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①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②问“……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害何可以止？”韩家奴③对曰：
“……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辽史·萧韩家奴传》
【注释】
①时：此指辽兴宗重熙初期。
②制：即制书，是帝王命令的一种。
③韩家奴：即萧韩家奴，辽大臣，兴宗时曾任同知三司使事、节度使、翰林都林牙等职。
【译文】
当时辽兴宗诏令全国人讨论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颁下制书问道：“补役之法如何才能恢复？盗贼之害如何才能制止？”萧韩家奴上疏回答说：“……我闻说唐太宗向大臣们询问惩治盗匪的办法，大臣们回答说：‘用严刑峻法。’唐太宗笑着说：‘匪盗之所以滋生，是由于赋敛无度，民不聊生。如今我在宫内节制嗜好和欲望，在外停止游猎和巡幸，使全国安宁无事，那么匪盗就自然没有了。’由此看来，匪盗的多少，都是由百姓的衣食丰俭、徭役轻重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