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陶行知《南京安徽公学创学旨趣》(1924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502—503页
我们每个人有两种资格，一是私人，二是公共团体的一分子。我们应当把这两种资格所包含的任务分得清清楚楚。我国人应当痛改的一个习惯就是公私混杂。政界中人，有的连家里的煤炭，妇女们用的首饰也要在公家开帐。
摘自陶行知《尊重公共财产》(1926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612页
中国人是听天由命的，算命先生是整个中华民国之军师，蝗虫飞来，都说是神虫，捕灭的人要受天罚。大水来到，都说是天公发洪收入，不想法子治河。因此，大难临头，都没有自信心与它抵抗，连抵抗的念头都不敢起。普及教育必须攻破天命。
摘自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雄关》（1935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卷第801页
中国的读书人不去生利，是一个极不好的现象。现在的教育者要把他们的头脑灌输成科学化，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
摘自陶行知《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1932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卷第599页
有人说，中华民族现在是衰老了，我推究其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便是被人敬老了。六岁小孩子，大人就教他要少年老成，而这小孩子也就无形中涂上两个八字须，做个小老头子了。我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到一个好中学去当教员，可是年纪太轻，很不为人敬重。后来教员不当，找了寻件别的事做，便养起一嘴的须来……因此很受人敬重而做了许多年的事。所以中华民族衰老，便是教人变老，教小孩子做小老翁。
摘自陶行知《小先生与民众教育》(1934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卷第745页
说了孔子的故乡，再看孔子的祖国，多数人的文化是一样的落后，一样的偏枯，一样的短命。一谈到太阳，有些人就想叫太阳光照到自己的头上，一谈到雨点，有些人就想叫雨点先落在自己的园里；一谈到教育，有些人就想叫教育先落在自己的小孩的脑袋中。这种自私自利的打算是枉费心机！
摘自陶行知《从孔德成的教育说到孔子的故乡与祖国》(1935年)《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卷第773页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符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如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看起中国农民，全没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们只有群众生活。
摘自恽代英《1919年2月1日日记》《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76—477页
中国人看见西方的办法没有一个作主的人，是很惊怪了，还有看见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这也是顶可惊怪的。这固由于他相信天地间自然的秩序是分尊卑上下大小的，人事也当按照着这秩序来，但其实一个人间适用的道理的真根据还在他那切合应用上，不在看着可信。或者说：凡相信是一条道理的，必是用着合用。其所以相信尊卑上下是真理而以无尊卑上下为怪的，实为疑惑，如果没个尊卑上下，这些人怎得安生？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们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中国人总是持容让的态度，对自然如此，对人亦然，绝无西洋对待抗争的态度；所以使古代的制度始终没有改革。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中国大半人民，虽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脑筋中实无一“公”字之印象。故公家观念之薄弱，已达极点，而对一己之升官发财，譬诸厕所之苍蝇，群相骛集。故无论何界，苟有一人稍有地位，则其亲戚朋友，全体联带为其属下，家庭观念之深切，世无其右。当知吾人对于国家社会之义务，应以人民幸福为前题，不当以个人弥补亏空或物质享受为目的。北大昔日既为群众之导师，今而后当如何引导人民，打破家庭观念，而易以团体观念，打破家庭主义，而易以国家主义，恢复人生固有之牺牲精神。否则，若仅有表面之革命，恐虽经千百次，于国家于社会仍无补于事也。
摘自马寅初《北大精神》(1928年)《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人们每每从中国目前的病象，感觉着“中国人太自私自利”，认为是中国人的病根。诚然不错，做官人做到一国之大了，每每不顾到国计，亲民如一县之长，每每不顾到民生。他们忙着刮钱，忙着位置私人，忙着扩充势力，只知道而且只努力于“自私自利”。这都是被人们常常责骂的。不过自私自利岂是被责骂的做官人特有的精神？做官以外的人——做公众的事以外的人——更谁肯问公众的事，更谁不是做自己的事，更谁不是自私自利？茶馆里贴着条儿“休谈国事”，口头里念着要诀“各人自扫门前雪”，正都是自私自利的标语。坏人固然是自私自利，好人亦以自爱为美德。所谓自爱者，只爱自己，不爱他人之谓也。然则严格规定范围，中国人全部都将划在自私自利的范围之内。
摘自卢作孚《什么叫自私自利》(1934年)《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
摘自林语堂《吾国与吾民》(1935年)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第40页
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
摘自林语堂《吾国与吾民》(1935年)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第64页
中国民族还有一种缺德，便是不肯硬干，只尚空谈。无论什么事，做是可以做，但绝对不愿以百二十分的力量去干，所以什么事都只做到皮毛程度为止境。
摘自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92页
中国民族无持久的毅力，这是很明显的。无论什么事，可以热到五分钟，过此以往，便冰消瓦解了。
中国人只顾目前，不管将来。只须看中国人之外水，揩油及贪得各种小便宜，便知他们是丝毫没有远见。
摘自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86页
中国社会内个人与个人的相来往，不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以敷衍手段了之。在这种关系里面，尚不能以诚相见，其他不关痛痒的牵挂，自然可想而知了。
摘自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84页
中国的独立精神，也是异常缺乏。他们在独立方面，既得不着充分发展，但只好在依赖上面，尽量用工夫了。……他们一举一动，皆在表示依赖的惰性，绝无独立的精神。
摘自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89—190页
中国人口号称有四万万七千万之众，在数量上实属举世无与伦比；惜乎大多民众，没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不知人生的目的何在，更不知人生的责任如何。
所以今日复兴民族，实在无取新奇的理论，首在国民改造他的生活，确立他的人生态度。
摘自章渊若《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0—211页
中国人的思想却个个都以做官为荣。尤其是读书的人，以为不做官不足以语事业之成功，这种思想的结果，逐引得芸芸众生都挤到政治的路上去，于是酿成我国政治的大混乱，而他方面，全国其他事业却无人过问。坐使锦绣河山，荒芜满目。我们如果要想澄清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其他事业，先当消灭这种思想的祸根。
摘自章渊若《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页
我们中国公民过去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自利，因私害公。所以我们今后要培养社会道德，最要紧的是去除国民这种自私的劣根性。
摘自章渊若《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5页
温柔敦厚，诗人之旨，我国的国民性向来就是这样，所以克己复礼，每以忠恕之道待人。结果，就成了爱好和平，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习俗。
摘自郁达夫《从兽性中发掘人性》(1939年)《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7卷第95页
中国人的耐性最好。他可以在同一地位或同一状态之下永久的枕着，而丝毫不露厌倦的神色。做文章罢，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做一种手艺罢，无论织布，锯木，或打金箔子，总是从日出做到黄昏，天天如此，日日如此，而不以为单调。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5页
自私之所以为中国民族的一大通病，到现在已经受人公认。西洋人对中国人表同情的，往往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里最可惋惜的一点。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88页
假定一个中国人看见一堆人看热闹，后来有人问他有多少人，他的答复是无疑的，“一、二十个”，“几十个”，“好几十个”，要他说得再准确一些，是不可能的。总之，要把一种东西或一堆人数一个清楚，报告一个确数，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讲千讲万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万以上，他们也就压根儿不大管了。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