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语是一个完整的有系统的语言。在东乡族7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尚未产生出记写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情况下，仅仅靠族内人的口说耳听，使这一独特的语言系统得以长期传承，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其中至少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要有人数相对较多的使用东乡语的共同体，倘若没有这一点，就会失去保留语言的群众基础；其次，要有相对集中而独立的居住区，倘若处于完全开放式的杂居地带，同样会因相互交流的需要而使东乡语这个小语种的存在逐步失去客观条件。东乡语能够保留到今天，反映出他们在落籍东乡后的700多年时间里，始终维持着族群相对独立聚居的状态。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被正式认定的缘由之一。
恰在我热心于弄懂东乡语中“赤”的基本含义时，我看到了出版不久的我国第一部《东乡语词典》。这部由陈元龙、马国忠两位先生编纂的描写性词典，首次用汉语拼音字母将东乡语词汇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成为研究民族学、民族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系统而重要的参考资料按照《词典》的研究成果，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我国的蒙古语、土语、保安语、达斡尔语和国外的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同源，它们之间有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它是由成吉思汗西征带回的中亚西亚一带的“回回色目人”（以突厥为主，还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接受当时的官方语言一蒙古语作为共同语而形成的，保留了中世纪蒙古语的特色和突厥语、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中的一些成分，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有比较明显的突厥语底层印记。
我逐页仔细检索了这部词典的一万余条词语，进一步发现，东乡语后缀部分带“赤”的名词是很多的，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地名”，而是“xx的人”，与古汉语中的“者”有相似意义，用作地名处，应是它的引申义，即如做某种活计的人住的地方；也并非来自波斯语，而是保留了比较古老的蒙古语成分。如：
Pafeichi卖牛羊肺的人
Paiqienchi卖席的人
Pannnaochi制、卖长袍的人，穿长袍的人
Samuchi卖蔓菁的人
Samusachi卖蒜的人；爱吃蒜的人
Surechi念《古兰经》篇章的人
Wiliechi劳动者、做活的人
依据这些带“赤”音的语词所提示的信息，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幅图景：
在汉唐千余年间，东起兴安岭、西达葱岭内外、北至贝加尔湖、南及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东西突厥族曾经在这里长期生息繁衍过，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印迹。及至元代，这些曾经因战争而西迁的古突厥人和契丹人，连同他们在西迁后再行融合的其他中亚、西亚等色目人，其中有不少又随成吉思汗西征军回师关内，后被迁至甘肃、青海、宁夏及云南一带，留住在河州东乡的便是其中的一支。
联系到《元史》中关于至顺元年(公元1332年)十一月“命陕西行省赈河州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的记载，我以为，从语言的传承规律特点看，早在元初已“入社编民”的一部分蒙古军，连同在元末时仍在河州驻留的那支“蒙古屯田卫士”，由于他们的编成及居住方式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具有人数相对较多、居住相对集中独立的特点，因而，这两部分落籍河州东乡地区的蒙古军和屯田卫士，应是东乡族的主体先民。
如此看来，东乡族有关“撒塔”的传说，与历史留下的语言印记大致是吻合的。这更有力地证明，东乡族的族源，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
当然，东乡族的族源并非单一，而是多源同流，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还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血液。其中，东乡族融合了一些伊斯兰化的蒙古人，这从元代蒙古人对东乡地区的有效统治和蒙古语对东乡语的影响可以看出印迹。同时，通过移民、驻军、屯田等，也有汉民定居在东乡的，有的融合于东乡族。至今，东乡县锁南坝的王家、张王家，汪集的高家，达板的黄家等村以及唐汪的一些东乡人，自说其祖先本是汉族；百和乡羊腊家等村的人自说其祖上是藏族，后成为“随义散尔塔”。
东乡族作为全国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得到了党和国家极大的关怀，仅就人口发展而言，1950年人口普查时，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有东乡族人口131300人，占州内人口总数70.58万的18.6%；经过50年的发展，到2001年，人口达到436173人，是1950年时人口的3.3倍，占全州总人口182.93万的23.8%，高于全州人口50年增长2.59倍的平均水平。
面对连绵的童山秃岭，我常常被东乡人勤劳、勇敢、坚韧的民族品格所感动。东乡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站在锁南坝山顶上放眼望去，四面尽是瘦骨嶙峋的群山。这里的山几乎没有出露的岩石，黄绵土覆盖其上，红黏土支撑在下，玄黄色、丹霞色成为东乡众多山岭的基本色调。千万年前的丰雨期，无疑曾使这里孕育过繁茂的植被，但随着青藏高原的快速抬升，原本平坦的高原台地，在仍然继续着的丰雨期里，被山洪无情地撕开边缘，一层层、一段段地剥蚀下来，于是，形成了这“龟背驼峰”般的黄土雕塑遗迹。而从此以后，淅沥的雨声便戛然而止，接下来的历史便是干旱，十年九不雨的干旱。大自然对于东乡，广而言之，对于大西北而言，亘古以前它是温情的、慷慨的，要不哪会有油田、气海和恐龙、古象的发现，但青藏高原的横空出世，全然改变了它的禀性，使处在其下的黄土高原变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满目萧然，东乡尤其“苦甲秦陇”。
然而，700多年来，面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东乡人以其百折不挠的坚韧意志，始终守望着已成为族人落脚点的这片贫瘠的土地，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艰辛而乐观地过着自己那虽说贫穷但依然充满期盼的日子。我揣着一串串的问号，奔寻在东乡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沟、峁、塬、梁之间，每一次近似于朝圣般的寻访，都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感受到何以谓之“坚韧”，觅寻到一些能够解读东乡人生存之谜、发展之谜的信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东乡县东大坡底下，我认识了一位同样是蓄着银白胡须的东乡族穆斯林，此人叫马海云，虽说胡须足有一把长，但年龄不是太大，五十有三，应主人的邀请，我和几位朋友曾两次在他家作过客。
东乡人好客是远近闻名的。当你作客来到东乡人家时，主会迅即为你端上一碗茶香四溢的三泡台盖碗茶，即便家里再穷，也会烧一壶开水给你热乎乎地捧上来，并留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当然，若是客人着意谢绝，那就只得依便，但主人的心意是真诚的、热情的。
我们是为感受东乡人家的风情习俗而来，对主人的热情自然是欣悦承领的了。两次去马先生家，我们都是围坐在主人家庭院那棵枣树下，先喝着河州盖碗茶，后吃着油香、尕鸡娃，一起饶有兴致地谈论着有关东乡人旧事今闻的话题。
东乡人心灵手巧，也特别看重手艺，以工匠为业的很多。马海云说：“我们老百姓的俗话是‘天不当家人当家，地不养人人自养’；‘金手银胳膊，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听，这就是东乡人的生存哲学。东乡手艺人多，用现在的观点看，这里有三个方面的主因：首先是地不养人，生计所迫，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其次是有祖辈相传的工匠手艺，技术力量强；第三是地处农牧过渡地带和交通要冲，有资源、有市场。
东乡族中祖辈相传的那一支支工匠队伍，应当有可信的理由说，他们是源自中亚一带的撒尔塔人。《蒙古秘史》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征撒尔塔百姓凡七年1221年攻下哥疾宁，除留下工匠外，其余都被处死；攻下撒马尔罕，三万技艺工匠被分遣诸军；攻下玉龙杰后，“徙其工匠十万于东方”。成吉思汗西征军回师中原时，大量的撒尔塔人也被作为“签军”随军东迁。
公元1227年蒙古军攻占河州后，为了进攻西夏和南宋，河州便成为继续用兵和保障的重要支撑点。于是，一部分由蒙古军官统领的撒尔塔“签军”，被分别部署在河州四河（黄河、洮河、大夏河、广通河）环绕的大东乡地区，一边戍守沿线河关要冲，一边生产军需物品。
大元皇朝取天下，靠的是骑兵，而骑兵部队离开鞍、蹬、缰绳和皮衣、皮靴是决然不行的。于是，元朝便在西北很多地区设有工匠局，其中在当时属宁河所辖的东乡部分地区集中了不少铁匠、皮匠、编织匠、银匠、碗匠等工匠，直接归宁河工匠“达鲁花赤”负责管理。东乡至今沿用的许多村名中，有些就是以工匠的工种或管理人的官职命名的，如免古池（赤），意为银匠住的地方；阿娄池(赤），意为纺织匠住的地方；托木池（赤），意为铁匠住的地方；依哈池(赤），意为钉碗匠住的地方；陶毛池(赤），意为制革匠住的地方；坎迟池（赤），意为麻匠住的地方，等等这些分布相对集中的工匠制作场点，正是撒尔塔工匠活动的历史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