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入林》是一部象征性非常强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为我们塑造了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一类以汉族人方雪贞和陈奎夫妇为代表，一类以鄂伦春人孟和哲为代表。方雪贞和陈奎，一个是乡卫生院的护士，一个是小学教师，他们是中学同学，可谓青梅竹马，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本应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但是，生活，无论在方雪贞眼里，还是在陈奎眼里，都有些“百无聊赖”。“她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下面条时常因为愣神而忘记了时间，面条被煮成糨糊，炒菜时常加两遍盐。有一回她竟然把牙膏挤在了鞋刷子上。”而丈夫陈奎的状况更糟。“刚结婚时，陈奎还富有朝气，十几年的日子过下来，他竟是满身暮气，牢骚满腹，教书也无精打采了。学生常常跟校长反映，说是陈奎讲课的声音弱得像蚊子哼，他们听不清。陈奎最近还喜欢邀上一两个同事，去酒馆买醉，令方雪贞很忧虑。”更为悲哀的是，作为男性生命力象征的性能力在陈奎的身上已经衰退，他成了一个“蔫茄子”。这些迹象都被作者作为“人的萎缩”的症候交待给读者，为故事的发生提供逻辑合理性。与方雪贞和陈奎萎靡的生命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野人一般的孟和哲。孟和哲总是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终日游荡在山林之中。小说中形容他的句子是：“像一头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熊”，“像一支矛插在盾牌上”，“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像奔跑在地平线上的野兽”，“像一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树”，等等。孟和哲意外受伤，跑到卫生院找方雪贞包扎。方雪贞被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闭了经。于是，孟和哲用自己的生命强力对方雪贞实施“性爱疗法”，使方雪贞终于获得了“拯救”，枯萎的生命力重新被唤醒。在我看来，孟和哲就是诗化自然的象征，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是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即便是与方雪贞做爱，也是在野外的芳草丛林之间，甚至是在夜晚的微雨之中。孟和哲对方雪贞的拯救，就是大自然对现代人的拯救，难怪孟和哲说“雨也是药”“风也是药”。这是多么富有深意的话啊。
功利主义。德国生态学家汉斯·萨克塞在其著作《生态哲学》中指出：“人不是学习如何更好地同自然斗争，而是学习如何模仿它、引导它。用后来弗兰西斯·培根的话说，Natureparendovincitur，自然是通过对其服从而被战胜的。”也就是说，自然界在其运行的过程中，有自己固有的规律，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严厉的惩罚。但是，在现实中，急功近利的现代人，往往受眼前利益的蛊惑，将自然规律抛在脑后，结果等待他们的无疑将是惨痛的教训。迟子建的《采浆果的人》就是阐释这个道理的一篇富有寓言性的小说。
春种秋收本是自然界铁的法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更改。但是，金井这个小村庄的秋收却被一辆摇摇摆摆地开进来的天蓝色的卡车阻止了。这是一辆收浆果的卡车。在车主的怂恿和他指间钞票的诱惑下，几乎金井所有的人都扔下了秋收的农具，加入到了采浆果的队伍中。在小村庄中，唯一例外的两个人是大鲁和二鲁。大鲁和二鲁是一对智障兄妹。父母临终前留给这对兄妹的遗言就两条：第一，不许睡在一起；第二，春天播种，秋天下了霜就秋收。大鲁二鲁牢牢记住了这两点，所以，当别人放下秋收去采浆果赚每天好几十元的现钱的时候，他们依旧在有板有眼地秋收，被苍苍婆认定为“脑袋里灌了猪屎，实在是臭”。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金井人个个目瞪口呆，金井人一年的收获，全都被掩埋在大雪之下了。这个冬天，只有大鲁和二鲁家是殷实的。
在现代社会中，功利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人致命的性格缺失。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受功利主义的驱使，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在上述作品中，迟子建继承传统的寓言故事的理路，让违背自然规律、貌似聪明的金井人颗粒无收，而表面愚笨的智障兄妹却仓廪丰实，作品在取得讽刺效果的同时，也达到了忠告的目的。
对生活的厌倦。迟子建说：“高科技的发展在使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极为方便和舒适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扼杀了人的激情。”这和某些精神生态学者的忧虑不谋而合。是的，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我们的一切几乎都被模式化了：我们住着同一模式的房屋，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每天规定的时间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我们仿佛现代化这部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内容。这必然导致现代人对生活的激情逐日丧失，形成厌倦情绪。在迟子建看来，这都是现代人远离自然的结果，只有回归自然，这种生活的激情才能失而复得。在《芳草在沼泽中》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我”是市委机关的一个小公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领导写稿子，说假话，说空话。在“我”的眼里，“我”所置身的官场“就是一群头脑空虚的人疯狂地抢一把椅子坐，抢上的就是爷爷，抢不上的就给人跪着当孙子”。不但感觉工作无聊，“我”在感情上也遭遇失败：女朋友司马林秀决绝地离“我”而去。在这个喧闹的城市里，“我”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于是，“我”只身来到了一个正在关闭整改的风景区。在那里，“我”重新沉入大自然的怀抱。“我”和风景区留守的老吴对酒当歌，“我”帮助芳草洼的女主人拔稻草，给白菜打药。“在干活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像天空一样的湛蓝、单纯、一尘不染，没有任何的烦恼和不愉快。”那曾经丢失的对生活的激情重又回到“我”的身上。这无疑要归功于大自然的神奇魔力。
现代文明的挤压效应。《国语·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不同事物相互融合才能获得平衡，才能产生新事物，而如果消除了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事物就不能生存和发展。现代文化生态学上也有一个“兼和共荣律”，明确指出“自然生态遵循着生态平衡规律，而要保持生态平衡，维护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必须以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为前提……文化繁荣的基础也在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兼容众异，和而不同，才能保持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为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另一种悲哀。
《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迟子建阐述这种文化生态观念的长篇力作。作品通过一个九十岁的鄂温克老女人长达一天的讲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鄂温克部落长达百年的兴衰演变，也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由兴盛到衰微的历史演绎得荡气回肠。这个民族常年生活在山林之中，以放养驯鹿为生，驯鹿去哪里觅食，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食兽肉，穿兽皮。生活自由而奔放。迟子建说：“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来自自然、来自萨满教无我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张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唱，完全是原生态。很多诗性埋藏在他们血液里。除了超然，鄂温克人还有一种巨大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同于都市人的烦躁，这种忧伤很美好，是对生命本身的忧愁，非常自然。”这无疑代表了迟子建心目中一种理想的“天人合一”的文明之境。但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性的生存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却是野蛮的、落后的。于是，在现代文明的挤压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这支部落的许多人不得不逐鹿下山，住进了政府为他们统一修建的白墙红顶的房子里。这意味着这个民族将逐渐消失，这种文化也将成为过去。迟子建将这部作品的结构设置为“清晨”、“正午”、“黄昏”三个部分，也暗含着这种文化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