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广的胸襟是成就大事者必备的素养。一个成功的人不会整天盯着别人的过失，而会多多地反思自己。以宽容之心包容别人的过错，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拥护。曾国藩拥有开阔的胸襟。容人之量使他这个文官出身的人能够驾驭手下的三军将帅，使很多人才纷纷依附，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湘勇幕府。这些都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胸怀大小决定做事大小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没有宽阔胸怀的人难以成就大业，通常胸怀大小与所做事情的大小成正比。曾国藩曾经说：“‘胸怀’乃吾最阔之地。”曾国藩熟读史书，他非常钦佩那些有大气量的宰相，他认为宽阔的胸怀是那些宰相成就大事、完成大业的重要因素。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都败在不能自我控制、缺乏气度上。
胸怀的大小决定一个人成事的大小。心胸狭隘的人必然没有容人之量，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盯着眼前的是非对错，尤其是对于曾经得罪自己的人肯定会心生怨恨、睚眦必报，难以成就大事。胸怀宽广的人则具有容人之量，目光远大，能够以大局为重，不争一时的得失，最终能够成就大事。曾国藩推崇那些具有宽广胸怀的人，希望自己能做中兴之臣，完成济世救民的夙愿，因此，他一直锻炼自己宽广的胸怀。
曾国藩28岁进入翰林院，由此正式步入仕途，开始了长达34年之久的官场生涯。在这期间，来自四面八方的冷箭不断，他历经挫折之后，依然能够在官场中继续走红，直至生命结束。宽广的胸怀是他在官场不败的一个秘诀。
《湘绮楼日记》云：“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遑遑，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问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在江西的悲惨遭遇，使得曾国藩心灰意冷。因此，在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曾国藩立刻离开江西，回家为父亲守制。此时与太平军的战事正吃紧，曾国藩抛弃军队独自回家，已经不是一个忠臣应做的事。但是曾国藩胸中烦闷，郁结难平，难以接受清政府的不公正的待遇，坚决要回家。
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朝廷让曾国藩出来主持湘军事务，曾国藩却伸手向朝廷要权，一时之间，曾国藩成了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对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曾国藩对此更加难以忍受。后来，曾国藩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官场的风气，也无法撼动朝廷的想法；想要在官场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包容一切，不能太过计较。
从此以后，曾国藩不再那么激进，而是变得非常老道，不论什么难以忍受的事情，曾国藩都默默地接受了。后来，为了大局，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洋教的案件时，为清政府背了一个大黑锅，他也毫无怨言。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度胸怀，成就了曾国藩的千古功名。
2．宽和得众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宽和是处世之道。为官为将者，想要笼络人心，得到支持，就必须宽和待人，能够包容下属。曾国藩说：“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一个人只有具有宽广胸怀，能够宽以待人，才能得到拥戴，才能让下属感恩戴德，死命效忠。尖酸刻薄的人则会失去人心，难以成就大事。
曾国藩曾经对他的弟弟们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曾国藩在开始办团练的时候，手中无一兵一卒，但是他能够打破地域观念、宗亲观念，大胆地起用有才有识者，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人才。曾国藩在用这些人的时候，量才而用，不因有人有缺陷就弃之如敝屣。同时，曾国藩还将手中的权力分出去，放心地将事情交由他们来做。他坦荡宽广的胸怀换来了这些人的誓死效忠。他告诫自己的兄弟和幕僚们说：“断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者。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曾国藩提倡“恕”，这是基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曾国藩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首先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过于苛刻则会失去朋友。他说：“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要做到“恕”，就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尊重和关怀他人。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们要以“恕”立身。他认为，在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须让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须让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不欲人以虚伪待我，自己就不能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自己就不能以权术待人。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地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某些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自新。例如，有一次，某官进见李鸿章，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子，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李鸿章问有何事来见。那官员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您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那个官员说：“不，以卑职看，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这就更荒谬了。”那个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曾国藩能够在晚清那个动荡不安而又排斥汉人的朝廷里成就那么大的功业，绝非是一人之力可以做成的，必定是借助了众人的力量。创办湘军时，曾国藩招揽了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清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也是在曾国藩和他手下的一帮人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曾国藩能够拥有这么多支持者，凭借的就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胸怀。大度宽容是一种人格魅力，它能帮助人们赢取更多人的支持，拥有更多的朋友。
3．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古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使在封建王朝中，那些能够在官场中纵横的人，必定也是得人心者。曾国藩是一个汉人，在满族贵族当政的朝廷里能够呼风唤雨，自然得益于旁人的支持。如果不能得到众多汉人官员和部分满族贵胄的支持，曾国藩是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权势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主要得益于他坚持“与人为善”的思想。曾国藩对此有详细的阐述：“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曾国藩将此作为处理官场中人际关系的原则。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濯，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官场中争权夺利是很常见的事情，曾国藩想要尽收人心，必须要舍弃部分利益，以求得与人为善原则的实施。同治初年，江西巡抚沈葆桢要扣留江西的厘金。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没有凭借自己的身份弹劾他，而是选择了退让。他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江西蕃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曾国藩一生与人交往都谨守这一原则。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曾国藩把这一事情进行量化，当做一件政务来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