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纹”到“纹饰”
彩陶小同于一般陶器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的纹饰和色；彩。彩陶纹饰，又称纹样，是；陶器形上装饰花纹的总称，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纹饰。它是按：照一定图案结构经过便化、抽：象等方法规则化、定型化的图形陶纹饰的起源，需要从“纹”的起源说起。器物上的“纹”最初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有不同的：推测。一种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原始先民偶然间把编织纹和篮纹印压在；陶器上，于是无意间产生了“纹”，如篮纹、席纹、绳纹或刻画纹。还：有一种看法是从人的劳动过程中推测出“纹”的发生，认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对纹的最早感知和认识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发生：的。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前人类的劳动中，在打击石器工具的劳作：中，人们发现了动作作用于对象所产生的痕迹，当意识到这种打击印的存在并去有意模仿和创作各种纹痕、刻划线条时，纹的观念和意识幵始生成和发展起并有可能向着艺术性的表现方向发展，人在这一过程中从而能体验到人对于这类纹，象创造的主体性意义。”①无论如何，纹饰的产生与偶然因素所触发有关系，先有自然“纹”的存在，后有人的发现和意识，再有人的有意识的创造。诚然，最初的“纹”是人在劳动过程和对外界观察中发现的“客观”的纹”，而不是有意去创造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的好奇心、创造性，没有人的专注和对“纹”的特殊需要，那么作为主观创造结果的纹饰就永远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于“纹”的兴趣、以创造纹饰满足某种特殊需求的愿望就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如上所述的偶然”就是对这种天性的触发而人类进行“纹饰”的创作、使其变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和行为过程，则可能有多种更直接的动机。在其初期，这种动机不可能主要是为了审美，而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意识相关。“纹”很可能是人类用来把握世界的一种“初级”方式。
原始先民面对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不得其解，而“万物有灵”的意识更刺激他们对掌握世界、控制外物的渴望。“纹”的产生，“线”的运用，为他们掌握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就是描绘万物。而物象之巨、之繁，必然要求“缩小”简化，以便将之控制。可以想见，原始先民不管是出于美的需要，还是出于宗教或其他需要，在幵始用线绘画图案时，在彩陶上第一次进行纹饰时，在用红色沿着陶器器表画出一条宽带纹时，他们的激动和欢乐绝不亚于现代人的一幅精美艺术品完成时的陶醉。最初的纹饰就是这种有意识的创造的结果，其具体的纹饰可能与具体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活动相关。
彩陶纹饰的起源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者是多种需求的促进。比如对编织的模拟，出现了篮纹、绳纹等；对劳动的节奏感的体悟，可能对纹饰的规律化和节奏产生影响；图腾崇拜及其遗迹被符号化，或者一些彩陶本身就用于图腾；更为重要的是对自然物模仿和抽象化；还有，纹饰中对称的形式的出现，可能包含着对于力量的均衡的感知等等。彩陶纹饰的手法有一定的规律，最早的纹饰当是一种陶工“随心所欲”的刻両，而后来则形成一定的形式法则。
纹的起源也是一个不断赋予其新功用新含义的过程。起源可能出现于偶然，但发现它的存在之后，即有广最初形态后，它在一个过程中逐渐被丰富，被用于多种用途，反过来因为有用而又刺激其发展。
彩陶纹饰，有如此精致的线条，如此精美的图案，如此精确的图案设计，它绝不会在没有美的意识和艺术目的的情境下的创作，当然这种意识和追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支配，而是一种感受，一种天性，是诗性智慧。
彩陶，特别是彩陶纹饰，对于中国美术史的价值，首先有着艺术发生学的意义。它可能是中国文艺的最重要的源头。
众所周知，艺术起源是一个有着不同见解的问题。其中有劳动说、宗教巫术说、游戏说、模仿说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史前彩陶器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呢？
彩陶纹饰的起源，也许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当人们发现陶器可以纹饰刻划后，纹饰不再是纯技术的制作，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即从自然“纹”到艺术“纹饰”。在这种过程中，纹饰包含进了人类更复杂的心灵内容。从技艺的角度讲，第一只彩陶的“彩”被印入陶器也许仍是一种偶然的发现，即发现编制物可以直接印出纹样，或者偶尔地被刻划使其留下了印迹，进而逐渐地有意地使用色彩装饰。就是说，从纯粹技术的角度、即纹饰如何附制到陶器上的方面来说，它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结果，即彩陶纹饰同样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过程。但是，这只是解释了纹饰最早“怎样做”的问题，而彩陶中更大的奥秘是“为什么做”纹饰，这将是关于彩陶起源的最为核心的问题。要较为全面地、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多角度分析，因为彩陶纹饰涉及原始先民对人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及其表达等方面的一些初步的意识及其发展，这些方面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心理学等观点予以解释。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彩陶纹饰的起源同样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两个层次，一是偶然发现或出现的“第一道”纹饰，一是有意识地创造的“第一道”纹饰。因此，纹饰的起源实际涉及纹饰本身产生的过程和人们对纹饰意识的过程两个方面。前者是无意的技术的制作，后者是有意识的创造，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体现着从生理反应到心理欲求的变化。虽然我们难以确定纹饰最初的具体动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当人们有意识地刻划或绘彩于陶器之上时，便是把精神因素倾注于物质载体，把内心要求外化为具体形象。原始人的纹饰或许只是为了好看，或许是拙稚的模仿，甚至简直就是“随意”涂抹，无论如何它都是“心”的表现，都是出自对精神方面的满足。所以，可以说，彩陶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与原始先民的精神（广泛的精神）需求相关。这就是彩陶出于陶器又超越陶器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从彩陶器形和纹饰可以看出，劳动与艺术的起源确实相关，但劳动的过程仍然只是一种契机，这个过程触发或发展了人的某种需要、天性，劳动不是直接的或不可能是唯一的动因和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原始陶器上可以推测到艺术起源的一些重要的动因。比如，我们惊异于原始陶器、特别是彩陶装饰中所体现出的原始民局超的艺水平和高度的智慧，惊叹构图的巧妙、布局的均衡、线条的优美和手法的娴熟，常常使人不敢相信是原始社会的产物。这种使现代艺术家自叹弗如的原始先民的创造，实际上正体现出一些艺术创造过程的“本原”的规律，亦即，原始先民不是如现代艺术家先于观念而有艺术活动，而是在艺术活动中产生艺术的某种观念。
这里说的是制陶过程中一种与技术相关的规律的出现，是产生于过程中的“艺术”及其观念的形成，这可以用作对于许多纹饰，特别是具有民间色彩的纹饰产生原因的解释，因而也可以用作对于史前艺术发生的解释。
彩陶纹饰发生学的意义在于：艺术源起可能是多元的，带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对人的天性的一种激发；人类有意识地进行艺术活动首先是人类想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企图使物象“人化”变为人所“创造”的东西，其次是使之人格化、神灵化，最早的陶器的纹饰是人把世界的物象控制后附着于器物上的表现，彩陶因之被人格化；上述推测和假设，可能隐含这样的观点，艺术创造是人类天性的解放，人类的艺术创造的欲望同人的生存欲望同时存在。
人类先有艺术地对世界的把握的欲望和实践，后有关于艺术的观念。
纹饰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彩陶中已有充分的发展，变为一种目标更为确定、创作意识更为明确的工艺美术的创造活动，手法随之更为多样、形式也有创新，花纹、图案、款识等等日益复杂。这个过程较之器形的变化更为直接鲜明地反映着文化的内蕴和美学追求。“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着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
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
陶器纹饰不仅受施纹方式的影响，而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时代和文化传统，以及民族与宗教的影响，因此，陶器的装饰图案和纹样，常常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宗教色彩和文化特征。比如，不同地域彩陶纹饰图案的不同，就可能与“作者”所处的不同族群相关，像马家窑文化中的蛙纹就有可能与某种特定民族文化相关联。
（第二节）彩陶纹饰概观
中国彩陶纹样的种类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但从已出土的器物的情况来看，估计要数以下计。以局部统计来看，这种估计是有根据的，比如，根据《青海柳湾》一书作者对青海柳湾845座马厂类型墓葬中所出7500余件彩陶的纹样排比、分析，其中仅圆圈纹的单独纹样就有414种，直观即可识别的蛙纹单独纹样有30种。马厂类型早期的彩陶，流行四大圆圈纹，圆中填入各种图案，仅各种不同的填饰就多达200余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早期类型出土彩陶的纹饰，儿乎囊括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陶瓷上已出现的用各种直线、波线和折线构成的几何纹。基本纹饰有：宽带纹、竖条纹、三角纹、斜线纹、圆点、波折纹和月牙状纹。半坡制陶先民巧妙地运用这八种纹饰进行组合配置，变幻出38种图案。”1河南省大河村出土的彩陶纹饰也有60多种。这足见彩陶纹样的千姿百态。
而具体彩陶器物上的纹饰则更是各有特色，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
纹样以表现手法和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然纹样（或象生纹样），包括动物、植物、人物、自然景物；一类是几何纹样，如方形、圆形、菱形、三角形、多边形等等。单从数量来看，彩陶中几何自然纹饰和几何纹饰的区别小是绝对的，则者是后者产生的基础之一，而二者又都是对物象的观察、构形的结果。
据研究，彩陶纹样按照现代艺术手法来分析，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偶式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这些图案所用的方法有对比法、分割法、幵光法、双关法、多效装饰法等等。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纹饰，常见的施纹方式主要有：镂刻、附加堆贴、捏塑、雕塑、旋、亥划、彩绘等。这些方式，有的可以形成各式图案或复杂的组合，有的可以产生独特的纹饰，如早期施纹方式以拍印、压印、戳印、锥刺、模印、刻划等为主，产生的多是绳纹、弦纹、篦纹、暗纹、划纹、刻纹、雷纹、印纹等，其风格古朴、浑厚、爽朗。
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基本纹样有几何、人形、动物、植物图案等。而在不同的文化区系中又有程度不同的差异变化。仰韶文化陶器中，几何纹、人形纹、鱼纹、蛙纹、鸟纹、植物花卉纹、太阳纹等普遍存在，其中半坡类型多弦纹、绳纹、线纹、锥刺纹、宽带纹、三角纹、波折纹、网纹等，而最有代表性的是鱼纹及其变体的纹饰图案，其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人面鱼纹图。庙底沟类型除过与半坡类型的相同之处外，还以线纹为特色，特殊图案有鹳鱼石斧图。马家窑文化中的马家窑类型陶器以条纹、宽带纹、圆点纹、方格纹、涡纹等为多见，线条流畅，图案优美。其中的“五人舞蹈”彩盆图案最为独特。半山类型彩陶以黑色彩绘为主，兼用红色，构图较复杂，有菱形纹、螺旋纹、圆圈纹、葫芦纹、同心圆纹、波折三角纹等等。龙山文化陶器以灰陶为主，有少量红陶和黑陶，纹饰以篮纹为多见。大汶n文化陶器装饰纹样用多色彩绘，并创造出许多新的纹样，如八角星纹、连贝纹、连珊纹等。大溪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装饰较少。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砂质和泥质红陶为主，晚期以黑陶为多，彩陶纹饰有带条纹、云纹、网纹、圆圈纹、弧纹、弦纹、方框纹等等。河姆渡文化陶器是已发现的长江下游最早的文化遗存，陶器处于原始阶段，以夹炭黑陶最有代表性。纹饰多为刻划纹，主要是动物和植物纹及其变形。在河姆渡文化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出现了猪纹钵，以猪作为装饰题材，不但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而且形象地透露出猪在当时被驯养的情况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等信息，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就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彩陶的纹饰来说，较晚的是辛店文化和齐家文化，这些类型的陶器物纹饰多为几何纹样，有一些似乎与青铜器的某些纹样有所接近，从中反映出时代和文化的演变。
彩陶中的自然纹样是原始先民“观物取象”创造的纹样，带有象形的明显特征；但是它们又都具有装饰的目的和特点，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成图案。自然纹样以动植物为最多，景物次之；而人物一般来说不以图案形式装饰器物，而往往是单独纹样，与器物浑然一体。除个别特例(如青海的原始舞蹈彩盆）外，人物的纹饰应视为较完整的原始绘画。自然纹饰中的自然物象和种类相对少于几何纹，但它们作为纹饰母题所衍生的种类很多。
(一)动物纹样
动物纹样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动物形象运用写实的手法使之具象“再现”，一种是对动物形象的抽象变形，后者较前者为多。动物纹样在原始时代，其含义也许是多样的，它除了有装饰意味之外，还与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特殊的联系。比如，它可能是图腾崇拜的反映，如巴赞所说，“先在宗教中继而在艺术中给动物以重要的地位，是另一个特性，它将最早的文明与史前时代联结起来。在原始人看来，兽的力量是神的力量之标志。”1鱼纹、蛙纹、鸟纹是彩陶中最多见的动物形象，其次还有鹿纹、鲵鱼、狗纹、虫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