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定发动一场决定性战争。计划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扫平大汉王朝的北部边境。
这样的战争，自然少不了霍去病，事实上这场战争成了霍去病的巅峰之作。霍去病率领部队长途奔袭两千多里，歼灭匈奴人7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3人，以及贵族高官83人。霍去病一路追杀，来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就在这里，霍去病率领大军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这就是典故“封狼居胥”的来历。
“封狼居胥”后，霍去病继续率军追击匈奴人，追至寘颜山越信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而还。这时的霍去病由于战功卓著，被汉武帝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经过这次战争，“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匈奴人再也无力与西汉王朝作战，中国北部边境从此安静了几百年。
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而这一年的霍去病，年仅22岁。
然而，天妒英才。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就因病去世了，结束了他的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评点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将领，霍去病不愧于“战神”的美名。虽然英年早逝，但一战未败的奇迹也可以算是空前绝后了。“河西受降”充分体现了军事天才霍去病的果断，当时他要是有一点犹豫的话，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
把握时机，该进就进
无论是用兵打仗，还是经商从政，把握时机都是相当重要的。所谓最佳时机，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只有牢牢抓住了这三点，才能掌握进退之道。如果时机还不够成熟，就要退而求其变，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同样道理，一旦时机已经成熟，也不要犹豫不决，或者被外界因素所干扰，而应该当机立断、迅速行动。
在历史上，武王伐纣就是一个把握实际、迅速行动的典范。
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即位，拜姜子牙为国师，尊称为尚父。武王很有才华，在他的统治下，西周政权越来越强大。
这时候正是商朝末年，殷纣王无道，殷商政权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周武王决定扩建都邑，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作为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准备推翻殷商王朝。
为了试探殷商的态度，周军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可谓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谋略典范。
当时，姜子牙左拿黄钺，右持白旄，统领兵众，驾驶舟楫，沿黄河顺流而下。一路上严申军法，号令将士：“后至者斩！”。
周军开到孟津，又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武王在此举行了誓师仪式，发表了声讨商纣王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
孟津之会上，各诸侯都希望周武王能带领大家讨伐商朝。可是武王、姜子牙却认为，当时商朝统治的地区虽然已经有衰败的迹象，但内部仍很团结，时机还不到，于是，周武王决定班师回朝，继续等待时机。
这次行动是灭商前的一次政治、军事预演，也是对天下人心向背的一次实测。“孟津之誓”之后，又有很多诸侯归顺了西周。
“孟津之誓”之后不满两年，商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分裂，大贵族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启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怀抱礼乐重器投奔西周。商纣王已经是众叛亲离了。
看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武王赶忙询问姜子牙：“现在商纣众叛亲离，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讨伐他了？”
姜子牙毅然答道：“我们现在去伐纣，顺天意，得民心，这一战我们赢定了。”于是武王决定出兵讨伐。
军队出发前，周武王命占卜吉凶，得兆不祥。一向迷信的群臣贵族十分恐惧。姜子牙不信这玩意，力劝武王不要错过良机。他说：“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去这次机会，则三军败亡。而且鬼神这东西，即看不见，又听不到，又何必相信呢？”
武王奋然而起，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以姜子牙为主帅，统领兵车三百乘、猛士三千员，甲士四万五千人，出兵东进。
周军行至中途，屡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天气，甚至拔树摧屋，折旗毁乘。姜子牙见全军恐慌，便把这肃杀之征巧释为对殷商的天怒之象，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来安定军心，理直气壮地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军东进途中，各地诸侯纷纷前来会师。周军士气高昂。十二月，从孟津渡过黄河，直扑商都朝歌。
清晨，周军与诸侯兵抵达商郊牧野，仅距朝歌七十里。在这里，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谗言、不祭祖宗、残杀忠良、荒淫无道等罪行，这就是垂于史册的所谓“牧誓”。此举意在激起人神共愤，召唤从征各国同仇敌忾。
会后，周及各路诸侯陈兵于牧野，吸引商军出都决战。此时，商纣王还在饮酒作乐，骤闻大敌压境，只得临时驱使17万奴隶和战俘仓促应战。姜子牙自作前锋，亲率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商军虽众，却无斗志，居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惶惶然登上鹿台，蒙衣自焚而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五百余年的奴隶制国家，至此灭亡。此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殷商灭亡的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其子即位，是为周成王。纣王之子武庚利用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勾结管叔、蔡叔发动武装叛乱。周公亲自率兵东征，苦战三年，相继平定东方诸国，荡除了商朝的残余势力。至此，灭商事业方告完成，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姜子牙因功劳卓著，受封海、岱之间（今山东）广大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周成王传命姜子牙：“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从此，齐国享有专擅征伐的特权。
姜子牙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姜子牙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使之在较长时期内一直突飞猛进，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家和地区。
评点
姜子牙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因此，后世的兵家和谋略家，皆尊他为祖师。姜子牙靠过人胆略和远见卓识，治国用兵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具有开国创业的精神。另外，他也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这可以从齐国的发展中看出来。由于他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保留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创造出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打好根基，蓄势待发
西方有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话没错，成功也绝非一蹴而就。只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脚踏实地地走下去，才能最终成就伟大的事业。李世民2l岁时首劝父亲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为开创大唐江山立下第一功。但是素怀大志的他深知要拥有天下，首先就要有自己的基业，于是从一开始，李世民就为此而积极谋势，并终于实现了目标。
隋炀帝荒淫残暴、好大喜功，导致大下大乱，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隋朝的统治。而在隋末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以李渊、李世民父子为首的李氏集团也在太原积极谋划。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由于他广施恩德，结纳豪杰，一直受到隋炀帝的猜忌。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准备去汾阳宫游玩，先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剿捕、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李渊从此离开了凶狠残暴的隋炀帝身边。
两年后，李渊升任太原留守。但是为了监视、控制李渊，炀帝同时又任命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这时，李渊将长子建成、四子元吉安置在河东，而将素有谋略、尤其是富有军事天赋的次子世民带到太原，留在身边共商大计。
李世民到太原后，就开始注意结交英雄豪杰。如李世民岳父长孙晟的族弟长孙顺德，因为逃避隋炀帝的辽东之役，躲藏到太原，李世民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李世民在太原的活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担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刘义静在与李渊的交往中，又发现李世民虽然年仅二十，但其见识和才能却非同龄人可比。他经过仔细观察，认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晋阳宫副监裴寂说：“李世民非常人也。其宽容大度类似于汉高祖，英明神武同于魏武帝（曹操），他年纪虽然轻轻。但却有天纵之才。”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于晋阳起兵，正式举起反隋大旗。同年十一月，李渊建唐称帝，立世子建成为太子，次子世民也因功被封为秦王，担任尚书令，四子元吉则封为齐王。然而，李世民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位于太子之下的秦王，他向往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日标，他更加注意谋势，为建立自己的基业而精心谋划。
李渊建都长安之后，便派秦王李世民统率大军出征，而将太子建成留在长安，帮助自己处理政务。
领军打仗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发展个人势力的绝好机会。在平定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不仅招揽了一大批武将，还从敌军营垒中网罗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帅之才，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张士贵、薛万彻、李君羡、张公瑾、戴胄等人。这些人都被李世民安置在自己的“天策将军”府中，给他们任命一定的官职，使天策府成为自己的军事决策顾问机构，为争夺帝位做好武力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非常注意延揽智谋之士。早在攻取长安之后，李世民就注意网罗人才，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这时成了他的重要谋士。
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设天策将军府，将它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决策机构之后，又以“海内浸平”，向高祖提出设立“文学馆”，借以收罗四方文士，得到高祖批准。
文学馆创建之后，李世民又招收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出现了所谓的“文学馆十八学士”，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助。
在李世民的刻意培植下，他的私人势力迅速膨胀，而且凡是被他所延聘的文士武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只听命于秦王李世民，而高祖的诏敕他们有时并不买账。对此李渊曾发牢骚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不再是我过去的儿子了！”大臣封德彝这时也提醒李渊说：“秦王依仗自己立有盖世之功，不服居太子之下。”
太子建成也看出了秦王的心志，为了及早防范，他也在营造自己的势力。首先，他折节下士，招到了魏征、王硅等著名谋士，得到他们的忠诚支持。其次，建成又接受魏征等人的建议，在山东结纳豪杰，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又勾结庆州都督杨斡和幽州的燕王罗艺，从外部发展自己的支持力量。
除此之外，建成又利用自己是太子的有利身份，经常向后宫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送礼，唆使她们经常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增加了对建成的信任，而对李世民产生隔阂猜疑心理。
在廷外，建成也积极谋求支持者。宰相裴寂是李渊的最主要助手，又深受李渊信任，建成与裴寂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取得另一执政大臣封德彝的支持，因而在朝中实力不可谓不强大。
还有一条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世民与建成争权的过程中，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齐王元吉。元吉虽然在实力上不如两位兄长，但他如果倒向哪一方，另一方就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所以建成和世民都想争取元吉的支持。结果，建成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元吉与建成结成了联盟。因此，总体来说李世民的实力比不上太子建成，为了谋势，他还必须从外部发展势力，创建自己的基业。于是，他与建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谋势斗争。
当建成在李渊后宫寻求李渊宠妃的支持时，李世民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自己多年来在外征战所搜获的珍宝，让妻子长孙氏去李渊宫中交结各位妃子，连太子建成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同时，长孙氏又亲自出面向高祖李渊攻关，“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努力争取高祖和部分妃嫔的支持与谅解，这才使李世民不至于遭到建成、元吉的谗言陷害。
在朝廷大臣中，李世民也积极寻求支持者，大臣刘文静、萧瑀、陈叔达等都给了世民非常难得的援助。刘文静被李渊杀死后，李世民失去一位心腹大臣，这使他十分痛心，但萧瑀等继续给予他帮助。
对于萧瑀等人的拥护之功，李世民即位后称赞他说：“萧瑀为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乃社稷之臣啊！”为此他特意赠诗给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针对建成在山东结交豪杰的活动，李世民也在洛阳一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委派大将张亮去洛阳，统率左右亲兵1000多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又命大将温大雅坐镇洛阳，招募士卒。这样，李世民在京外也发展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势力，为以后夺权创造了条件。
此外，李世民还对太子建成的属官进行了成功的收买，太子率更令王至、玄武门守卫将领常何等先后投靠秦王府，他们在玄武门之变前后，一个向李世民通风报信，一个领兵拦截阻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夺权立下大功。
评点
在与太子建成的争夺中，李世民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积极谋势，发展自己的势力。为日后成功政变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最终以弱胜强，击败太子建成登上帝位。李世民的谋势智慧说明，要想以弱胜强，必须发展实力，建立自己的基业，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以己之长，克彼之短
《孙子兵法》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本身的实力不如对手时，既无力与对手正面对抗，又不甘于俯首称臣或束手就范时，最佳的战略就是采取避实就虚。两强相斗谁能避开对手的强点而攻击其弱点，谁就取得了主动权。
商场如战场，经营决策有时候也要想用兵打仗一样，避实就虚，要了解市场的缝隙和边缘，要分析商品，市场，探索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
在商场上竞争，有时候不能像战场上那样避开“敌人”，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采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术，做到“敌”无我有，“敌”有我优。
公元前684年，长勺之战爆发。交战的双方分别是齐国（在今山东东北部，占有山东半岛大部分）和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与齐国相邻）。结果弱小的鲁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这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自从西周灭亡之后，我国历史就进入了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曾经是西周武王分封的重要诸侯国，由于齐国地大物博，又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所以，它的社会经济相当发达。齐国还先后侵占了一些小诸侯国，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春秋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而鲁国则只是一个二等诸侯国。无论是地域还是国力，都没有办法跟齐国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