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谓“今欲浇薄，固如此也”。而征之在昔，偶耕之徒，目孔，墨为多事；汉，明之灭，或归罪于党人，历代国变，义烈之士，亦不过慷慨悲歌，闭门自杀而已。扬雄，蔡邕，文学盖世，而贬节于王，董；谯周，冯道，士林所不齿也，而少年操行，俱见重于乡党；洪承畴初未尝无殉国之志，而卒为清廷厚禄美色所动，曹操，秦桧之为巨奸大恶，妇孺所知也，而曹相济南，桧为御史时，不可谓非正人君子。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
摘自陈独秀《抵抗力》(1915年)《陈独秀文意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册第93页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
摘自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册第97页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弈而不惜焉，掷之睡眼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人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住住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皙族之桓言；养尊处优，吾华人之风尚。
摘自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1916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册第132—133页
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
摘自陈独秀《答李亨嘉》(1917年)《陈独秀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
摘自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1920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二联书店1984年版上册第519页
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
摘自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1920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中册第11页
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
摘自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册第516页
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摘自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21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小册第121页
吾国人之观念，则以为社会之存在，乃各自相安之结果。凡社会中之各个人皆为自然存在者，扰乱社会决不失其存在之资格，盖吾国人以吾一切一类皆为天之所生，天即赋以相当之聪明，才力以得相当之衣食。谚所谓“各人头上有青天”及“天无绝人之路”，皆表明人类各得自然存在之意义者也。
摘自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916年10月第13卷第10号第2页
我国人之生活为向内，社会内个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对于自己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而社会上一切文明皆由此发生。
摘自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916年10月第13卷第10号第3页
我国社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胜利，而且有蔑视胜利之倾向，道德之作用在于消灭竞争，而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为道德之最高尚者。所谓道德即在拘束身心清心寡欲，戒谨于不睹不闻之地，为己而不为人，故于个人私德上兢兢注意。凡孜孜于图谋自己利益，汲汲于主张自己权利，及享用过于奢侈，皆为道德所不许。
摘自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916年10月第13卷第10号第4页
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
摘自孙中山《心理建设》(1917年)《建国方略》大陆书局1945年版第40页
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难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欲不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
摘自孙中山《心理建设》(1917年)《建国方略》大陆书局1945年版第30—31页
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住住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自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摘自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三民主义》东方印刷局1945年版第1—2页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帐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要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以中国人一样只记入帐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的都是要立合同。逢着没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1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5000元，若是收那批货，便要损失5000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5000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订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
摘自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三民主义》东方印刷局1945年版第70页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尔赛会议，日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摘自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三民主义》东方印刷局1945年版第71—72页
缺乏自由思想也。自由有表里两面。自消极方面言之，为下羁；而自积极方面言之，为权利。自由思想即权利思想，由人格主义而来。人格者，即法律上能享权利尽义务之主体也。吾国建国最古，国家主义早立，而于个人人格之认识独啬。
而吾民则数千年来，托政府为恩主，以盲从为义务，其桀纣幽厉暴秦亡隋以及一切衰朝末世之暴君污吏残民以逞者无论矣。即刑措如成康，小康如文景贞观庆历。所谓流风善政复绝千古者，亦不过轻刑敛与民休息而已。吾民惟侥幸于道德上之生存，而终未占有法律上之地位。
摘自光升《中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第6—7页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拨改进的原因。
摘自鲁迅《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37年版第19页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
摘自鲁迅《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
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望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诧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
摘自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1918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卷第354页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抵，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愚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摘自鲁迅《华盖集·通讯》(1925年)《宙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卷第32—33页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摘自鲁迅《忽然想到七》(1925年)《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什么呢？
摘自鲁迅《坟·杂忆》(1925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卷第209—210页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器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摘自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25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卷第142页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摘自鲁迅《这个与那个》(1925年)《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1页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摘自鲁迅《华盖集·补白》(1925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卷第111—112页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摘自鲁迅《无声的中国》(1927年)《三闲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页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好像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摘自鲁迅《且介亭杂文·说“面子”》(1934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卷第128—430页
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
摘自鲁迅(1935年10月29日致肖军信》(1935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卷第238页
欲求事物之改良，则非经验之外别具生利之学识而可。无学识以为经验之指导，则势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吾国农业，数千年来所以少改良者，亦以徒有经验而无学识以操纵之耳。
摘自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1918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81—82页
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他摇不动的基础。近今国人气节，消磨殆尽，最堪痛心。倘不赶早在本身，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