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丧葬文化的角度看，据迟子建回忆，在她的故乡，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悲伤的。“寿终正寝的人的葬礼同节日一样给人以亲切、轻松之感，所以我最初领略到的死亡是有诗意色彩的。”在这样“有诗意”的葬礼上，人们还可以在葬礼上分吃一些供品。因此，在自传色彩很浓的《原始风景》中，迟子建曾经写道：“我不想把葬礼说得多么庄严，那是因为我参加过的故乡人的葬礼大都充满着阳光和澄净的空气以及细碎的鸟语。”我认为，这对迟子建日后对死亡的理解是有影响的。
更为重要的，在东北地区，萨满教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由于历史悠久、受众广泛，即便是许多很难算得上萨满教徒的当地居民也在许多观念上深受萨满教的影响。萨满教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止，因为躯体死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灵魂是不死的，当一个人一旦死去，他的灵魂立即就投胎转世。”因此，死亡之于他们，只是生命形式的一种转换，当然也就淡化了大悲大恸的恐惧和哀伤。迟子建笔下充满活力的死亡的主体，恰恰多是信奉萨满教的少数民族，萨满教死亡观念的影响自然要更为明显。
迟子建的创作，自始至终是很注意理性对情感的节制作用的，这种节制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个体经验中有关亲人逝去的巨大伤痛。同时，在近年来的创作中，迟子建也在有意识地实现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就是蒋子丹在评价《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说的一句话：“这部小说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对大众苦难的关注，更在其努力超脱个人伤痛，将自己融入人间万象的情怀。”这种成功的超越使迟子建避免了沦为喋喋不休的“祥林嫂”的危险，也使她能够以更加平和、公允，更加艺术化的眼光来对待生活，对待死亡。
三、对魂灵世界的诗意想象
照比关内的其他地区，东北人对魂灵的信仰可能要更为坚定。这在东北地区的民俗仪式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在东北，人死了，在出殡之前要有一个和死者生前关系密切的人为之守灵，以免死者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之前感到寂寞；在葬礼上，还要焚烧一些纸糊的车、马、牛、人，以及金山、银山等各种器物，以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在很多农村地区，还有过年“请家堂”的风俗。也就是在每年春节将近的时候（一般是腊月二十几，具体日期各地不一），要把本家族的逝者魂灵请回家里，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春节过后再把“家堂”送走。再比如，在东北，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很多老年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人鬼魅附体了，也就是当地人讲的“撞着什么了”。采取的措施也一般不是寻医问药，而是烧香驱鬼，或者给死者烧一点纸钱，让他的魂灵早点回到阴间。这种听起来离奇古怪的事情并不久远。就在两年前笔者的孩子周岁的时候，有一次突发肚子痛，我母亲还沿用老法，取一碗清水，将一根筷子在碗中立住，一边立筷子，一边一一念叨已逝亲友长辈的名字，如果筷子恰好在提到某人名字的时候立住，就被认为是这个人的魂灵在作怪。在东北地区通行的萨满教则更对魂灵世界坚信不疑。萨满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万物有灵论，即不但人死后魂灵不灭，其他一切万事万物，动物、树木、山川等等，都被认为是有魂灵的。所以，鄂温克人猎到熊捕杀后，要一起大学乌鸦叫，意思是告诉熊的魂灵，吃它肉的是乌鸦，而不是他们鄂温克人。当然，这种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形成，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有历史传统的因素，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宗教信仰的因素。在此不作一一考证。
从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走出来的黑龙江的女儿迟子建，自幼生长在一个“有灵”的世界里，长期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渐渐培养起了她对魂灵世界的浓厚兴趣。迟子建曾经说过：“也许是由于我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的缘故，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们遇见过鬼魂，这使我对暗夜充满了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激动。”正是这种“浓厚兴趣”的策动，使迟子建在创作中屡屡涉足魂灵世界，从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既奇幻玄妙，又不失浪漫温馨的画卷。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或者在人们的想象中，魂灵很大程度上是与鬼魅相伴而生的，比如，古人认为，附在活人身上的灵魂分为两类：附着在形体上面的称为魄，附着在神气上面的称为魂，人死之后，魄随肉体消亡而消亡，魂则飘离肉体，变为鬼怪神灵一类，因此《礼记·郊特牲》中有“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说法。所以，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魂灵的世界总是阴森可怖，让人不胜寒意。但是，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我们却丝毫没有这种因魂灵世界的呈现而产生的恐惧感，相反，在迟子建笔下的魂灵世界里，我们感悟到的更多的是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充满了诗意和浪漫。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魂灵”一词并不陌生。古代人很早就产生了有关魂灵的观念，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为很多底层百姓所接受。比如《礼记·檀弓下》中就说：“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也就是说，人死之后，从土中来的肉体虽然归于土，灵魂却离开肉体，自由自在地飘荡去了。另外，佛教传入中国后，魂灵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佛教认为，人只有在今生慈悲为怀、多行善事，死后其魂灵才能够升入“佛国净土”，彻底摆脱人在现世的诸多痛苦。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生命的认知多为“轮回说”（老百姓的俗语“早死早脱生”就是这种“轮回说”的产物。另，佛教中也讲究“轮回说”），意即，人死后虽有灵魂存在，但这种灵魂很快就会重新投胎托生，成为新的生命体，而这个新的生命体与死者生前一般是不发生任何联系的。也就是说，死亡虽然并没有带来灵魂的灭绝，但是它对生命的终结意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迟子建的笔下，魂灵世界往往是现实中凡俗生活的承继，横亘在两者之间的死亡并不构成生命的断裂，而只是生命形态的转换。所以，我们看到，“父亲”虽然已经离世十几年，但出现在魂灵世界的他，怪癖依然未改，他的热情仍如冰山一样冷漠。他仍然在说活的时候透漏出厌烦母亲的语气，仍然对我发脾气，仍然训斥我。同时，“父亲”也仍然在关心着“我”现在的生活，要我找个“有力气的男人”。（《遥渡相思》）而“我”的朋友马孔多，即便是死后也依然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在我们一起旅行的路上，他依然与“我”格格不入，依然寻花问柳，和生前毫无差别。（《向着白夜旅行》）
其次，在迟子建的笔下，阴阳两界是可以自由沟通的，死亡并不是阻隔在生者与亡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她看来，躯体的腐朽，并不意味着人的灵魂也离生者而去，亡者的灵魂可以随时随地出入于生者的梦境，进入亲人们的生活，从而实现阴阳两界之间的交流。在《白雪的墓园》中，“父亲”在春节临近时的突然离去，让全家人陷入了无边的悲痛之中。而“父亲”的灵魂却久久不肯离去，化作一颗红豆似的斑点，寄居在母亲的眼睛里。当一家人终于在母亲的带领下，重新振作起来面对生活的时候，“父亲”的灵魂才安然地从母亲的眼睛里消失。在另一篇小说《重温草莓》中，“父亲”也会在“我”和“母亲”的思念中，及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分享“我”成功的喜悦。
再次，迟子建赋予了魂灵世界曼妙、温馨、善良的理想主义色彩，从而与现实世界构成巨大的反差。比如，在《树下》中，姨夫和姨妈都曾经让七斗憎恨厌恶。姨妈假慈假悲，见利忘义，耍尽各种手段来侵吞七斗的父母留给她的财产；姨夫更是丧尽天良，不止一次地强奸七斗。但是，这一切的罪恶都在魂灵的世界里烟消云散。姨妈一家被杀后，姨妈、姨夫曾数次踏入七斗的梦乡。在梦中，姨妈变得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姨夫也弃恶从善，改过自新，并对生前的行径深表悔恨，甚至担心七斗因为已经“失身”而嫁不出去。现实世界中痛苦的记忆被魂灵世界的理想镜像所取代，以至于后来七斗甚至淡化了对姨夫、姨妈的恨，并对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拮据的生活施以援手。再比如《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那个每每在夜深人静时造访的灵魂，居然能用各种器物制造出让人痴迷的曼妙之音。在这种理想的魂灵世界的比照之下，现实的世界何其嚣扰、低俗！由此可见，魂灵世界的建构，在满足了迟子建追悼亲人的情感需求的同时，也寄予了迟子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诗意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