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当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部队，在北方起来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动员北方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力量来拥护他们的义举。可是由于我们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轻视和不了解这些事变的意义，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阵地。”（36）共产国际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正是一些同志抵制王明提出的“保卫苏联”、“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而被王明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因而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用了很长一段话称赞中国革命的成就，实际上也算是对王明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纠正。他说：
“在中国，人民运动已经获得了成果，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建立了苏区，并且组织了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遇到威胁。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
因此，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我宣布，我们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各个苏维埃、向中国的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相信这可以表达我们整个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们向中国人民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问题的讲话，除了赞扬、鼓励和表达敬意之外，还提出了“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的重要概念，这标志着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作用地位认识的转变。此外，季米特洛夫还郑重地向中国人民作出承诺，坚决支持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这含蓄地表达了支持以往中共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的努力。
经过共产国际七大，王明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也有提高。他回到莫斯科后接受吴玉章等人的提议，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战略方针，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修改后，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这份文件号召中国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出“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要“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而战！”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份文件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要“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这份文件初步地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统一战线政策，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新的政策转变，《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以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八一宣言》发表之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张闻天、毛泽东无法了解到发生在国境之外的事情。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抵达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在地。他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见，还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进行电台联络的密码。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部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在直罗镇前线。坐镇瓦窑堡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表示了坚决拥护。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也正在这时，《八一宣言》通过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了北平、上海等地。这个宣言连同此前中共中央发表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迅速高涨。
1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内容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抗日反蒋去，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相应地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是连同富农一起反对的。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主持下讨论了由李维汉起草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为此，《决定》规定：“我们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这些都为即将召开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准备。
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爆发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首先获得了爱国学生的响应。1935年12月9日，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大游行，汇集了包括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师生。他们打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特殊化和伪自治运动！”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潮水般涌向新华门、西单，进行游行示威和请愿。
12月9日的请愿和示威仅是“一二·九运动”的序幕。12月16日，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分4个大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集市民大会，通过《收回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游行受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并有300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
受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抗日的怒潮席卷全国。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并得到全国各界的响应，使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已经到来。12月8日、13日，周恩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相继回到瓦窑堡，中共中央遂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以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一策略包括对联合对象的扩大，并曾一度引发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抗日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的这一思想在其后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作了系统的阐述，但这一观点却受到了博古的反对，博古引经据典提出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段只能是革命对象而不能成为联合对象，毛泽东对此尖锐反驳说：难道我对老祖宗（指马克思、列宁）不忠么？不孝么？！尔后，由于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顺利地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决议强调，“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这个策略也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蒋介石认识上的区别，还包括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毫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仅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并为完成这一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这就保证党能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把握方向，推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发动，并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也使中共能在1936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不仅成为重要一方，而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政治领导作用，赢得各阶级各阶层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马丁·吉尔伯特（英）著：《20世纪世界史》第2卷（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温斯顿·丘吉尔（英）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82—283页。
（3）马丁·吉尔伯特（英）著：《20世纪世界史》第2卷（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4）温斯顿·丘吉尔（英）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43页。
（5）马丁·吉尔伯特（英）著：《20世纪世界史》第2卷（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6）《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7）《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8）《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页。
（9）《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与蒋介石的会谈记录》，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149页。
（10）《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页。
（11）《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2）《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14）引自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版），第10册，第40页。
（15）《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16）《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1930—1936），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42页。
（17）《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1930—1936），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01页。
（18）《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19）《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20）《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6卷，第192页。
（21）《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22）《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23）《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蒋延黻教授的谈话记录》，载《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40页。
（24）《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25）《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02—603页。
（26）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7）1935年11月21日田有吉致日本广田外务大臣电报（第1291号）。
（28）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
（29）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
（30）董健吾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及回忆。
（31）谌小岑：《周恩来给我一封信的原委》。
（32）《周恩来年谱》，第300页。
（33）见《周恩来年谱》，第283—284页。
（34）见《周恩来年谱》，第283—284页。
（3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页。
（3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