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学视点考察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工业化的强势推进和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痛苦地呻吟和哭泣，而我们寄居其间的自然，也被人类的贪婪和暴虐所激怒，屡屡露出狰狞的面孔，对人类展开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报复行动。在大自然的警喝声中，人类的自我反思悄然兴起。生态文艺的出现就是这种自我反思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生态文艺，“即从现代生态学的理念出发，选取典型的生态事件，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创作出不同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并在社会上产生相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服务于环境保护的作用”。中国大陆的生态文艺创作始于1980年代中期，迄今已有二十余载。但是，正如学者鲁枢元先生所言：“真正从生态学的立场出发，以生态学的世界观审视现代社会，并以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在国内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依然是屈指可数的。”个中缘由非只一二，但是在我看来，生态文艺审美品质的相对羸弱应该是其中的重要一维。从现有的作品来看，生态文艺多以报告文学、科普随笔、摄影艺术，以及电影、电视等形式出现，其中以报告文学为最。这些作品多为纪实性质，追求真实感和震撼力，说教意味过于明显，审美品质相对匮乏，这无疑会对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形成阻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或者说在生态意识表现上更具形象力的，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如郭雪波的“大漠系列”、红柯的西部风情小说、杜光辉的“可可西里”小说、董力勃的“下野地”小说，杨志军的“藏獒”系列、姜戎的“狼文化”小说……这些作品的叙述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生态事件”，而是扩而大之地延及到整个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既不乏艺术想象力和审美诱惑力，又富有生态学的思想内蕴和伦理立场，给人柳暗花明之感。迟子建的小说与此多有同工之妙。
有论者曾经这样评价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或许，用‘生态’来描述迟子建写作中的某种趋向还为时尚早，抑或是那种学理层面上的生态意识是迟子建事实上无意为之的。我们甚至很难知道迟子建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这样的理论所收纳，那似乎并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真正关注的，其实是自然，是生命，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珍视和关爱，她只是无意间从生命的角度误入了生态话题。”是的，迟子建很少在一种先验理论的主导下进行创作，她的创作更多地是一种情感抒释的需要，而不是理论建构的需要。但是，在文学创作的历史上，随心所欲的徜徉者往往比那些行色匆匆、目标明确的人更容易发见风光奇特的景致。况且，自然与生命，本来就是“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自然与生命何来“生态”？据此，从生态学的视点来解读迟子建的创作，应该不是一种理论的过度阐释。
一、挽歌中的诗意追望
生态学的观点认为，自然在人类面前，绝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他者、人类征服的对象，大自然在为我们提供生存之源的同时，还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对自然必须抱有感恩之心、尊崇之心，唯有如此，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友好相处。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一个最基本的感情起点就是人对自然的爱。迟子建是一位自然之子，她从大兴安岭的莽莽丛林中款款走出，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着大自然的清新的气息，这我们从她每每在作品中描绘自然时那飘逸、陶醉的笔法中就能深深地体悟得到。透过那一行行氤氲着北国冰雪气息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了大兴安岭那绵延数千里的莽莽丛林，听到了奔腾不息的黑龙江来渔汛时隆隆的震颤声，闻到了礼镇上空那浓郁的土豆花香，感受到了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落到脸颊上时的凉爽……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对大自然的深情描绘，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写、情景渲染的技巧层面，而上升为一种思想，一种信仰。
我不知道树是否与人一样也有五官？如果它没有耳朵，怎么会在风掠过它的枝桠间时制造出美妙绝伦的沙沙声？如果它没有鼻子，又怎么会过滤出如此动人的清香气？我相信树还有舌头，它能品尝朝露细雨。那么树的眼睛呢？它也一定在树身闪烁，领略着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既然树有眼睛，那么它们也将能看到3月9日的日全食。当阳光突然把触角从它们身上收回，它们会有顿失温暖的忧伤吗？当太阳完全被遮住，短暂的黑暗中有一颗彗星精灵般飞来，它们会感动得落泪吗？树如果落泪了，大地上空是否就会呈现出流星雨一样的气象？那肯定是一种达到极致而破碎了的灿烂。（《观彗记》）
在被功利思想腐化了的现代人眼中，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物化的、为我所用的。看到树木，他们想到的是木材和纸张；看到山峦，他们想到的是山上的岩石里有没有矿藏；看到河流，他们想到的是水库和发电站。但是，在迟子建上面的这段文字中，树木却俨然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五官、有思维、会忧伤、会感动的人！她能够用一颗仁爱之心，像看待自己的同类一样去平等地、温情地看待这些树木，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朋友。这种对自然的爱，不是带着身为万物之灵长的优越感的恩赐，而是一种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尊重。在一次访谈中，迟子建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你在菜园里种的花，你期待着今天种下去了，春天什么时候它打了骨朵，什么时候你感觉要开了，你每天要去看它。我把它们也确实作为我一个朋友来看待，我甚至想它们可能也有思维，只不过人类这种智慧是与人交往的智慧，破译不了与其他生物交谈的语言。”再看另一段迟子建关于乡村“黑暗”的描写：在远离人烟的地方，黑暗的到来是有层次的，不似在城市里，你感觉到的黑暗由于灯火过盛的缘故，是温吞吞的，一点也不明朗。而在真正的大自然的怀抱中，黑暗是纯粹的，它能够尽情地将其本色展现出来。那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黑暗，它确实就像一匹漂亮而有活力的黑马一样，可以自由地奔跑和撒欢。我站在门口，能看见黑暗在芦苇上像潮水一样漫过，我甚至听见了黑暗所发出的声音，就像一双粗糙的手抚过光滑的绸缎所发出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想触摸一下这黑暗，结果我的指尖上马上就有了感觉，仿佛谁给我戴了一枚戒指，不过这戒指散发出的是野草莓一样的香甜气息。（《芳草在沼泽中》）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与大自然久别重逢的灵魂，从熙攘的闹市一下遁入大自然时的欣喜与陶醉。在迟子建的笔下，即便是黑暗，也是魅力十足、活力四射的。黑暗给予我们的，不再是恐惧，也不再是孤独，而是无限美妙的声音和香甜可人的气息。我相信，没有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挚爱，无论如何是不会产生这种联想和体悟的。
生态意识不仅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风雨雷电心怀感念，更表现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警醒。在地球这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物都平等地拥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却妄自尊大地自命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其他生命等级化。对此，迟子建一直是持反对姿态的。“生物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它们却被分出了等级，这也许是自然物类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吧，令人无可奈何。尊严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着等级而生成的，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承认的事实。”于是，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人与动物和谐相生，彼此珍爱，甚至能够进行自由的交流。
在《逝川》中，每年的九月底或者十月初，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泪鱼”的鱼就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于是，人们就是再累也要准备捕鱼工具，到逝川上去打捞这种“泪鱼”。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的尾轻轻摆动，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腮风箱一样呼嗒呼嗒地翕动，渔妇们这时候就赶紧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安慰它们，一遍遍祈祷般地说着：“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然后，渔妇们就把它们重新放回逝川，让它们快活地游向下游。在这里，人们抵御着疲惫捕获上来的泪鱼，并不是为了充当餐桌上的美食。那惹人怜爱的泪鱼，从人类那里获得的，也不再是杀戮和戕害，而是温情脉脉的抚慰。迟子建自己说：“世间是否真有这种鱼，我也不知道，可它却从我的笔下诞生了，也许就此存在下来了。”可见所谓的“泪鱼”，只不过是作者一种美丽的想象。但正是这种想象，将迟子建心中的一种生态理想呈现给读者，让人感喟不已。
除此之外，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与小主人迎灯心气相通，甚至在与小主人分离时拖着链子沉入江中的“傻子”狗（《北极村童话》）；与宝坠朝夕相伴，连睡觉也要在一起的牛（《雾月牛栏》）；给徐五婆带来心灵慰藉的如花一般美丽的鸭子（《鸭如花》）；还有那匹虽然老迈，但即便是在主人死后还要用生命捍卫主人稻田的老马……（《一匹马两个人》）在迟子建那里，人与动物之间畸形化了的统治与被统治、利用与被利用、杀戮与被杀戮的关系已经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生命之间的温情与友谊。
生态哲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生物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但人类在改变着自然，反过来，自然也在改变着我们。生活在大自然的青山秀水中，与大自然肌肤相亲的人，与生活在高楼荫蔽、废气盈天的环境中的人，其生命的状态是不同的。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为“生态的人”。这种“生态的人”因为与自然心息相通、形神相联，所以其生命的内蕴中还保留着原生态的韧性和血性，因而呈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迟子建在她的作品中就为我们呈现了许多这样的生命状态。
譬如《逝川》中的吉喜。年轻时的吉喜，是“一个丰腴挺拔有着高高鼻梁和鲜艳嘴唇的姑娘”。“她发髻高绾，明眸皓齿，夏天总是穿着曳地的灰布长裙，吃起生鱼来时那么惹人喜爱。那时的渔民若是有害胃病而茶饭不思的，就要想着看看吉喜吃生鱼时的表情，吉喜光锐的牙齿嚼着雪亮的鳞片和嫩白的鱼肉，发出奇妙的音乐声。害病的渔民就有了吃东西的欲望。”也许，在“文明”的现代人看来，吉喜是野蛮的，但正是这种“野蛮”，才彰显了生命力的顽强和旺盛。当正在剐鱼的吉喜看见自己的心上人胡会胸戴红花娶了另外一个姑娘，“吉喜便将木盆中满漾着鱼鳞的腥水兜头朝他浇去，并且发出快意的笑声……吉喜站在逝川旁拈起一条花纹点点的狗鱼，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这才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世间一切的矫揉造作在此都将自惭形秽，生命以其本色的光彩而散发出耀人的光辉。
诸如此类的人物形象，在迟子建的笔下还有很多，比如《朋友们来看雪吧》中的胡达老人、小男孩鱼纹，《微风入林》中的鄂伦春人孟和哲，《伪满洲国》中的土匪胡二等等。这些都是“生态的人”，健朗、快意、豪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与大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就像在自然界的风霜雪雨击打下茁壮成长的一棵棵挺拔的白桦树，英姿飒爽，锐意十足。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那能感知忧伤的树木，正在人类锐利的斧头下一片片地倒下；那黑马一样有活力的黑暗，也只能在人烟稀少的沼泽地才能偶尔一见；而那曾经每年如期而至的鱼汛，现在也只能出现在老人们无限怅惘的回忆中；明眸皓齿、能吃生鱼的吉喜也已经老去。我们目之所及，全都是面目苍白、神情憔悴，犹如从温室中走出来的“谦谦君子”。“人类的生存延续总是不知不觉以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作为手段。人们需要房屋，于是就去砍树来造房，使得自然绿地的面积逐年减少。人烟的稠密又使得空气变得污浊，一些动物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了我们。工业污染的痕迹几乎从每一座城市永远仿佛在雨中的灰蒙蒙的天色上可以痛切地感觉到。”所以，在迟子建的笔下，那种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和谐场景，那种绿树蔽日、鱼虾成群的生态环境，虽然被赋予了无限的诗意，让人倾慕陶醉，但是，那已经成为了一种虚幻的存在。迟子建在抒发这种虚幻了的诗意时，每一个句子似乎都透着忧伤的气息，仿佛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挽歌，只不过那挽歌追悼的，是一个一去难返的昨天。
二、现代文明病象的揭示
早在19世纪，其时现代工业文明正处在蒸蒸日上的时期，马克思就异常清醒和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在看来，马克思当年富有预见性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但是，现代文明的突飞猛进，是以人类对自然界的肆意攫取和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挥霍为代价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格局的变异，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栖居环境的恶化，还有由此衍生而出的诸多病象，成为我们今天生存中无法回避的严重危机。
迟子建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总是心怀警惕。文明有时候是个隐形杀手。当我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而战战兢兢地与文明接近时，人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这种警惕投注到创作中，就是在作品中对现代文明诸多病象的揭示，这其中又无不闪耀着生态思想的火花。
人的萎缩。人类原本是自然之子，当我们的祖先与其他兽类一起在大自然的莽林山涧之间跳跃奔跑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是锋利的牙齿、发达的胸肌和充满激情的生命力。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用一个个舒适的火柴盒一样的房屋将我们阻隔在自然之外，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缺少了大自然和风细雨的浸淫，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