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
（18）《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9）《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20）《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2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94—196页。
（22）《周恩来与李勃曼谈个人经历》，参见《瞭望》，1984年第2期，第29页。
（23）《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5页。
（24）《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25）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2月5日。
（26）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转引自：《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27）《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2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29）《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转引自《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8页。
（3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31）《中国抗日战争全史》上篇，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3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5页。
（34）《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35）《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68页。
（36）《第二次国其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37）《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转引自《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776—777页。
尾章功乎？过乎？青史千秋有评说
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西安事变结束后不到半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这次事变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有许多历史背景是相同的，比如，入侵的借口都是无故挑衅，采取的手段也都是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变发生前，中国国内已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这一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旨在抗日救亡的西安事变也已获得和平解决，国共再次合作、举国抵御外侮的国内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日本帝国主义仅稍微开动其战争机器即可轻易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气势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西安事变期间经历50多天是继续“剿共”内战，还是团结抗日的严重斗争，最终促使国民党及其执掌的位居中枢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重大的政策转变，结束了持续十年的“剿共”内战，实行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新政策。这一不同点，使中国政府在日本的武力侵略面前开始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向对日奉行退让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次态度十分鲜明地表示：全力抗战，以战图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鲜明的应战姿态不仅一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侮每每逆来顺受的屈辱形象，而且博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在“二战”爆发后成为四大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为中华民族解救危亡和实现复兴，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对日妥协的既定国策，改为致力国内实现和平、决意抵抗外侮、奋起抗日的路线；它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思维，同意着手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的影响是深远的。西安事变后，它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作用，逐渐地显现出来……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七七事变爆发那天，蒋介石正在庐山。那里风景秀丽，清爽宜人。尤其夏天，它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是避暑的好去处，因而南京政要每年夏天都到这里办公和避暑。此时，蒋介石已经没有了这些雅兴，南京呈报过来的“特急电报”，报告了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的一切。
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蒋介石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那时，他给张学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今次，他在当天即致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接着，他急电在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会议的何应钦：立即回京，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所有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他还雪花般地向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40军军长庞炳勋、85师师长高桂滋发去急电，命令他们各率所部向石家庄集结。
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班开学典礼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部署发动举国一致的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他指出：“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最后战斗的训练。”（1）这次讲话，蒋介石虽然点明对日问题及其对卢沟桥事件的态度，但是受训的文武官员们还是感觉耳目一新，预感到时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两天后，日本政府召开了五相会议，作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当天即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这一声明，宣布了日本已实行战争体制，公开宣示由两天前卢沟桥事变引发的中日战事已经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同日作出应对，进行军事部署。此时，中国可用于国防的战争储备物资，弹药只能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粮秣只能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在中国北方就空军作战所需而言，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嫌准备不足。
为确保战争的需要，蒋介石就全面抗战事宜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以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3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严令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和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29军需要弹药和物资，南京可以源源补充。还着手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全面抵抗的准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谈话，对中外公开宣示南京国民政府和他本人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说：
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民族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尚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须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继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2）如果说，在上述谈话中蒋介石对于中日开战还留有一点余地的话，一个月后，在《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中，则明确地昭告世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以自卫抵抗暴力。
8月7日，蒋介石把上述抗战决心化为行动，这一天他召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举行最高国防会议，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实施全面抗战”；二、中国抗日战争“取持久消耗战略”。两天后，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蒋介石遂宣布：中国从此进行对日抗战。
又过两天，即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中国“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起全责任”的国防最高会议宣告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其职责主要分为四项：（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
《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的颁布，使蒋介石拥有极大的权力，他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会后第二天，根据蒋介石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举行国防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指挥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另外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分掌相关事宜。自此，国民党的政治会议暂停，新成立的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代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履行筹划抗战国策等功能。
在健全抗战的政治组织构架之后，亦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8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抗战总动员令。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导计划、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对抗战作出全面部署。这一部署突出了三点：一、“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别注意固守平绥路东要地”；二、“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三、“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地”。按照这一战略要点，抗战最初的军队作战序列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