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齐布奉曾国藩的命令在长沙练兵。长江协副将清德就对他非常不满，他说：“将官不统于文吏，刚愎专横，昏庸自是。”他拿出这个祖制要弹劾塔齐布，还说塔齐布在盛夏时节练兵，虐待士兵。
曾国藩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军队，总督巡抚无权过问湘军之事。所以，他一直争取湘军的独立。1853年，曾国藩两次弹劾清德废弛营操，清德因此被免职。同时曾国藩向朝廷举荐塔齐布，把他提拔为中军参将。
绿营兵对此非常不满意，想找机会对付湘军。当年的7月份，湘军的弁勇试枪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绿营兵的长夫，于是绿营兵趁机攻打湘军。曾国藩只得将弁勇打了200军棍，平息这个乱子。
后来，绿营兵与塔齐布手下的兵士们赌博，发生了械斗。绿营兵将湘军包围起来，准备与湘军进行战斗。曾国藩只好向巡抚骆秉章求救，但是骆秉章却向着绿营兵，曾国藩有苦说不出。曾国藩的幕僚们劝曾国藩将此事据实奏报朝廷，请求严惩凶犯。曾国藩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打乱，反以琐碎事烦扰皇上，我内心非常不安。于是决定“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
曾国藩认为在衡州练兵多有便利，不像在长沙，耳目众多，动辄得咎。在衡州大小一切事务都由曾国藩自己做主，不用受制于人，这对于湘军的发展大为有利。
湘军不属于正规军，独立于八旗与绿营之外，士兵没有兵籍，既不归兵部统管，也不受督抚的管辖，这很容易引起朝廷的猜忌。虽然朝廷需要依靠湘军的力量来剿灭太平天国，但是也不愿意任其发展。曾国藩想要壮大湘军，就必须打消朝廷的疑虑。
对此曾国藩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江忠源节节胜利，屡立战功，由一个知县一跃成为司道大员。曾国藩想，借助江忠源的名义来练兵，朝廷自然是无话可说。于是曾国藩对外打出旗号说，自己练兵是“为澄清扫荡之具”，这样就再也没有人对他招募湘军说三道四了。
就这样，曾国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湘军，这支由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军队，在他日后的仕途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处在清朝廷各种政治力量的夹缝之中，硬是挤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以高明的手腕处理了来自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得以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当时，曾国藩没有实力与任何一股政治力量相抗衡，所以在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曾国藩总是避开锋芒，于安稳之处积蓄力量，最终取得成功。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这也是曾国藩的圆融处世之道。
5．以圆融之道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曾国藩说：“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官场上，世事多变，险象环生，一不留神，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当时，各种投机取巧之人多如牛毛，很多人挖空心思想求晋升的机会，以打击忠良换取自身的富贵。所以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更需要小心地应对。
曾国藩身处清王朝晚期，在那个浑浊不堪的官场上，他既没有和他人同流合污，也没有成为他人的牺牲品，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在随时都有可能招来非议，甚至是杀身之祸的时候，曾国藩时时小心在意，事事看得高远，这让他免除了别人的闲言碎语，也因此保全了自己。
当年，曾国藩家乡的县令姓朱，此人与当地乡绅有密切的联系，当然与曾国藩家也有来往。有一年，地方的财政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乡绅们害怕朱县令会因此而被调离本县，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于是他们决定倾全县之力弥补财政的亏空。曾家作为当地的大户，自然也要参加这件事情。
曾国藩的家人拿不定主意，就向曾国藩征求意见，问他同不同意。曾国藩仔细地思考之后，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乡绅们想出来的这种主意，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百姓做一件好事，事实上得利的还只是乡绅们。乡绅们倡议全县百姓出钱，而他们自己有没有出钱谁也不知道，这些亏空还是要百姓们来分担，而乡绅们却名利双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难保不会出现假公济私的现象，吃亏的到头来还是百姓。曾国藩还认为，官吏的调遣是正常现象，不会因为弥补亏空就决定去留。因此他让家人隔岸观火，什么也不做，静观事态的发展。
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智慧。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曾国藩总是能够深谋远虑，巧妙为之。在官场中，曾国藩总是小心地处理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与他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来不参与任何政治派系，不表现出对任何政治派系的支持或者反对。曾国藩明白自己是汉人，对于满族贵族朝廷来说只是一个外人，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是不容自己置喙的，否则，卷入其中，一不小心就会牺牲在这种争斗之中。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进入仕途，一直到同治年间去世，其中所接触的政治力量有很多，一开始是把持朝政的穆彰阿，后来是肃顺，再接着是恭亲王奕祈。在这些政治力量的更迭过程中，曾国藩始终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并在每一次更迭之后都能得到重用，这就是曾国藩圆融处世的结果。
咸丰年间，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这就标志着清朝廷开始起用汉族官员，曾国藩自然也看得明白。后来，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垮，朝廷上下人心浮动。早在道光年间就与曾国藩交好的莫有芝向当时实际掌权的肃顺推荐曾国藩。在肃顺的努力下，咸丰皇帝下令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由此打开了清朝廷重用汉族官员的局面。曾国藩面对肃顺所给的利益丝毫不动声色，一方面接受着来自肃顺的好处，另一方面从来不与肃顺接触。曾国藩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朝廷内部暗潮涌动，肃顺能否长期执政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自己攀附于他，一旦肃顺集团倒台，自己也会被牵累进去，所以一直与肃顺保持一定距离。后来，肃顺果然倒台，曾国藩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自奕祈掌管大权后反而受到了重用。就这样，曾国藩在官场中平步青云，享尽荣华富贵，善始而善终。
——个人永远成不了大气候
任何一件大事都不是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那些彪炳史册的成功人士也不具备超出平常人千百倍的能力，他们的成功就在于善于凝聚众人的力量，依靠他人的力量把自己推向成功。曾国藩作为一个书生。之所以能够发迹于没落的晚清，就是他善借外力的结果。曾国藩幕府里的那些能人异士，才是真正完成曾国藩功业的人。
1．欲成事，先求才
成就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大，也终究是有限的，难以成就大业。那些成就大业的人，都是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群策群力的人。曾国藩28岁步入仕途，在剿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一飞冲天，成就了自己人生的事业。他是一个儒生，居然能够带领湘军打败实力雄厚的太平天国，靠的就是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他在宦海中浮沉，一次次死里逃生、东山再起，凭的就是那些在他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予他帮助的人。所以说，单凭一个人是无法成就一番事业的，欲成就事业，必先求人才。
曾国藩和历史上的那些成就大事的人一样求贤如渴，只要是人才，他就一定会想办法招揽。曾国藩把招揽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并一生都在不停地招揽人才。初办团练的时候，曾国藩经常托自己的朋友“招揽贤俊”。一时间“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决心创建湘军水师，可是他自己对这一方面并不了解，手下也没有精通这一方面的人才，只好想办法招揽人才。后来为曾国藩训练水师的彭玉麟，就是曾国藩“三顾茅庐”请来的。
彭玉麟自幼长在水边，水性好，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塾读《公瑾水战法》，是水师方面少有的人才，曾国藩听到他的大名后，立刻派人去请他做湘军的水师将领，但几次都被彭玉麟拒绝。曾国藩就效仿刘备三顾庐，亲往彭玉麟处相请。彭玉麟有感于他的诚心，答应出山，做了湘军的水师营官。在彭玉麟和另一位统领杨载福的训练下，咸丰四年（1854）二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随着湘军的逐步扩展，曾国藩所招揽的人才也越来越多。幕僚容闳说过：“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等到曾国藩被朝廷授予两江总督的时候，曾国藩的幕僚大约有200人。
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对曾国藩所招揽的人才有过详细地描述：“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83人，“其中碌碌无为，没有很大建树的人都没有全部列入”。
曾国藩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二是开展洋务运动。这两件事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曾国藩虽有帅才，却无将才，带兵打仗不是他的强项，他只能总揽全局，调动指挥，真正上阵杀敌的都是他所招揽的人才。洋务运动时期，整个清王朝的命运就掌握在曾国藩的手里。他带领自己的幕僚们开办洋务，出使各国，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创了晚清的新局面。当时的洋务大臣十有八九都是出自他的幕僚。可以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都是在他的幕僚的帮助下完成的。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真正成就事业的人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人，更是善于借力的人。他们自身也许并不具有很大的能力，却能够招揽人才帮助自己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人掌控大局，凝聚众人之力，完成一项项个人难以完成的事情。
2．广泛地搜罗人才
曾国藩曾因兵败走投无路，两次投水、多次以剑自刎未遂，还给儿子写绝命信，叮嘱子孙后代永不再带兵征战。这样一个人，最终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统帅，带领湘军打败了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曾国藩自知没有带兵打仗的才能，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广泛搜罗人才。他曾经说：“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
湘军并不是政府正规军，不在朝廷的编制之内，想要搜罗人才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曾国藩没有吏部的用人权，所以招揽人才并不轻松。但是，曾国藩求贤若渴，只要发现人才就立刻诚心邀请。湘军中一名重要的将领彭玉麟就是感于他的诚心，在为母亲守孝期间，出来帮助曾国藩。
在20年中，曾国藩所召集的幕僚达400多人，其中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晚清的重臣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都是由曾国藩举荐的。这些人身受曾国藩大恩，自然忠心地为他办事。
曾国藩认为，招揽人才应该广泛，不能有所局限，不应以人的出身或其他条件来将人分类，而只按其才能划分。“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长此以往，使得他帐下军事型的、谋划型的、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势如日中天。
有人曾经对曾国藩的幕僚进行总结，按照其才能将他们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从上面的这个分类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选拔人才广泛，他将各种人才罗致在自己的帐下以备使用，广泛选拔人才的策略对于他日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好处。
当时就有人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容闳后来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曾国藩麾下人才之盛，使得他不论何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都能从自己的幕府中找到。曾国藩招揽来的人才可谓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比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甚至是土匪出身、叛将出身。但是曾国藩并不以此将他们划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一视同仁、量才使用，使得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其中有两个人在曾国藩的提拔下平步青云、一步登天，那就是杨岳斌、彭玉麟。这两个人是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发现的。曾国藩认为，他们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因此，他立刻将两人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后来，这两个人在建立湘军水师，以及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曾国藩的幕僚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从出身上来说，上至进士，下至布衣；从关系上来说，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是无意中提拔上来的；从技能上来说，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业人才，无不毕集。
后来，曾国藩提倡洋务运动，一批洋务官员也都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孕育而出。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府幕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技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曾长期效力于曾氏幕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