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钵盆碗类，这是我国最早的陶器器形，从老官台开始，以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汶口文化中多见。马家窑文化中也有见。最早的碗（钵）是圜底，类似切开的半球形。此类器形较明显的变化趋向是先加了圈足，使之平稳，同时出现了口沿，继之是盆腹下部内倾，使之在保持横向圆形的同时呈上大下小的形状。而大汶口文化中的盆则以口沿的收束和底部的极度缩小而呈横置椭圆形的外观，其盆沿的面几乎成为平面，有如马家窑罐壶类腰的膨圆。而敞口的盆类都十分注意内壁的美观，这与人的视线便于观看有关。如有名的舞蹈彩盆。
第二类是罐、壶类。这是彩陶造型中最大量的。尤其在马家窑文化中最多。壶和罐的造型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壶和罐的造型变化主要在颈部和腹部。壶和罐在马家窑类型基本是直短颈，小口，肩部略宽而腹部较小。到了半山、马厂类型，罐类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在保留颈部的基础上，使腹部向外膨圆。或者在人的视线所及的壶罐的腹部上半部膨圆而下半部收束侈口，或者整体浑圆和容易看到的地方向外突现。这种造型变化，也与纹饰的变化相得益彰。富有特色的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双耳罐，其造型的变化主要在器物的肩颈部，大多数是侈口，双耳以不同的弧形及肩、腹部因形变化，整个体形带有某种几何形的造型观念，“线”的大幅度曲折带来外形的复杂的层次感。
第三类是瓶、杯、筒形类。在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到马家窑各类型中均见到。瓶类器形的造型，在半坡期和庙底沟期有明显的实用目的，比如尖底瓶。而瓶在此后变化最大的是，颈下不再是慢斜下去，整体呈上大下小，而是颈下有了宽肩，然后逐渐收束。这种造型也许与人的体形躯干有某种同构关系，具有和谐匀称的美感。
第四类是带足的鼎、鬲、鬵类。在彩陶中，这类造型似不多见。作为器形的一大类，鼎、鬲之类在早期基本是盆碗类加三足，到后期，上部在其口部有了装饰，底部的三足袋则先肥硕后变精瘦。
那么，在这几种不同的类型中，造型的变化有无基本的共同的规律和趋向呢？我以为是有的，而揭示出这一点，是从艺术的角度探讨彩陶造型的意义所在。因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中必然包含着原始先民某种精神的追求和美意识的发生发展。
（第三节）从实用到艺术
彩陶在其发展过程中，造型是怎样发生了从器物到艺术的变化的从中反映出怎样的人性和审美意识发展的轨迹？
首先，精神需要成分的增强，决定了器形的造型中超越实用要素的强化和美意识的萌发。
一般陶器的造型，最重要的标准在当初当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实用，而对于彩陶来说，它的超实用的成分和美感的因素就大大增强。它既要考虑在使用中的方便程度，它制作的可能性，它的功用的大小(比如容器的容量等），又要注意到它的美观，它的视觉效果。这种特点在彩陶的施彩上有着明显的体现。比如，它的绘彩的位置以当时人的活动中最易看到的部位来施彩。
彩陶外形的变化最终都落实于器物本身的两个方面，一是纹饰质地，一是造型。而在造型方面，则是在最先的半圆形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是怎样进行的，而人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创新呢？
笔者同意关于陶器“两次分化”的假说：“起初，陶器也许只有圜底碗（钵）和直口带状罐，它们处于手工捏制，口部并不平齐，器身大致呈半球形，只有大小深浅之分。”由于使用功能需要的促使，陶器幵始了第一次分化，口部出现内敛式或外侈的“沿”，进而有了鋈、耳、锥突、流、圈足等。这是陶器器形发展中第一次分化的特点。“在第一次分化中跨出的最大一步是直口罐的口部越敛越小，终于成为各式小口罐，或称各式瓶、壶。这可能是为了户外取水的需要。但这样一来，器身出现了新的部位，口部分化出了颈部，深腹的器具变成了鼓腹的器具，或者说，在腹部已经孕育着肩部的分化。”器形的第二次分化是实用需要发展的产物。但这次分化由于器形的变化而带来了器身线的多样化。“线”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造型与纹饰中最基本的元素而出现。第二次的分化中，器具的变化都表现在原先上下一笼统的腹部分解。“以前的便便鼓腹或袋腹现在明显分为肩部和腹部，那一条或隐或现的肩折线使它的上下两部都可以自如地内敛，以更加轻快的斜线或内收弧线与颈肩或腹底连接；这条线有时还被夸张为一带凸出的或几带凸凹相继的弧线……”
研究者认为，发生在器腹的变化不同于口、底的变化，从器形作为容器的最主要的目的来看，这种变动缩小了容量，增加了材料用量，所以，这种变化，“唯一的优点就是耐看了。”这就是审美需要产生的反映和审美意识萌芽。这种看法是以陶器作为日用容器的前提下推论的，有一定的道理，而对于肩腹分化的论断也是有说服力的。由此，研究者提出“我国黄河流域的原始人类是在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对陶器的审美活动；它的标志是陶器肩腹部的分化，其典型表现是：1.该部位一条或隐或现的弧线；2.圆肩接斜腹或斜肩折成鼓腹。”这种假设虽然主要着眼点是要解释陶器造型变化中所包含的审美意识的发生，但是，它的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揭示了陶器造型变化的内在的轨迹。
当然，陶器形的变化的动因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耐看”。耐看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同时也许还有其他目的，如宗教信仰、图腾等目的。总之，陶器器形的变化可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日常实用的功利目的与精神的需求可能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于器形本身的变化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造型，揭开了器物造型创作的第一页。虽然原始先民不会有明确的设计思想，但含有设计的初步意识。而此后延续几千年的陶器的日渐发展和造型的变化，逐渐体现出陶器设计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陶器的适用性与审美性的辩证统一。
器物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不仅是实用功能从简单到复杂，满足多样物质需要，而且在器物逐渐多样化的过程中，包含着发现更多艺术因素的可能性，也在客观上鼓励和推动着原始先民艺术创造的天性的发挥。多样用途的需要和多种功能的满足过程，是陶器走向艺术的同步过程。品种的由单纯到杂多，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而且相伴着逐渐从量向质”的飞跃。从器到艺，非一次性完成，艺术源于多种因素和多样的可能性中。艺术的源起过程是人对美和艺术需要的本性及潜力的解放的过程原始彩陶的发展表明，原始艺术实用先于审美，实用功能的需求推动着审美功能的发展，而审美功能的追求反过来可能有更多的实用功能的发现。“在原始社会中的诸多崇拜现象不等于审美，但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原始崇拜往往能以其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内在力量推动物化手段步入门滥，一旦当物化形态成为崇拜意念的有效体现手段，即当崇拜意念成为感性形式的特定内涵时，物态化了的原始崇拜对象就同时被赋予一种名副其实的美的象征。”后世的人们强调现实与审美拉开距离，认为强调功利就妨害了审美，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尽然，有时可能正相反，实用功能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审美功能的机会和可能，实用有时可能与审美矛盾，有时可能相辅相成。
陶器从实用到艺术的变化过程，还蕴涵着艺术理论中的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彩陶造型制作规律和工艺技巧对于艺术形式的制约和影响。从总体上来说，从早期老官台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器型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不单单是为了实用，不是简单的容积的由小到大，也不是器体的由不规则到规则，由粗糙到精致，而是在不断地提高实用功能的同时，更加艺术化，更加有地域特色和艺术因素。这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造型的变化受到实用目的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制作材料的制约。所以，从实用到艺术的过程，也是突破这两种制约的过程。就前一方面说，主要是功能方面的逐步超实用化从而趋向审美化；就后一方面说，主要涉及制作技巧的提局和对规律的把握。功能方面对实用性的超越，主要不是艺术概念变化所导致，而是新的需求（主要是精神需求、特别是审美需求）所刺激，是新的功能对旧的功能的替代或发展。
从大地湾早期粗陋的陶碗，到马家窑精美的陶罐，虽然我们不能找到其间明确的关联性和逻辑变化，但从整体上来看，彩陶在体积和实用功能变化的同寸，造型中所蕴涵的艺术要素和美感因素有了极大的发展。对于制作材料制约、工具和技巧的突破，也并不单是物质材料规律把握方面的进展，同时也包含着“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意识进步，技巧和技艺中有着人将自己的形式感物化为物体形式结构的明确目的性。艺术发展史中关于人的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在彩陶艺术的制作中可以找到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