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到会的中央委员170人。宋庆龄是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以宋庆龄为首的抗日民主派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会议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提案。18日，宋庆龄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实现孙中山遗嘱》的重要演讲，批判亲日派的“剿共”理论，指出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她愤慨地说：“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消耗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31）宋庆龄的演讲和14人联名提案，对于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精卫也在会上发言，提交了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但这一反共媚日的立场在会上没能占据上风，会议的基调是团结抗日，他的主张只能成为废案。
在这次会议上《根绝赤祸案》获得了通过。这一决议案，实际上是对中共致三中全会电的系统回答，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意见，提出了4条对中共的要求，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4条与中共承诺的4项保证基本吻合，表明当时条件下两党利益的一致性，两党都能以抗日救国作为调整关系的前提。周恩来对此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32）尽管还埋伏了文章，但当时国民党确实停止“剿共”，准备抗日了。在三中全会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文检当局还悄悄通知报界，不要再使用“赤匪”的字样。
全会还通过了五届三中全会宣言。这个宣言仍有不少攻击中共主张的字眼，但“剿共”口号不再使用了，“抗战”一词也首度见之于国民党宣言。《宣言》这样强调：“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果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对内“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从而放弃了武力统一、“剿共”内战的政策。宣言的这些表示，实际上表明它接受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的基本精神，因而，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毛泽东对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成果，也是给予肯定的。他指出：“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明示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3）三中全会后，张冲抵达西安代表蒋介石继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从2月27日至3月4日，周、张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计6个师，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除外。而蒋介石给张冲的底线是：“红军可以编三师9团，不可再加。”这就使谈判无法形成一致。后来，张冲又提出一个方案：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显然，这一方案与中共的要求比较接近，张闻天、毛泽东于3月3日复电周恩来表示这一提议可以接受。但事过一天，南京又变卦了，缩回到蒋的底线上。于是，围绕蒋的底线，张、周再行协商，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选编为4个步兵师，计4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2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率4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直属队；（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34）鉴于谈判达成共识，3月8日双方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这便是著名的“三八协议”。周把一个月来的谈判成果总结为三项十五条，这一草案提交给顾祝同后，被作了重大修改，在经顾改后的修正案中，服从“统一指挥”被改为“服从一切命令”；“陕甘宁行政区”被改为“地方行政区”；红军改编后由4个师变为3个师，由4万余人变为3万人。这绝不是文字的修改，而是实质的变动，目的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提出的修正案，企图让中共服从蒋的一切命令，把陕甘宁划成3个苏区，缩小武装。这实际上是对红军的“收编”，中共绝不能接受实际上等于投降的改编。
既然在西安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旋即致电周恩来，改为赴宁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会谈前一天，周恩来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15条意见先交给了蒋介石。鉴于在西安谈判中同顾祝同的争执，在见到蒋介石后，周恩来在与蒋的谈判中特别强调了以下六个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看了中共的谈判条件和周恩来的说明后，发表了谈话，其大意是：
（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要求中共“检讨过去政策，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诿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他希望中共“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当听到周恩来“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的回答时，他要周恩来赶快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而周恩来再三问他有何具体办法时他则说没有，但表示要商量。
（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中共“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至于军队人数他也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35）中共中央对蒋的这一表态感到满意，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和拥护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
但两个月后，当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13个问题到达庐山，与蒋介石再次谈判时，蒋的态度比之两个月以前却后退了一大步。一是否定了在3个师以上设立司令部的承诺，二是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要求，三是对允许中共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特别严重的是，在杭州谈判时，他让中共提出两党合作纲领，而这次会谈他却把周恩来交给他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抛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主张内容包括四条：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36）显然，蒋介石是想利用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当然就此表示不能同意。
但为达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中共中央仍准备再次作出重大让步，并为此制订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新方案。新方案对两党合作问题，确定为：“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其组织原则，由我方拟出草案与蒋商定”；“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产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中共中央新的谈判方案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师暂编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县长及其下各局长，则由县议会选出。对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关于朱、毛外出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37）新方案制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时候，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于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一行3人于7月4日到达西安，7月7日又飞抵上海。
就在7月7日这一天的晚上，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终于揭开战幕，日本华北驻军悍然向守卫北平郊区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宋哲元之第29军第37师奋起抵抗，中华民族举国抗战的号角正式吹响。
形势紧迫，为争取谈判尽快成功，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在这次谈判前，周恩来已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看，蒋对此反应冷淡。谈判中争执的焦点依然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管理，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共决不接受。
对此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有着同样的看法。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并令周等迅速北返。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000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另编地方保安1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
中共退出谈判，蒋介石非常着急。8月1日，张冲急电延安，称蒋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所在的心脏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迫使蒋介石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共同抗日。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问题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柳暗花明的解决。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历经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形势比人强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全民族的神圣抗战终于得以发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终于翻开了由衰败走向重新振兴的历史新页。
（1）《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2）《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3）《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4）《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6）《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366页。
（7）《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
（8）《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致胡服（刘少奇）电》，1936年12月27日。
（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5页。
（10）《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1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36页。
（1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13）《挽危救亡的史诗一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14）《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2页。
（1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142页。
（16）《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