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联的谈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蒋公开声称政府的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26）他更私下向日本大使田有吉表示：“对前述之原则（即广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对此无任何异案。决心立即听取日方希望，进入具体商谈，以期从速付之实施。”“抗日运动决不会发生，本人根本不抗日”，表示希望日中亲善。他本人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调东北军从华北到西北，将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等等（27）。至于他布置的同中共接触一事，甚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而将此重任直接交给CC系头子陈立夫。这当然也与陈立夫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原来，陈立夫见日本之侵华日益加剧，曾找到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建议与日本洽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之压力”。（28）锄当遭到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回绝后，便与其兄陈果夫密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介石）得其许可，而后进行。”（29）陈立夫受命后，不便亲自出面，交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经谌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到达南京同曾养甫会谈。谌小岑于1936年1月3日到上海与张子华会面。
至此，国共两党的接触仍是限于较低层次。但是，决定政策的是国共两党的中央，建立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便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个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是通过宋庆龄的安排才得以建立的。
1935年11月，上海特科因负责人被绑架失去了领导，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6年1月间徐光汉、徐强和董健吾商议是否可以通过宋庆龄的帮助到达陕北。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相熟，遂由董出面向宋庆龄请求帮助，而董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提到的王牧师。
当董健吾应邀来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还通过孔祥熙给了董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并资助了路费，且一再叮咛要保存好信件，说成功了“益国非浅”。（30）董健吾临行前，徐光汉又将张子华（未说明真实身份）介绍给董，与董结伴从上海出发。
张子华是上海的地下党员，1936年1月3日他以中共长江局（当时实际没有这个组织）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惠中旅社秘密会见谌小岑。经过几次会晤，张子华了解到南京的意图，表示“愿为此事奔走”，并提出希望南京能派一个人到陕北去向中共中央传递此重要消息。谌小岑同曾养甫商议后表示：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有人为此事奔走。（31）最后，特科决定派张子华到西北去，因为张是宁夏人。1935年9月，他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曾到陕北苏区巡视过工作，熟悉当地情况。
1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剿共”前线战事紧张，一连40天找不到办法进入苏区。只好铤而走险，董健吾拿着来自宋庆龄的“护身符”——财政部的公笺，前去求见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这时张学良已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也就在1月下旬他与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举行了会晤，并表示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他还告诉李克农：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极，愿意与红军各守原防，恢复红白区通商。（32）张学良虽有这些举动，但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一旦被南京发现将惹祸上身。这时当他看到董健吾手持的财政部公笺后不由心中大喜，认为了解到了南京的确实意图，自己也可以放手同共产党联络了。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张子华、董健吾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2月27日，张、董二人到达瓦窑堡，在城外受到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同志的迎接。他们听了张、董的汇报后，十分欣喜，马上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彭德怀等。
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十分明显，这些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于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化。
3月，董健吾携带载明上述原则的密件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一一通报有关情况后，旋即赶回南京复命。当他在宋庆龄家中见到宋子文、孔祥熙时，做了认真、详细地汇报。
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终于就此接通。
同月，张子华过黄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而后返回瓦窑堡。4月16日他又和冯雪峰同行南下，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张子华则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他在西安时常以南京来的客人身份活动，既躲避了特务的跟踪，又使张学良从中了解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络情况。张曾对属下讲：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国共两党的接触能够比较快地取得进展，决非偶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大义，都有携手抗日的愿望。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英、美、苏都有抗击法西斯，支持中国抗日的要求，有利的国际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明显落后于共产党，一则它是中央政权执政党，不易转变；二则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争权夺利，许多人并不是为了国家，优先考虑的是一己私利。而共产党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将阶级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而率先捐弃前嫌，联合抗日。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秘而不宣，抗战爆发后，张子华在延安受审查，失去自由直到1942年病死，他曾为国共谈判往返奔走的情况更是从此长期无人知晓。又因为张子华在这段时间里一度化名为“黄君”，因而不少人以讹传讹，以为是国民党广西派的黄华表或是中央系统的张冲奔走南京陕北之间。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蒋对中共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之。”（33）因之，国民党在1935、1936年间在与共产党接触的同时，一直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根本不敢派代表到陕北苏区去，而一直是中共方面人员——张子华、潘汉年在为此奔走。
以追求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自己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一直在呼吁抗日拯救民族危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定加强对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抗日斗争的领导和组织。此后，中共中央更是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在长征途中，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共高层领导也时刻注意收集信息，关注着民族的存亡。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了四川西部仍十分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了政治局委员博古从无线电广播中获知的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开炮挑衅的情况汇报。会议并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育，同时决定加强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派系国民党部队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专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34）后虽因战事频繁，未能对此议题做进一步研究，但因已有过这种讨论和决定的基础，所以，不久后当中共中央接获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后，马上就能自觉接受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将这一指示迅速落实下去。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即将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任务。并把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的《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主题报告，详细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内容和形式等。他指出：“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和团体。”（35）这表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是“两个极端”的做法，在对待联合的对象上，主张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对待所反对的对象上，主张采取“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限制了联合的对象，扩大了对立面，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是一种“关门主义”的政策。
这种“关门主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积极推行者是王明，以及受到王明控制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中，虽然不承认是自己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但却列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中共中央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
其一是，“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与一切拥护19路军反日作战的人，结成极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
其二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3年春曾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队，发出订立共同武装抗日战斗协定的口号。这一宣言对在江西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将领曾率领所部向蒋介石先生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向江西前线军队并向一切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提供更加具体的建议，以便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本来应当继续坚持并发挥自己的主张，以便在军队和民众面前，追究国民党对抗日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没有彻底实行自己的政策，没有进一步想出具体办法，以致没能收到使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实际效果。”
其三，“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估计到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一切军队提议订立共同抗日讨贼作战协定的直接后果，因此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19路军和福建政府，应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可是，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机械地理解‘反对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发展的非苏维埃的非国民党的道路）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福建事变的意义就不能给予确切和应有的估计，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当时在军事策略方面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