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已经是大二学生的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的大串联，陆续回到学校。回校后无事可做，有的同学回家了，有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搞秋收去了；还有的同学组织起来，背起行李卷“长征”去了……
她去搞秋收了，他去“长征”了。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鸿雁传书，互相鼓励，传递牵挂之情。每收到他的来信，她都要仔细地看几遍，并把信封上的图案剪贴下来与信一起珍藏。
大约两个月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学校。他送她一枚纪念章，图案是遵义会议会址。她戴了几天，不舍得戴，怕丢了，就珍藏起来了。说来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越珍贵的东西就越想珍藏好，越想珍藏好的东西，到头来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记得过了段时间，他问她纪念章为什么不戴了，她告诉他戴上怕丢了，放起来了。他说不就是一枚纪念章吗，戴上吧！她想也是，应该戴上，那是他的一片心意。结果她翻遍了自己所有能存放东西的地方，就是没有找到那枚纪念章。她责怪自己粗心，心中十分内疚。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眼神中流露出不满和不快。她心想他一定觉得自己是一个感情粗糙、不知道珍惜他人感情的人。但他哪里知道，从此以后，她就把那枚纪念章珍藏在心底。时过40多年，那枚纪念章仍在她的心底闪闪发光。每当想起它，她心中就泛起当时的那种内疚和自责。
那枚纪念章，直径三厘米，红色背景上银色的遵义会议会址图案，光芒四射。
哦！那枚珍藏心底闪闪发光的纪念章，永不褪色的纪念章。
乡村女教师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个叫连搭乡的村镇戴帽中学做了四年乡村女教师。所谓戴帽中学，就是由小学扩大到初级中学的学校。既有小学五个年级，又有初中两个年级，当时在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将小学六年缩短成五年，初中三年缩短成两年。
学校是过去的山神庙改造扩建的。初中四个班小学五个班，将近500名学生，12位教员，其中50%是社请教师（即民办教师）。
学校坐南朝北，门前无路，是条干涸了的河床。向西走十五里地，才能在国道上乘坐公共汽车。校门外，右边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那是我们的饮用水，夏天是青蛙、蝌蚪和各种喜水蚊虫的乐园，冬天打冰块化水用。有时甚至断水。乡村中学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不足六平米的房间，既是教师的宿舍，又是办公的场所。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条小条凳，能活动的空间只能来回转身。
我去学校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学校领导让我带初二两个班的语文和政治。没有任何教材。第一堂课不知向学生讲什么好。
讲什么好呢？根据当时的形势，第一堂课我向学生们简单讲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运动。课后较大胆的一些学生怀着钦佩的心情对我说：“老师，你知道的真多！讲的真好！”我深深地感到了乡村学生的淳朴和对知识的渴求。几个月后，我已和乡村学生建立了较深的师生情谊。经常有学生给我带棵白菜、土豆和萝卜，还有桃、杏之类的自家土产品，以示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也表达了学生家长对老师的关心，常常令我感动得眼眶发热潮湿。
乡村学生虽然没有城市学生的见多识广，没有城市学生的灵光，穿戴也没有城市学生的整齐，但他们真诚、质朴、盛情，纯净的眼神中不含一点杂质，看一眼都使人心动，终生难忘。
乡村中学的老师之间也相互关心尊重、团结，使我在经过近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后，又重新体验了人间真情，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父老乡亲的身边。刚到乡村中学的那种落寞、不安、无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乡村师生的真情所融化。我也融进乡村中学和师生的集体中。
为了让民办教师多拿几元钱，学校领导向我说明情况，让我让出初二一个班的语文课，给一位民办老师；因为给中学生上课，民办教师每月可以多发六元钱。我担任了初二一个班的语文，小学五年级一个班的政治，还担任了小学一年级的唱歌。
给五年级上第一堂政治课时，当我在黑板上书写课题时，就听到学生的小声议论和唏嘘声，不知是不满字写得快、写得潦草还是在喝彩字写得流利，我稍稍停顿几秒钟后，学生们立即安静下来。从此便开始给小学五年级上政治课。
给小学一年级的儿童上唱歌课，组织教学实在是太难了。那些七八岁的小学生，像蜜蜂一样嗡嗡个不停，当你盯着他们时，一个个将小手背在后面，坐得特别端正，并用亮晶晶的眼睛一闪一闪地看着你。我开始在黑板上抄歌词，嗡嗡声又起且越来越大，由说话声发展到打闹声。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无能为力。
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经常配合我组织教学。我上唱歌课时他就在外面转转、看看，果然有效。有一次，又该上唱歌课了，那位班主任对着学生说：“我看谁坐得端正！谁不说话！”一个个眼睛亮晶晶地坐得端端正正地盯着他们的班主任，似在等待表扬，可爱极了。以后我也学着那位老师，上课前总要说句：“我看谁不说话！谁坐得端正。”还真灵验，一个个一本正经，挺胸端坐，眼里含着期待。但持续不了十分钟，嗡嗡声又起。时间长了，这一招也不灵验了，真是搞得我无奈。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学校所有的教师都回家了，偌大的学校就剩下我一个人。乡村的天黑得早，八点来钟，天就黑透了，我从房间里面锁好门，又用办公桌顶好门，躺在床上用看小说驱赶恐惧。十点以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突然被顶棚上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侧耳细听，似乎是什么小动物在顶棚上来回跳跃，不一会，顶棚破处掉下一只老鼠，正好掉在我的被子上，吓得我魂飞魄散，惊出一身冷汗，老鼠也不知藏哪去了。再也无法入睡，越睡不着，就越听到各种细微的声响，越恐惧。终于熬到天亮，恐惧慢慢消退。后来，我就特别怕过周末。在周末时找女学生给我做伴。至今还记得那两位女学生的名字，一个叫金翠香，一个叫胡香梅。
尽管乡村中学偏僻、闭塞、冷清，交通不便，但我始终安心那里的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歌声中成长的。可以说这些歌词已注入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融化到生命里了（现代的青年人是无法理解的）。特别喜欢乡村学校学生的淳朴、真诚和善解人意。在乡村中学任教的四年中，我还养了三只下蛋母鸡，班里的学生知道后，利用课余时间替我捡来破砖旧瓦，垒起了鸡舍。鸡舍垒得非常科学，高大约一米二三，里面用木棍搭了鸡架，又找来麦草铺在墙的一角，在下方开了个小窗，鸡下的蛋可以从小窗口取出。
尽管生活清贫单调，但我的内心是富有的。我有乡村学生的友谊，有他们的关心、照顾，我也喜欢他们，想把我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和他们有一种心连心的感觉。
在乡村中学任教的四年中，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有那些知青。
那是七二年的一个早春，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练红心的高峰期。听说城里的学生要来连搭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校集合了全校的师生在干涸了的河床两边欢迎，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在等待。大约十点半左右，两辆大卡车载着70多名男女学生经过学校门口，车上车下都在唱着同一首歌。看着那些稚嫩茫然的脸，应该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十五、六岁少年，离开父母来到这举目无亲的黄土地上炼红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替他们担忧。
向各个生产队分配知青时，生产队长都不愿要女孩子，那些无助的女孩子泪眼婆娑地求生产队长收留。
知青们就住在农民家里，有时看到他们用稚嫩的肩膀背着硕大的背篓运肥，举着沉重的锄头锄地时，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是同情、是怜悯还是关切担心。
有时同他们交谈，他们都表示要好好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争取早日返城。为达目的，他们卖力地干着各种力不从心的农活。
记得那时的文化生活贫乏得可怜。有一次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和一些老师、学生步行了十五里地去看。来回的路程将近走4个小时，好在那时年轻，不怕苦累。
到乡村中学的第三个年头，被推荐到省城上大学的侄子小杰，去乡村中学看我，从省城给我背了十多斤土豆。小侄回城时，我身上只剩下8元钱，给了小侄5元，我留下3元作生活费，加上十多斤土豆可以维持到发工资的日子。
哦！我那乡村女教师的生活哟！
龙羊生活
每当我走在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车流涌动、人声鼎沸的京城闹市，漫步在绿树成荫、花香浮动、鸟儿鸣唱、溪水汩汩的山川美景，脑际会不时地浮现出飞沙走石，寸草不生的青藏岁月。我曾经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年。
那应该是始于1978年的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