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文昕七岁，念小学二年级。从家里到学校要坐公共汽车。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坐公交车坐过了头，当他发觉时，车已开过好几站了。他连忙下车，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走走这条路不像，走走那条路也不像。这时天快黑了，他背着书包，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情急中，他忽然想到：回到起点站去，重来！于是，他横过马路，坐上回头车，到他熟悉的起点站下，再横过马路，重新坐上回家车。这次，他不敢大意了，准确地在应下的车站下车，终于顺利地回到家里。
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全家人急得什么似的，听他一说，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孩子的“自救”潜能，第一次让我们惊讶！如果当时我们在他身边，为他指点迷津，也许他不必跑这么多冤枉路，但受到的锻炼，却会近于“零”！而他“自救”的能力，也无法显示出来！
孩子总是要走向独立的，做父母的，应尽早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别依赖父母，自己做主”。
可并非所有父母都做到了这点。一位硕士研究生，从小聪明过人，十九岁大学毕业。大学毕业那年，学校决定送他到国外深造。他却吓坏了！原因很简单：独自一人，远离父母，谁来管我生活呀？此后，一听到“出国”二字，便浑身哆嗦。依赖父母到如此程度，将如何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导致孩子如此的依赖性，根子不在别处，在他的父母。据说，这位硕士研究生是独生子，在家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甚至到了大学，连整理内务也由母亲代劳。
《美国人的家庭教育》一书的作者克劳蒂娅说：“搭救”使孩子产生依赖心理。她认为，父母或老师，当他们一次次把孩子从困境中解放出来时，似在搭救，其实在起相反的作用，使孩子永远不能自己解救自己。她举了一个母亲不“搭救”自己女儿的例子，读来让人感叹不已：安娜去学校上课时忘了带作业，给妈妈打电话，让妈妈把作业送到学校。妈妈说：“我不能去送，你最好回来自己拿。”安娜感到失望，警告妈妈学校老师可能会说妈妈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但妈妈要教安娜从亲身经历中获得责任感，学会对自己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安娜自己回家拿作业。安娜有点恼火，觉得妈妈一点也不通情达理，居然在危急关头让自己走回家拿作业。但妈妈不后退。妈妈把作业放在门口，然后自己开始打扫房间。安娜回到家里想和妈妈吵一架，想使妈妈知道她很恼火，然后希望妈妈能开车送她回学校。不料妈妈根本不理会她的挑衅，只若无其事地说：“宝贝，我忙着呢，你现在回学校，交上作业。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件事。”放学后，妈妈知道安娜已不在火头上，她耐心地听安娜诉说：“我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感到很窘，因为妈妈不去送作业，我还得回来拿。”妈妈问安娜：“我很爱你，你知道吗？”安娜承认这点，妈妈又说：“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安娜：“我忘了带作业，你又不肯送去。我想你是不把我当回事。”妈妈：“孩子，让我们来看一看，你为什么忘了带作业？”安娜：“我慌慌张张地赶校车，就忘了。”妈妈：“你忘了带作业感觉不是太好，对吗？那么你从今天的事情中学到了什么？”安娜：“我想下次我会把作业事先放到书包里。”妈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安娜想了想说：“我可以在闹钟一响时就起床，不至于那么紧张。”妈妈说：“如果我把作业给你送去，你不就学不到这些东西了吗？”
如果我们那位硕士研究生的母亲早就看到这个故事，该有多好！也许，她的如此聪明的儿子，在迎接异国生活的挑战时，就不会那么缺乏信心了！
一个搭救，一个“不搭救”，同是为人之母，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且不论东西方文化大背景的原因，就家长自身而言，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对孩子能力的认识。家长总是对孩子自己“搭救”自己的能力认识不足，认为孩子离开了自己，就什么都不行了，所以连一些力所能及或应该通过努力去办到的事，也不让他们去做。实际上，孩子搭救自己的能力，在失去家长援助之手时，会惊人地显示出来。安娜母亲不施援手，安娜不是照样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吗？由此想到前面那位硕士研究生，难道他的生活自理能力，真的那么差吗？肯定不是，只是他母亲没有让他显示出来。
第二，给孩子施爱的认识。家长给孩子施爱，往往存在一个误区：越多越好。在这种过度施爱的状态下，孩子受不到一点点的委屈，感不到一点点的饥饿，吃不到一点点的苦头，如温室中的花朵，一见风雨，便花飞颜落！过度施爱，其实与摧残无异。硕士研究生的母亲，施爱过度，实际摧残了她的儿子；安娜的母亲，看似不通情理，实际却是有益孩子成长！
父母能充分发挥孩子的“自救”潜能，步出施爱的误区，那么，孩子的自信心必然大大地增强，“自救力”必然大大地提高。如此，“别依赖父母，自己做主”，就能真正变成现实，变成孩子的习惯！
文晔高考的第二天下午，考试结束过去两个小时了，却还不见他回来。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只见他推着自行车向家里走来了。我们问他为什么推着车子走，他把路上发生的紧急的一幕告诉我们。从家里到考场，骑自行车要花四十多分钟。他骑到半路，自行车链条断了。那时的交通不象现在这么方便，马上跳上出租车就行了。但当时即使有出租车，文晔身边也没有足够的钱。离开考的时间已经很紧了，修车、等公交车都来不及了。文晔情急之下，把自行车往附近的墙边一靠，撒开双腿就往考场跑。跑到，开考铃声响了！他带着一身的汗水和急促的心跳，匆匆进了考场。他靠自己的能力，拯救了一场考试。我们为他庆幸。
聪明“点”
什么叫聪明？聪明就是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它有各种表现，如头脑敏锐、灵活，对事物善于抽象、分析、综合，工于推理，有先见之明，富有创造力等。在这种种表现中，最受人们青睐的是应用能力与创造能力。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聪明“点”，或称之为天赋。
孩子的聪明“点”各呈特色，有如百花园中的花朵，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爱迪生和爱因斯坦都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巨匠，他俩的聪明“点”，差别就十分明显。有一次，爱迪生对爱因斯坦说：“每天上我这儿来的年轻人真不少，可没有一个是我看得上的。”爱因斯坦问：“你断定应征者合格或不合格的标准是什么？”爱迪生说：“谁能回答出这些问题，谁才有资格当我的助手。”他把一张写满各种问题的纸条递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一看，是些什么问题呀！“从纽约到芝加哥有多少英里？”“不锈钢是用什么做的？”爱因斯坦一边看一边自语：“这需要查一下铁路指南。”“这得翻一翻金相手册。”“您说什么？博士！”爱迪生打断爱因斯坦的话问道。“看来我不等您拒绝，就得自我宣布落选啦！”爱因斯坦幽默地说。这个被传为美谈的对话，是颇发人深思的。爱迪生专攻应用技术，要求熟记各种数据；爱因斯坦专攻理论物理，强调灵活思考。他们的聪明“点”：一个长于“操作”，一个长于“思维”，表现得多么明显啊！
文晔、文昕的聪明“点”在哪里呢？
文晔还在小学时，就喜欢想一些在大人看来是常识的问题，比如，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无色透明的水由什么组成？后来，他在杭州儿童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化学奇境》，欣喜若狂，忙借回家，仔细阅读了一遍，终于知道空气主要由氧、氮等成分组成，水分子里有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他按照书上的方法做了两个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
文晔最喜欢到杭州植物园玩，在那儿观察竹子，欣赏桂花，品评枫叶……还喜欢登山越岭采集树叶标本。假日，带着铲子和塑料袋，到野外挖一些野草野花，包在塑料袋里，拿回家来，栽在花盆里。
文晔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武器照片，像飞机呀，坦克呀，军舰呀……他经常写一些科技小文章，如《为中国航空事业献策》《电子表自述》《这本书，你一定会喜欢的》《霍尔元件在地磁场探测中的应用》《战场上的电视》《战斗机的“灵眼”》《电子干扰与电子战》等。
文晔酷爱电子。我们家的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没有一样没被他拆装过。他省吃俭用，买电子书籍，买电子元器件，做电子小玩意儿。我们怕他玩电子玩过了头，影响学习，下过必要的“禁令”。他就采取“地下”方式和我们“周旋”。“有一回妈妈在厨房干家务，我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工具，制作我的电路。为了不让锯铜管的声响暴露目标，我只好躲到床下偷偷干一阵，再出来；再他把高科技之红外线技术用于课堂教学，构思出了一个“教学检测器”，竟获得“亿利达”发明比赛初审通过。
将这些点点滴滴的表现串起来看，我们感到文晔的聪明“点”在理科，而且是实用型的那种。
文昕的表现和哥哥取同样的倾向。
后来，兄弟俩都进了浙江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
现代智力心理学认为，孩子最佳智力结构，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智力诸要素（感知、记忆、言语、操作技能等）发展比较平衡；第二，思维和想像发展较多较快。弄清了孩子的聪明“点”，父母就能有意识地助其进一步发展，并对不足的智力因素进行开发与培养，这样，孩子的最佳智力结构就有可能建立起来，从而为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智力基础。
于是，我们便有意识地帮助两个孩子发展文科方面的智力，要求他们下功夫学好语文，练习写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取得进展，兄弟俩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习作，中学结束时，合作出版了习作集。初中升高中考试，文晔还取得语文杭州市第一名的成绩。
聪明“点”的显现常呈现出复杂情况。英国大文豪司各特、大政治家丘吉尔，他们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他们小时候的情形却非常糟糕：司各特学习成绩全校倒数第一；丘吉尔也不善读书，知道自己高考无望，便报考陆军军官学校，连考两年，两年落榜，第三年才勉强达到录取分数线。爱因斯坦小时候的情形也同他们一样糟，他四岁时才学会说话，老师说他“脑筋迟钝”，是个“笨蛋”，高中因成绩极差竟被开除学籍。他们出色的聪明“点”，竟无人发现。
爱迪生小时候，学习成绩也很差。医生见他长着个“扁头”，说他“里面的脑子也坏了”。他的聪明“点”得以被发现，要感谢他的母亲！一天，爱迪生问母亲：“那只鸡坐在鸡蛋上是干什么呀？”母亲告诉他，它在孵小鸡————母鸡用体温暖和鸡蛋，小鸡就会从蛋壳里钻出来。小爱迪生照着母鸡的做法，也在爸爸的仓库里做了个“窝”，放下鸡蛋，自己蹲在“窝”上孵起小鸡来。母亲对儿子这一看似荒唐的行为没有责备和嘲笑，却发现了儿子特有的探索与钻研的能力，这是一种难得的天赋，于是耐心给他讲解鸡能孵小鸡而人不能孵小鸡的道理。就这样，母亲经常启发、诱导、培养爱迪生探索与钻研精神，终于让他攀上了科学的高峰。
发现孩子的聪明“点”，需要父母，尤其母亲对孩子的细心观察。聪明“点”往往会在孩子日常生活与学习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表现形式多为对事物强烈的偏爱、特别的敏感与执着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破坏行为也常常是展现孩子兴趣和特长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破坏行为，不要轻易制止和指责，要细心观察、耐心指导和注意安全。
智商测试
智商俗称IQ（IntelligenceQuotient），是通过量度个人智力水平的标准化测验计算出来的数值，即用你的智力年龄除以你的实际年龄，再乘以100。数值愈大表示接受测验者的智力愈高。如：一个四岁孩子通过了六岁组测验的内容，这个孩子的智商就是IQ=6÷4×100=150；一个六岁的孩子通过了六岁组测验的内容，这个孩子的智商就是IQ=6÷6×100=100；一个十岁的孩子通过了七岁组测验的内容，而七岁以上组测验的内容全然不会，这个孩子的智商就是：IQ=7÷10×100=70。显然，第一个孩子智力水平最高，第二个孩子次之，第三个孩子最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智商介乎70到130。智商超过130的，已被视为天才；超过190的，是天才中的天才。据资料介绍，韩国学者KimUng-Yong智商为200，美国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费舍尔为187，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为180，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为160，美国微软公司主席比尔·盖茨为160，好莱坞女星莎朗斯通为154，歌星麦当娜为140。我国台湾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虞乃嘉智商高达194，全球有此高智商的估计不到五人。
我们从来没有为文晔、文昕做过智商测试。但文昕入小学时，学校给他做过一次，听说结果“遥遥领先”，当时我们没怎么在意，更未详细了解。
有一次，我们带文晔、文昕到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玩，那里有一个地方可做智商测试。不少家长在那儿给孩子做，有朋友建议我们也给孩子做一次。我们犹豫再三，最后放弃了。
为什么放弃呢？
因为智商测试并不能完全反映孩子的智力水平。智商测试通常由三部分内容组成：语言、数字和图像，但智力的内涵却比这要多得多，如记忆力、敏感性、逻辑推理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观察能力、创造力等等。人有七种智能：音乐、语言、空间、数学、运动、人际关系、个人心理调节，这也是目前的智力测试不可能全部测试出来的。现在我国测智商所使用的量表基本是从美国引进的韦克斯勒（Wechsler）量表，这一量表带有美国文化色彩，不完全适合在中国使用。即使在美国使用，其性度、效度也是不高的。所以，浙江大学心理系曹立人博士告诫大家：“即使在正常的测试情况下，测试结果也只能做参考。”还因为智商测试没有“标签效应”。影响人的智力因素主要有遗传和环境。遗传的差异和环境的差异，导致智力的差异。在良好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下，人的智力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智力，一定会发生变化。孩子年幼时的一次智商测试，决不能代表一生的智力发展水平。还因为智力高低不能准确预测一个人的社会成就。量度个人能力的标准，除了智商，还有情绪商数、逆境商数等，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反映日后成功的机会。有人说，在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智商的作用只占百分之二十，情商则占百分之八十。还有人说，如果我们只凭智商来辨认资优儿童，那么我们将会漏失掉将近百分之七十具有高创造力的儿童。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个人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与审美，智商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可见，智商测试的不确定性极大，无论结果好坏，都说明不了什么；相反，如果结果不好，给孩子的负面影响可能就是终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