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联系，《讲话》对具体文艺理论观点的阐述，目的不是为了理论本身有新的“定义”，而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用以指导实践。这种“实践”是指解放区这个具体文化环境所需要的文艺实践。这种出发点决定了《讲话》作为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强有力地、有现实针对性地解决了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并且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论述了文学活动的许多根本问题，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些规律，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等等，使《讲话》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着作，也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宝库。从这个角度说，《讲话》既是纲领性文献，又是理论着作。另一方面，《讲话》阐述文艺问题时视野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不仅指当时不可能不把视野的范围主要放在解放区及其抗日战争的现实要求方面，而且指当时视野的焦点不能不集中在文学与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现实价值关系上。正是文学价值目标的有限性和具体性规定着《讲话》所体现的文学价值观的某些局限性。这些局限主要是对文学价值属性和功用理解的单一，对文学创作过程看得过于呆板、绝对，对作家主体意识在实际上的排斥等。
当然，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对文学的认识问题，而是由主客观方面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当时关于对丁玲一些作品的批评，关于自我表现问题、杂文的作用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上的争论等等，要害正是文学价值观念的分歧。
《讲话》所体现的文学价值目标、价值观念的具体性、有限性，与它某些重要理论的正确性、超越性，在《讲话》产生的时代不构成矛盾和冲突，相反《讲话》在解决文艺现实问题方面的理论威力，为《讲话》后的文艺实践所充分证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具体环境的变化，这种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种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讲话》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如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可以说是普遍真理，不会过时，它在被人们给予新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始终有其“指导原则”的意义；而讲话》所体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具体性相对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则必然地不能或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时代需求。新的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和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要求相应的新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产生。《讲话》本身的这种矛盾性与人们对它的不能（不敢）正视，恐怕是几十年来围绕《讲话》问题不断产生冲突和斗争的症结所在。
当然，也应注意到，《讲话》发表后，也有人隐晦曲折地试图对它的文学价值观念进行某些补充或者修正，旨在使其更宽阔一些。这里主要指胡风和冯雪峰。说是补充或修正，是因为，胡风和冯雪峰在40年代的文学理论，在根本上并不与《讲话》精神相悖，尤其是在文学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认识上是相同的。而且在一些具体理论上，如文学与现实和生活的关系、文学的阶级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性等方面，其出发点和论点在根本上也不矛盾。区别主要在于，胡风和冯雪峰在对文学价值属性的认识上，在文学价值构成的理解上、在文学对人的发展所起作用的看法上，视野要宽阔些。具体表现在，他们并不把文学与具体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关系，仅仅局限于政治问题，反对文学仅仅客观地反映政治观念，而要深入历史底蕴，揭示“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追求“牵起葫芦根也动”《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的效果，此其一。他们对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理解，并不仅看文学对人的正面的激励、鼓舞和宣传教育作用，而且注意到文学对人的意识的启蒙作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作用。
所以，在他们眼里，写人民群众的落后面，写“精神奴役的创伤”并不就是离心离德，此其二。其三，他们同样非常强调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强调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又重视作家的主体性，重视作家对生活的敏锐性、感受力和体验，反对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主观力”。这是与他们对于文学价值目标、价值构成的理解密切相关的。
纵观中国现代历史时期文学价值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民族解放、思想启蒙、个性自由，是中国现代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人的发展”的具体的、不能绕开的主要内容。中国新文学，作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产物，它自觉地把促进这些历史课题的解决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与文学自身的变革联系起来。这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与人、与现实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与人、与现实的关系。它的价值意义将必然地纳入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评价。
反映和表现上述历史过程及其人的历史实践，既是文学的重大使命，又是衡量这个时代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和愿意承认，在中国现代，衡量文学的主要尺度是历史的标准，是看文学在促使这些历史的课题的实现上作用的大小而判定其意义的。
由于中国现代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文化类型的“过渡型”特征，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有时侧重明显的、有时互相交叉的以这三者的实现程度，去估价文学的价值意义。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以民族解放（政治斗争）为准绳的文学价值观念、以思想启蒙为准绳的文学价值观念，和以个性自由为准绳的文学价值观念，它们分别留下鲜明的演变轨迹，并演化出不同“类型”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的功能、地位及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文学活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体的人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构成怎样的关系，看其发挥的实际作用的大小。不同文学价值观念由此而呈现有时相互渗透、互相结合，有时互相矛盾、相互冲突的现象。这是构成现代文学思想斗争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
各种类型的文学价值观念在中国现代社会这个空间的展开，其大致图景是首先，最早体现了新文学价值观念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它以改造国民灵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文学价值目的，其评价文学的价值标准是视文学对人的精神改良的效用。其次，继之而起的，在五四时期得到充分实践尔后变易的，是以追求个性自由为标准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体系在五四时期，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意识追求，洋溢着进取精神；而在30年代则变而充满消极退隐的意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是中国现代个性解放的曲折性的反映，也是其侧影。其三，20年代中期开始，从政治角度把文学与人的现实发展联系起来的文学价值观念，发生过另外一种变易，即分别从强调认识作用和意志情感作用两个侧而，达到文学与民族民主革命的结合。以2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倡导者、30年代左联直到毛泽东《讲话》，形成了以侧重强调文学对人的意志情感起激励、感奋作用的文学价值观，“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是其理论特征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同样强调文学与政治和革命运动结合、却侧重文学的认识价值的观念，也形成了线索清晰的发展轨迹，它的理论特征集中表现为在反映现实、表现现实中指示出未来的途径。在30年代乃至当代主要是十七年，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以上概括，并不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没有人侧重从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角度、从审美的角度估价文学价值。其实，如刘西渭李健吾(、朱光潜等都有过这方面的努力，如象征诗派、新月诗派、新感觉派小说、现代诗派和九叶诗人等，都有过对于艺术的某种自觉和有意的追求。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中，很少有专门地、独立地对文学艺术文体本身及其形式诸问题进行探究，更少有形成大气候者。中国现代文学在这方面的特点是，把对文学艺术形式的探索，看成是为了更有效地表现文学内容的一种“权宜之计”，看成为实现某种既定的文学价值目标而对于艺术新方式的需求。所以，所谓艺术标准、审美价值多停留在对具体技巧的评述上，很少从更深的意蕴层次去揭示、探索和把握，对文学活动作出高层次的美学的评估。这也许是中国新文学在具体文学门类方面没能形成较系统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在形式问题上少有大的建树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文学第一次价值重建，取得了重大胜利，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有了实质界限。对此，要有足够的肯定和评价。但是，最初的蓝图和最终的结果也是有差距的，新文学第一次价值体系重建是在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不断地破旧立新和充满对立冲突是一个主要特征，它的文学观念不可能也不需一致，受制于时代、政治的文学最终被时代变化和政治结果所左右，这是必然的。
文学价值体系从适应性调整到第二次重建
在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壮举之后，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摆在新中国面前最重要急迫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文学事业作为革命和建设的组成部分，被纳入体制建设中就不难理解，文学价值体系的调整也是一种必然，而在我看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奠定的新中国文学发展方向，在建国后由文学价值体系的调整，在此后随着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新的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五四以来的文学是肯定的，因为五四之后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在新文学基础上的发展。建国初期领导层一度认为，“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在基本上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从一般道理来推论，在一场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之后，文学也应该对人民的休养生息发挥特殊作用，对人的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滋养、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思考应是重要任务。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文艺与社会主义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国际国内种种压力，使得人们，尤其是政治家、领导人在思考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很容易从文学与现实的功利关系的角度着眼进行价值定位，全面整合文学价值观念和重建适应社会主义的文学价值体系成为重要目标。这种与国家民族历史重建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突出地表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艺和新文化的巨大热情和真诚愿望。50年代初期，文学出现新的繁荣的势头，不少作品得以出版，如小说方面，1949年出版和在报刊上连载的有《腹地》王林）、一个女人的悲居(艾芜）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等20余部；1950年有关连长(朱定）、我们夫妇之间(肖也牧）等40部（篇）1951年有《锦绣山河河》(杨朔）《风云初记》(孙犁）等30多部(篇）；1952年有《平归》(路翎）《科尔沁旗草原的人们》(玛拉沁夫）等30多部；1953年有《坚强的战士》(巴金）、《突破三八线》(海默《结婚》(马烽）等50多部(篇），呈现逐步发展的势头。其他体裁的作品也有不少出版，显示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繁荣的新景象。同时，文学所蕴含的崇高精神、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文学的对人的新的道德意识的引导等，对培养几代人的情操、志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创作中“红色经典”对革命战争的反映和历史过程的描写，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理论上，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讲话》成为具体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现实主义不断被强调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提出，也使文学的自由得到一定保证，出现了不同于以前的文学新局面。
将文学整合到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之中，是这一历史阶段社会变革对文学价值重建影响的主要特征。第一，文学活动组织化。作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家的活动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组织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延安文学传统进入文学中心，对于以后文学价值取向关系重大。同时，也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前作家群体特征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的重要变化。文学创作虽然还是作家个体的活动，然而创作的总体趋势却有了内在的“一致”倾向，作品题材逐渐出现“统一”、相近的现象，对过去战争和战斗的回忆和歌颂，对带有时事性和政策意味的题材的集中表现成为共同特点。同时，文学创作也染上了“计划”色彩，这不仅指由作家协会等组织确定的具体文学创作，还指文学生产这一本来十分个性化的精神生产，是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来有计划生产的。后来被指责的“宏大叙事”，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主要是由其表现对象本身的宏大性所决定的。第二，文学价值观念统一化。许多理论争论，不同的文学观念，被统一的文艺政策所取代，而文艺政策必然地服从整体的路线、方针。虽然，在一些具体的文艺问题上有过讨论，比如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文学活动在总体上是统一的而不鼓励个性化。此后一系列被视为文艺路线和思想斗争的文艺现象，进一步表明具有新见解的文学观念不可能正常发表，而文艺政策基本等同于文学观，作家在此基础上理解执行，然后落实在创作中。第三，文学功能的意识形态化。文学主要功能在于整合意识形态，统一意志，激发民族和阶级情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后，文学对于凝聚民族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被帝国主义主义包围的时代，政府对于文学控制是有其政治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