与20世纪》，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25页。
（20）《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21）《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22）《共产国际大事记》（1914—194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页。
（23）《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24）《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25）《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26）《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27）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28）（台）总统府机要室档案，《革命文献》，第31册，第34页。
（2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143页。
（30）《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31）《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18—419页。
（32）《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402页。
（33）《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34）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
（35）陕西省档案馆藏：《东望》，第6卷第6期，陆军第67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20日出版。
（36）《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37）《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359页。
（3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627页。
（3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629页。
（40）《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329页。
（41）《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第九章“攘外”？“安内”？释蒋协议终于敲定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官一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蒋介石被扣之后，经过蒋氏最初几天顽固对抗与张、杨有理有节的斗争，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有力介入和引导。迭经南京国民政府亲日派“讨伐”谩骂与张、杨、中共三方联合应对的几番较量，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折冲努力在国际舆论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国内呼吁抗日、反对内战渐成主流呼声的大环境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成有关各方的主导性认识。
但是，如何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宋美龄派出的信使端纳，于12月15日从西安飞抵洛阳，随即打电话至南京，向宋美龄报告了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行前，他在西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说：蒋在西安甚为平安，张、杨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如无意外发生，事变可望于数日内解决。在洛阳，端纳又与宋美龄通了几次电话，重点讲的是，张、杨发动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光明前景。关于通话内容，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唯怒气仍未消，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之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尔德与彼同机出陕，并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叙经过情形。
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实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并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决心飞陕。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1）宋美龄在电话中还嘱咐端纳，在去西安完成转达上述事项之后急速返京，否则有生命危险，并请他转告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当时在宋美龄身边的孔祥熙接过话筒与端纳通话，他请端纳告之张学良，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端纳与宋、孔的上述通话，把蒋介石依然活着的信息很快传递到外界。这给主张和平救蒋之人士以极大鼓励，同时也给别有政治企图的何应钦带来了一定压力。何应钦放言：“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在主战派的压力下，16日上午9时，孙科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0次会议，26名成员出席会议。会上，何应钦等人一致主战、主快，主张一直围到西安城下。冯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对，但“讨伐派”人多势众，寸步不让。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强调即令“讨伐”，也应从缓，宜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何应钦对此无法反驳。因为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自然有责任从“政治”上设法，至于“军事”，自然孔就无从置喙了。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
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
二、由国民政屙下令“讨伐”张、杨。
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分化瓦解活动。（2）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使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言称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
何应钦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西安。侧面分别由潼关开进商洛，夺取蓝田；由天水向宝鸡、凤翔推进；由宁夏吴忠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总预备队在潼关附近集结。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命令空军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俱焚”，坚决反对直接轰炸西安，以免把蒋介石炸死。何应钦不得不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意在武力威胁西安。
何应钦的“讨伐”令下，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附近千余间房屋被炸，死伤居民几百人。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在华县与杨虎城的17路军发生战事。
宋美龄后来回忆讨伐令下后的情形时写道：“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迳向西安投炸者也。”
此时，张、杨所部业已作好与中央军决战的准备。按照事先约定，红军随即进驻肤施（延安）进行武力支援张、杨的部署。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宋美龄急令端纳再次飞往西安，请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和轰炸西安。端纳与张学良一起面见蒋介石。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进逼潼关，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还是炸到你。”此时，蒋介石开始考虑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的建议。在此之前，他曾希望何应钦给张、杨一点厉害尝尝，但又害怕受池鱼之殃。在听到端纳传递的何应钦别有政治企图的信息后，他仍然想，何虽有打算，但未必就如宋美龄、端纳所猜测的那般险恶。但越来越近的飞机轰炸声，使蒋介石开始醒悟。
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虽然明白何应钦的讨伐可能危及他的性命，而他却无法接受来自“犯上作乱”的他的部下张学良的建议。张学良看透了他的这种心理，出于给他找个台阶下的考虑，找到了蒋百里。
这天晚上，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蒋百里出现在蒋介石的住处。蒋百里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到西安的第二天，赶上西安事变，因而加入到被扣留的南京大员的行列。
蒋百里与其他被扣的大员有所不同，他无党无派，立场“超然”，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去西安招待所看望这些被扣大员时，蒋百里曾向张学良自告奋勇，要去劝说蒋介石。后来，他在广播里听到南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骤然发表“讨伐令”，很不以为然。因而，张学良选中他在张、蒋之间进行斡旋。
蒋百里对蒋介石说：西安的事现在已经出现了转机，但“中央军”加紧进攻，兵临潼关，又派飞机轰炸，使问题又趋复杂化。委员长固然不畏惧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连遭轰炸，从悯念百姓利益考虑，也应该稍微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国家保留点元气。希望委员长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诉他们你很快就会离陕回京，命令南京暂缓进攻，首先务必停止轰炸，如停止轰炸7天，给处理此事留点时间。
蒋介石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台阶，他缓缓地说道：“此事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3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需停止7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
蒋介石虽然没有完全答应蒋百里的要求，但却允准了蒋百里关于要他下达停战手令，并派人把停战手令转送往南京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