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无所不包的心态，广纳天下英才，这些人对于成就他的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那些具有军事才能的人帮助他平定了太平天国；在洋务运动中，那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成了开展洋务的先行者，那些技术人才成为顺利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支撑。曾国藩依靠人才，完成了他人生中两项最重大的功业。有这样一批人的拥护，曾国藩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3．不拘一格选人才
曾国藩门下的幕僚就像他的左膀右臂一样，促成了他的成功。那么，曾国藩选拔人才究竟是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不论是谁，地位如何，只要是有才能，曾国藩都会将他收于门下。曾国藩从来都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全才，他认为，书上所说的“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推崇之词罢了。实际上曾国藩自己也不是一个全才，比如统领将佐规划战略他很在行，但要让他带兵亲自参加一场战斗，他就总是吃败仗。
因此，他对这个选人切勿“眼光过高”的原则是深有感触的。他曾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去识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如果眼界太高，那就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如果降低取才的标准，那么获取的人才就会一天比一天多。
我国古代兵书《太白阴经》对此讲得很明白：强悍刚勇的人，可以勇敢地对待大难，其个性却难以持久；温顺安分的人，可以循规蹈矩，却难以灵活变通；性情沉静的人，可以考虑长远的规划，却难以应对突发的事件；性情谨慎的人，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却难以开拓事业。这就是说：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就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曾国藩认为，挑选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不能因为有一点儿朽烂的地方，就把几人合抱之粗的大木给丢弃了；不能因为仅仅撒了几网就灰心丧气，以至于错过了逮到大鱼的机会。一个人只要有一个特长，就可以用之。用人者最应避免的是，由于有一点儿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曾国藩出身寒微，他向来反对以人的出身和资历来衡量一个人。他主张选人才要唯才是用。他曾讲过这样的例子：汉代大将军卫青在年轻时曾给人当过奴仆，后来却拜相封侯，娶了高贵的公主为妻。因此，怎么能用平常的条条框框去束缚人才呢？他认为，世界上缺的不是人才，缺的是去搜罗人才的行动和发现人才的眼光。人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在乎，就会被遗弃于社会的下层之中；一旦有人去发现去任用，就足以为国家之用。
一般有才能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怪脾气，尤其是在晚清那个乱世，很多人不愿意出山，不愿卷入政坛的是是非非。这个时候，既然要借助人才的力量，就要善于求才。人才再多，难以为社会所用，也是于事无补。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求才的人，他不仅具有识才之能，还具有求才之能。曾国藩为了求得人才，什么样的办法都能用上，不得人才，誓不罢休。正如他自己所说：“如白圭之治生，不得不休。”
曾国藩求才，根据不同的对象，会用不同的方法，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他每到一地都到处寻访，延揽当地人才。曾国藩认为山野之中多贤士，他在江西、皖南和直隶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手下的王必达、程鸿诏和陈艾等人，都是他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每到一地都要张榜安民，在其告示中，总是会加上一条寻访英贤的条文。“淮徐之地自古多豪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计，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斟录用”，“如有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褒奖。借一方之才，平一方之寇，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看到这样的告示后，向曾国藩上《万言书》，才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的时候，为广纳人才，专门拟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广为散布。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制定了严密的人才选拔制度，“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
曾国藩的幕府中的人才有一部分来自朋友的举荐。他在与朋友通信谈话的时候总是询问他们是否有人才，只要是有，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人才调到自己的身边。方宗诚是吴廷栋举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举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师远鲁和李竹浯二人合力举荐的；李善兰则是郭嵩焘推荐人幕府的。
咸丰十一年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曾国藩咨询湖南政务的事情。曾国藩在回信中依然没有忘记物色人才，他在信中说：“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才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需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曾国藩非常注意自己的修养，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原因使人才远离，在用人上力克用人唯亲的弊病。他还时常提醒自己：“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曾国藩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吸引人才的到来，希望能够借此招揽更多的人才。从他日后幕府人才之盛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办法也的确取得了成功，很多人都是仰慕曾国藩的名望去的。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又有王少鹤、朱连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其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曾国藩招揽人才，还注意人才之间的互相吸引。他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将其中的一个得到，就能将其他的也一起拉拢过来，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这样就能够更加广泛地招揽人才。
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注意结交人才。湘军著名将领江忠源就是曾国藩在京城的时候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看到一句诗“花落春仍在”，提拔了诗的作者俞樾；在朝考时又看中了陈世杰。这些人在日后都对曾国藩的事业有过很大的帮助。
历史上有很多人整天喊着“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是却不付诸行动，也不知道如何求才；就算有才学的人到了他那里，他也不加重用，这些人最终也没能成就大事。而曾国藩则不一样，他欣赏人才，而且真心实意地求取人才，通过各种办法招揽人才，希望天下有识之士都能聚集在他的帐下，为他所用。对于真正的人才，曾国藩也确实给予重用，让他们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一个想成就大事的人，不仅要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还要善于求取人才，这样才能群贤毕至，成就大事。
4．凝聚众人的智慧
曾国藩说：“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曾国藩被人称为是“中兴之名臣”，但是仅仅凭借他一人之力，岂能将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曾国藩的确不能，然而他却做到了。曾国藩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把当时四处分散的名士们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完成了他一个人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事业。
曾国藩是一个领导，他并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做某一件具体的事，只需要正确地指挥手下的人去做就行了。有了曾国藩的带领，他手下的那些能人们才能有条不紊地处理事情。就像荀子所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在历史上，大业大都并非只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完成的，而大都是在众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曾国藩就是以他人之力为自己之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曾国藩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中才”，必须吸取他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才能做成事情。在曾国藩看来，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取之处，将众人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收归己用，就可以成就一个完人，就可以完成任何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事实上曾国藩的幕僚就是曾国藩的智囊团，曾国藩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一直在向智囊团征求意见和建议，借用智囊团的力量。
曾国藩的仕途并不顺畅，因此他一直小心在意。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有犹豫难决的事情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向他的幕僚们征求意见，然后作出一个相对明智的决策。
幕僚们的意见在曾国藩的人生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曾国藩的一生。当创办团练，开始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屡战屡败，朝廷对他并不怎么重视。后来，曾国藩接受郭嵩焘的意见，创建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得到了清朝廷的重视。这支水师在曾国藩后来的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曾国藩转败为胜的关键。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长沙当地的官绅们向湘军求救。当时的湘军实力不足，能否打赢这场仗是一个未知数，而且这一战也关系到湘军的前程。为此，曾国藩多次召集所有将官，研讨这件事；还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最终，他采取了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在湘潭大胜太平军，有了著名的湘潭大捷。
咸丰十年（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当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在出逃前发出谕旨，令鲍超北援，这使曾国藩陷入两难的境地。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大将，握有重兵，一旦北上勤王，湘军的实力就会骤减，难以与太平军抗衡，湘军就可能会全军覆没，曾国藩多年的辛苦经营就会毁于一旦。但是，咸丰皇帝已经下旨，如果不去，又会落个抗旨的罪名。曾国藩难以抉择，于是召集幕僚们来商议。李鸿章建议“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曾国藩觉得可行，就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使得湘军度过了这次危机。不久，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安庆，包围天京，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形成了绝对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也是因为他采纳了别人的意见。早年，容闳建议曾国藩设“制器之器”，送有识之士出国留学。曾国藩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洋务运动兴起，那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使他成为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这句话非常中肯，曾国藩是集人之智慧的典型，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叮嘱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也要这样：“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