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前几年，文艺界的领导方式和文艺活动的运行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一个新政权和新的社会制度确立初期的色彩：急于“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意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心理，在文艺政策中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文化批判运动，如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等，都是一种整合行为，是文学价值目的意识形态化的体现。第四，文学价值标准的政治伦理化。文学价值评价机制应该说是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了，而且越来越显得强有力，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组织起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批评和批判活动，甚至形成运动。这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可能是不多见的。但是，对文学的评价标准的确定，却存在大量的非艺术因素，文学批评变成了权威的评判，机制出现了转变。作品的“好”与“坏”，“香花”与“毒草”的政治伦理评价，往往比艺术评价要重要得多。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一是对具体作品的褒贬，一是大量地关于创作倾向、思想问题的批评，包括许多人不断地检讨。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尝试所付出的代价说明许多问题。文学被制度化，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组织、引导文学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和促进作用。而其教训也很多。作为新政权，对文艺的重视是有道理的，但是，对文艺在社会中位置和价值却缺乏理智地认识，对文艺活动的规律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引导。文学的整体价值取向，逐步以政治需要为主导倾向，文学价值创造在制约中艰难地进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新中国文学取得的成就的抹杀，而是从20世纪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总体趋势对这一时期文学走向及其特征的一种分析。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对30年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开始批判，一直到文革出现全盘否定的意识。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的文学“需要”体系，有其特定的系统模式、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转换机制，有自身的优势需要规律。对文学的需要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和排他性，呈现出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的整体格局。文学进一步被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纳入建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之中，文学活动的主体意识进一步由个体转变为群体虽然，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不可能不是通过个体来实现，但是，在观念意识中，文学是代国家、民族、阶级和党立言的武器和工具，文学创作和对文学的接受主要不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人对文学的需求是在服从群体或者整体需求基础上的具体化对文学的需求是群体主体的需求，需求优势也随之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学的“需求”，有着为这个时代特色所规定的自成体系的系统模式，形成中国当代特定的对于文学的“需要优势”和需求模式，它直接的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系统的特征及演变。这一时期文学，把历史认识价值和对现实作用的追求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把群体的信念和利益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而不可能把表现个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作为主要的对象，不可能把激发个性作为作品的意义来追求。而现实主义一直被推崇，形成独尊的局面，也是与文学的这种基本需求和价值目标相得益彰的。这一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文学创作中的价值目标和作品的价值意蕴。比如，在个体与群体和阶级的关系中，文学创作所尊奉的是个体服从群体、国家和民族的群体意识。本来，新的群体意识或国民精神的真正重建，需要通过个体转化，文学应该以自己的特性，审美性地、情感性地为这种转化作出努力，而不是从根本上抑制这种个体的心灵重建和转化。文学应该表现现实历史，应该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同时文学还有抚慰和塑造心灵世界的功能，有满足个体情感的特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价值，最充分地体现出其“系统”性特点。文学被看做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视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也就是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系统，正因为是有机整体，所以其任何一部分受到外来刺激时，都会做出整体反应。与现代相比，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文学功能从侧重消解到侧重整合，从介入历史到从属政治，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的价值因素及其系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调整。从理论说，新中国的成立，是特别需要文学的超越价值，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时期，然而，一味地将文学纳入政治体制却成了主导倾向。由于忽视文学的人文价值意义，忽视对解放了的人的精神、心灵世界的建构，导致了人们心灵的“崇高”而单调。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一般的脱离现实，而是不断地强调现实，带着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任务”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同时，文学也没有放弃对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我们在红色经典中不难看到无产阶级的高尚道德情操的充分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中对他们公而忘私精神的歌颂，就是说，文学的道德感十分强烈；同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并非不重视艺术手法和技巧，而在理论上一直也在追求先进的思想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所以，不能一般地说完全忽视了真善美，文学也在求真、向善、臻美。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整体上看，是否追求到真正的真理，是否对社会现实真正地进行了现实主义地反映（实践作出的答案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是追求超越的生命价值的态度，抽去了感性欲望，掩盖了现实存在的感受，失去了真切的生命意识和冲动。这又在相当程度上重复着中国传统文学价值模式。
从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角度看，这次重建，背景是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巩固”革命历史和按着一定目标“建设”新的制度是关键。任何一个新的政权，如果顾及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话，必然将文学纳入自己的“建设”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在巩固政权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取得了重要成果。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也是普遍的现象，文学对于鼓舞人民的斗志，团结人民，凝聚民族精神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在探索中取得了经验。从文学与现实社会构成的价值关系来说，新中国文学的价值体系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它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下、一个有着几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国度里出现这种文学价值体系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总体趋势来看，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文学在价值要素方面从多样走向了划一，文学价值结构从复杂走向单调，文学创作也不少，但文学意蕴、文学的艺术张力显得十分有限。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中的特殊时期，其中的利弊得失、经验教训都值得总结汲取。主要教训是文学的价值观念的狭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处理不当。文学界在宏观上存在的问题，同其他领域有相似之处，就是文学被纳入计划模式，文学价值体系结构是封闭的、僵化的而不是开放的。文学最需要自由，因此，“计划”对它的束缚更大。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文学虽然在纲领、政策、理论观点、艺术倾向等方面与40年代有紧密联系！但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新中国的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是与中国社会整个的重建关联的。周扬等人对新中国文学政策的阐述，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批示，都表明这次重建的目标是将文学事业整合到整个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去，从体制上解决文学的位置和作用问题，建设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价值体系，同时不断地调整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是文学的机制问题，文学体制问题。这与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总体方向存在着某些矛盾。而“文革”又将其推向极端，所以，新时期文学对其整体的反拨就是必然。
改革开放与文学价值体系的第三次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价值重建，不论在广度或者深度方面，还是在价值要素的丰富或者价值体系结构的复杂方面，都达到了中国文学自20世纪初向现代转型以来空前的水平。自然，这里的情况极为复杂，多样而急速变化的创作现象，驳杂而不断趋新的理论观点，尤其多元而相互矛盾的价值评价，构成前所未有的文学格局。但是，从总体趋势来说，新时期文学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地演变发展，其创作成果和文学内容的丰厚值得充分肯定，而文学价值的重建既遇到难题，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价值重建的时代。这种文学格局和复杂现象中，无不包含着关于文学价值重新定位和对新的价值要素追求的努力，而其深层动因则是改革开放对社会各个领域变革地推动，包括对文学演变的推动。这主要是：第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政治变革和“拨乱反正”，对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功能的重新定位，“文学服从政治”口号的终止，从制度上对文学自由的保证等。第二，思想解放运动和继起的“文化热”对文学价值观念的极大解放。第三，市场经济对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精神需求及其满足方式的改变，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深远持续地影响，对以往文学创作和接受、生产和消费规则的打破，等等。这些不仅是时间流程中的变化轨迹，而且是不同层面和性质的深层变革，也是促使文学价值要素变化和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合力，形成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态势。
1976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等重大政治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继而深入进行的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对文学产生了极为重大深远的影响。文学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从批判文革文艺思想，批判“阴谋文艺”和“工具论”，到清理“十七年”的理论观点，再到质疑现代文学史，重新评价现代作家作品，这一系列现象在客观上都表明过去的文学价值体系的逐步扬弃和对新的文学价值标准的认同，现代以来的“新传统”文学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也为后来价值重建创造了条件。创作上与现实社会的密切联系，使文学以非常态的功能参与社会变革，显示了十分重要而显赫的地位，“轰动效应”成为形容和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状态的关键词。一批后来被称为“实力派”的作家形成了壮观的文学阵营，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而文学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社会对文学的“需要”带有相当的共同性，文学活动“主体”归属意识也大致相同或接近，文学自觉地配合社会群体的需要，文学自身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体系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时期，文学价值评价和重建的逻辑起点仍然没有疏远意识形态，文学为建设有序合理的社会而扬善抑恶、表达理想、抒发情感。这是一个既能反思历史、面对现实，又充满理想的文学时代，也是一个使作家既有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自由感，又自觉地担当历史、社会责任和道义的文学时代，是一个追求多样价值而又有主导价值的文学时代。自然，这一时期文学还带有许多在后来看来是局限的文学现象，但是，就它的创作成果和文学史意义来说，就文学的价值的社会实现的程度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算得上一个辉煌时期的辉煌开端。80年代后期，文化热、方法热，特别是西方文化、文艺理论、文学作品对中国的影响日益突出，使文化思想、精神领域开始出现以前不曾有的新现象，直接影响到文学的走向，影响到文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文学的内涵、精神品格、价值取向等，都与经济的发展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系。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等的问世，不但显示出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再次出现，而且也预示文学思潮、艺术倾向共时格局的雏形。继寻根文学之后，先锋派的崭露头角，在艺术形式上进行激进实验，在文学意蕴上对传统人文精神提出了挑战。而新写实文学的兴起，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价值理念产生了很大冲击。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相互并存的局面，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以来文学的格局，并给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而此后文学的无法命名，预示着新时期以来基本取向一致的文学格局开始打破，价值多样化出现。对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和“失落”的惊呼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印象。80年代末、90年初，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化现象也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时期，而文学具有经济学的特征和消费倾向。
分析这种现象，可以发现，经济和社会变化对文学价值重建的影响具有“功能”与“要素”两方面的意义。从功能上说，中国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逐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引起社会整体的变动。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最终的。经济发展改变社会形态，社会对文学提出新的需求。文学的世俗精神、消费倾向等，是由变化着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对文学功能、价值的重新认识，文学所发挥的效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等“存在”所决定的。从文学价值要素来说，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对文学赖以生成存在的“世界”和人们对文学属性的重新认识，对读者的需求，对作家的创作和价值目标等等，都有重大影响。文学领域不再有“统一”的价值观念，不再是可以通过组织”指导创作实践，不能再规定创作什么不创作什么，不再生产雷同化的文学产品，当然，也难以在某种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要素的基础上“结构”出新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