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愿意早日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愿望。”“引起战争，对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就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么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张副司令前途，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23）但周恩来的这番话并没有说服东北军少壮派。苗剑秋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那咱们就先破裂”这样的重话。孙铭久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跪下，请求红军出兵。
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送走少壮派天还没亮，南汉宸也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他向周报告了两则重大消息：一是孙铭久已经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内中不仅有主和派，还有共产党人。二是杨虎城态度有变。
原来，这天凌晨3点，杨虎城即把南汉宸从床上叫醒，对南说：“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这种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纯朋友关系，一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派韩振声来要我逮捕你，我不肯，宁愿抛开部队去日本，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潼关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拿着蒋介石的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战争的危险放你走。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现在回来的希望不大，他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24）显然，杨虎城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南汉宸本人的，也是说给中共代表团听的。否则，他不会深更半夜把南汉宸叫起来。同时，杨虎城此番话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更深的不便明说的意思：中共应当更多地帮助杨虎城摆脱困境，如果中共对杨帮助得不够，或者杨感到自己的安危没有保证的话，他将不再选择和平，而是可能会附和东北军少壮派的主张。
周恩来充分感受到杨虎城此番话的严重性，他吩咐南汉宸：你马上转告杨先生，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接着，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一起迅速赶到三原红军前敌司令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左权等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当前事态和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东北军和17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17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与他们协同打一仗。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前途：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会后，周恩来和博古、彭德怀、张闻天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征求意见，并于当天收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回电。
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的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
在中共这次紧急会议的前一天，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开了由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由于王以哲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总部”中将参谋长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也危险了。他主张接受甲案，和平解决善后。
何发言后，应德田起来发表了坚决反对和平解决的讲话，应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就不敢了。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并且说：“现在杨主任和17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中共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红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会议决定：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切，决一死战！40多名与会军官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不能执行渭南决议。但是，渭南决议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谁也没有理由擅自推翻这个决议。于是，他们想到了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就商议请于学忠回来，由于做出最后决定。
1月31日，于学忠被接回西安。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等5人，分别代表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级会议。应德田等少壮派在室外旁听。杨虎城作为西安方面的最高首长主持了会议。
首先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表示：我的意见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打对我们是不利的。
为什么不能打呢？于学忠分析说：我们只顾对付东线的“中央军”，西线还没有怎么布置，而胡宗南的军队已经进至宝鸡，再加上我们内部檀自新、沈克两个师有不稳的消息，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势，因此，打仗不仅不应该，而且不能打。何况，主战的理由主要是副司令没回来，打仗就能够把张副司令打回来吗？我看不但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恐怕还害了他。
于学忠的和平姿态，与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不谋而合。王、何随即表示赞同，并提出：先撤兵，服从中央的命令。
东北军3位大将意见一致的和平态度对杨虎城产生了影响，本来此前的几天里杨是一度转向主战的，这时也表示了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周恩来是最后的发言者。会议出现的如此结果他当然是高兴的，他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又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曾决定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是，会场外面“战”与“和”两派争执激烈，在会场之内却如此平静地通过了“一边倒”的主和的决议，这使周恩来感到十分不安。他严肃地提醒与会者：“请你们要注意内部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作出决议：宜和不宜打，坚决促成和谈成功。这个决定，与两天前的渭南会议决议完全相反，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也使主战派大失所望。
遗憾的是，周的告诫并没有引起东北军将领的重视。2月1日上午，于学忠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开会，传达王宅会议精神。于宣布“按潼关谈判的协议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后，会场里鸦雀无声，于又说：“我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打吧，怕打不回副司令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放声大哭，许多人也跟着痛哭流涕。
于学忠的解释未能使少壮派信服，他的哭诉也不能感动少壮派。这时，少壮派中情绪已经难以控制，特别是应德田、孙铭久等人，认定推翻渭南会议决定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是王、何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的结果。他们在官兵中宣传：“先撤兵是投降蒋介石的另一种形式”，并决定：铲除王、何，保留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总负责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的决定。
2月1日晚，少壮派在西安街头贴出了“除奸”的标语，并开始制作“反对和平”的袖章。
主和派及杨虎城均未深刻洞察严峻的形势，也未对少壮派采取防范措施，照常派李志刚前往潼关，准备与顾祝同签署协议，这等于火上加油，加速了少壮派走向极端的进程。
在得知李志刚即将前往潼关时，少壮派迅速调动部队一方面包围了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另一方面准备武装截留西安方面派往潼关的谈判代表，同时部署暗杀王、何的行动。
2日上午，应德田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的名义发出《告东北军将士书》，表示：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以谈，张副司令不回来只有拼命，用武力叫汉奸胆寒，迫使他们把张副司令送回来。
之后，应德田、孙铭久指挥总部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带一排人突然包围了王以哲家，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将王以哲枪杀。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总部参谋长徐方等也同时遇害。
卫队二营副营长商亚东带领的枪杀何柱国的人马也赶到了何的家中，因何事先已闻躲进杨虎城的官邸，而死里逃生。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同样地闯进了几名东北军的少壮派青年军人。他们直奔周恩来的办公室，见来者怒气冲冲的样子，周很快明白他们的来意，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话，使这几名青年军官气焰顿敛，稍后他们一个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孙铭久赶到后，也跪地请罪。
但这已经晚了，王以哲被害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挽回的。它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导致了“三位一体”的解体。
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了，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信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驻渭南的部队当即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要为王以哲报仇。由于东北军过早地放弃了对“中央军”的牵制和阻挡，致使“中央军”长驱直入，乘虚开进渭南，继而向西安进逼。
孙铭久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当杨虎城派人问他们如何自处时，他们都傻了眼。这时有许多人要杀他们的头，挖他们的心，来祭奠王以哲将军。2月3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3人经过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尽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当机立断，不避嫌疑，立即派刘鼎将孙铭久等几个为首者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同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撤离西安。2月4日，在护送孙、应、苗离开西安后，杨虎城、于学忠敷衍故事，签发了通缉应德田等3人的通缉令。这样，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从而也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杀害了王以哲，但动机还是想救张学良，所以不能随便地牺牲他们。周冒着风险救了这3人，但这3人却没有以自己抗日立功的行动回报周恩来。孙、应、苗在云阳红军前敌司令部待了一个月光景，就离开了陕北，后来都走上了投日歧途。
就在少壮派3名首领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刘多荃擅自将渭南前线部队北移高陵，与缪激流部靠拢，让开了陇海线正面阵地，并派副师长高云鹏电话通知潼关的“中央军”樊崧甫，要他们提前进军。
接着，刘多荃派人捕杀了于文俊血祭王以哲；又令105师1旅3团团长葛晏春诱杀了该旅旅长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与红军沟通的第一个使者，于1936年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并未参与“二二”暗杀王以哲事件。刘多荃和缪澂流还逮捕了所属团长万毅、康鸿泰和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特派员邹鲁风，逼走了团长陈大章和营长王甲昌、商同昌等人。
在此前后，东北军骑10师檀自新部于2月2日在蒲城叛变，投靠南京方面，并扣留了陕西警备3旅旅长孙友仁、蒲城民团司令韩世本，缴了民团的械。2月6日，东北军106师沈克又叛离东北军，扣留了陕西警备1旅旅长王俊，将该部缴械。2月8日，陕西警备2旅沈玺亭、唐德盈两团投向刘峙，将部队拖向河南。
这些变化说明，“三位一体”已呈裂解之势。
2月5日，东北军将领撇开17路军和红军，由于学忠、何柱国、缪潋流、刘多荃等4名军长参加，在高陵召开会议，决定不再走与红军、17路军联合的道路，放弃甲案，而决定接受乙案。确定乙案的同时，对保留东北军总部也表现了不感兴趣，这意味着东北军将彻底分裂了。
尽管这一决定在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中仍有不同意见，后来张学良也仍然坚持应接受甲案，以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但这位少帅已经无力左右他的部下了。因为在此前一天，即1937年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领衔7将领已经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并宣布了经与顾祝同谈判达成的四点协议：
1．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
2．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
3．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实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
4．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25）张学良只好让何柱国转告各部属：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26）他还对王卓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