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我扮演羊娃角色的那天，方梅、袁老师和文教助理员都来到我家。方梅对婶婶说：“你娃活泼，能演好这个角色。”袁老师说：“这个学生记性好，背台词没问题。”文教助理员面对婶婶说：“就让他扮羊娃吧！娃娃们从小接受锻炼才有出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阶级斗争。打倒地主恶霸是阶级斗争，戒烟运动是阶级斗争，闹鬼风波和迷信活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演的这个戏表现的是阶级斗争，你是土改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和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当时我年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就连婶婶也对这一连串的“斗争”糊涂。说：“你们看他行，也就让他去斗争吧！”
《王三保戒烟》排成后在光明寺里演出，那是一个欢送土改工作队的盛大晚会。操场上点着一堆篝火，光明寺里人山人海。随着篝火点起，秧歌队先开了进来，男青年头上裹着羊肚子毛巾，女青年腰里系着红色或绿色的绫带，变换着步伐，相对穿梭，扭来扭去，显示着自由和快乐，腰鼓队紧跟其后，更使晚会气氛热烈。
秧歌队和腰鼓的表扬结束后，各村的拉拉队开始拉歌，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村之间形成相互对垒的拉应双方，拉方先唱一支歌，然后用激励和挑逗的言词，想办法让对方唱歌。拉方刚唱完，应方领队高呼“唱的好不好！”应声而起“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又是应声而起“要！”拉方群众情绪激昂：“该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大方，不会唱，学着唱，唱得不好也鼓掌！”总之千方百计叫对方唱歌。拉应双方你挑我逗，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十分热闹。
有一个村的拉拉队歌声刚落，文教助理员向方梅发起了进攻；“方梅同志，来一个吆！”方梅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向前跨了两步，唱了一段《小二黑结婚》中的唱段“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方梅的唱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工作队的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赵区委，赵区委亢调高歌，用他那纯正而豪放的陕北腔调唱起了《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王三保戒烟》是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也赢得了掌声。第二天方梅又轮到在我家吃饭。那是她在我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饭。在吃的时候她向婶婶讲了她的身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在天津开着一个印染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刚好遇上土改运动，被派来接受锻炼。临走时她留下一顶灰色的棉军帽和一只口琴做纪念，正是这只口琴调动了我的音乐细胞，以后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还喜欢唱歌。更使我怀念的是我盲流新疆时巧遇了她的妹妹，此人救了我一命，这是后话。
土改时，含辛茹苦，饱经凌辱的尤妈在政府的安置下迁移到了碌碡，在那里分得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后来，长期在外地闯荡的大儿子回到了家中，当了大队的书记，海娃参了军，尤妈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黑万兴受戒烟运动的威慑，悄悄地溜进了东关，干起了打井的活计，后来惨死在了井下；黑玉龙因盗窃罪被判刑劳改，在越狱时被击毙；白寡妇带着虎娃和玉琼艰难度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了远离县城的青林公社，文化大革命后我见过虎娃，说落实政策后他家又搬回了县城，以打井为生计，我也告诉了他黑玉双的情况，他好像不以为然，自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院子里唯一的伙伴就剩下长娃了，他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不能行走，迟迟未能上学。一天，我牵着毛驴，他骑在驴上，由他大哥扶着去东关一个叫“宋应海”的诊所治疗，宋应海抄着外地口音，和颜悦色地问了病史后，很快地在他的腿上和腰部扎了几根银针，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半个钟头后，长娃奇迹般地走出了诊所，再也没有骑毛驴回到家中。自后，神奇的针灸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上大学以后，在空闲的时间看了几本针灸方面的书，并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穴位的感觉，后来也给别人扎针，也治好过一些疾病。
长娃病好后上了学，初中毕业后进了翻砂厂，不久参了军，一九六一年我上大学不久，他把积攒下来的微薄的军贴，给我寄了二十元，在那个时候。这些钱可谓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
长娃退伍后，几经周折，安置在了兰化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们之间虽然叔侄相称，但更多的是朋友感情。二○○三年十二月六日晚，就在我追忆这段往事时，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享年六十二岁。我震惊不已，惋惜之至，他的音容联翩浮现，使我彻夜未眠。
土改运动结束，文教助理员当了乡长，袁老师仍在光明寺教书，他常到我家走访。一九五三年我初小毕业了，要继续上学，就得报考城里的完全小学。奶奶说：“初小毕业也算是半个秀才了，眼睛也算睁开了，男儿八岁成丁哩，在家放驴拔草，在大些了到合作社里挣工分吧，还能减轻你爸爸、婶婶的负担：再说羊家坝河里的山水下来，你也过不去，学也就上不成了。”袁老师知道了奶奶不再让我上学的消息，到家里来做动员说服工作，婶婶也很支持，说：“他还小，身子也弱。下地干活人家不会要，他放学后放驴拔草，也是两不误。”这样奶奶同意了我去进城报考。
果然不出奶奶所料，在考试那天，羊家坝河猛然涨了齐腰深的水。早上我和同班好友张全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河水，心急如焚，此时，后面来了一辆马车，那赶车的人正好是李家干爹，他得知我们要进城考试，把手一摆，我们二人上了车，李家干爹站在车辕上扬鞭跃马，旋风般地把我们拉到了河的对面，我俩紧走忙跑，准时进入了考场，后来我和张全都被录取到了建国路小学。
建国路小学，旧时叫万寿宫，曾是武威城里一个有名的学堂，它地处东小南街的南尽头，往东斜对面二百米处就是东小南门。东小南门外是陈家花园。最初我们上学是过羊家坝河，经过东关，穿过东大街折转小南街到学校，这条路基本上是一个半圆形，大约要走一个小时。
为了赶时间，每天早上奶奶或婶婶总是早早起来给我做拌面汤吃。拌面汤做起来很快捷，先把水烧上，等水开了把切好的土豆或菜下到锅里煮一会儿，在把干面粉撒到锅里，前后十几分钟饭就熟了。我三口两咽把饭吃完赶紧背上书包出门，就这样还经常迟到。有时来不及吃饭，就饿着肚皮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时就头昏眼花。
一天我和张全同时迟到了，在教室门口喊了几声报告，老师让我们进去站在讲台边，他在黑板上写了“次货”两字让我俩分别念了一遍，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以后我们商量不再走经东关那条路了，而是从上河滩经过三十大院那条路，这条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到学校也就是半个钟头。
上河滩是个乱坟岗。三十大院是回民集居的地方，它的背后是陈家花园，中间有个夹道，常有野狗、狼和其他野生动物出没，人们都都不敢行走。在夏天早上通过这里也不算什么，最多能见到暴露出的棺材板和死人骨头。有时还会碰上几只野狗。到冬天，我们通过这里时天还是黑咕隆咚的，从上河滩到小南门。一路上都能见到鬼火，起初真有点毛骨悚然，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有一天早上，我和张全走出上河滩，从身后跑来一条狗，我俩都有些惊慌失措，那狗可能嗅到了什么，没有理我们，夹着尾巴径直的往前跑。不一会我们听到了狼嚎狗吠的声音，我俩都吓得不敢往前走了，只好掉头走原先走过的那条路，结果又迟到了。中午放学回家经过那里时发现有散乱的谷草和血迹，才明白狼和野狗在夺食。
此后，我俩还是壮着胆子走陈家南园那条路，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遇到抛尸露骨的情况也不在乎，鬼神之事在我们脑海里也没有概念。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这年秋天，武威在镇反运中一次枪毙了三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刑场就在小南门外的荒滩上，中午放学后路过这里，我们也窜进人群观看，解放军正在一个个地验尸，我胆大妄为，也扒着亡命者的脑袋看，解放军没有阻拦。还说这娃娃胆子真大。下午放学后我从东关经过，在“宋应海诊所”门口贴着一张枪毙反革命的布告，那上面有“宋应海”的名字，我很难相信这个给我留下慈善面孔的医生是反革命。一个看布告的老者叹道：“妙手为他人回春，居心使自己丧命：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建国路小学上学，我和张全还不算是最辛苦的，我们同班还有几个家住在高坝儿的同学，他们起得更早，步行十几里来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干馍和炒面充饥。另有几个家在清源的同学，最初也是步行二十多里来上学，几乎每天迟到。后来几个人在学校周围租了一间房子居住，由房东给他们做饭吃，虽然不迟到了，也有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但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那房东克扣他们的口粮。使他们经常吃不饱，入冬后房子里没有热炕，也不生炉子，土炕上铺着厚厚的麦草，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后来这几个同学接二连三的感冒发烧，实在熬不下去，多数人就辍学了。
新关和县城虽然一河之隔，但家在城里的同学还是把我和张全看做乡里娃，那些高坝儿和清源的同学，在他们眼里更是土疙瘩了。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乡里人”，我们这些“乡里人”很争气，也很团结，每当“城里娃”欺负“乡里娃”时，“乡里娃”一轰而上常常使“城里娃”难堪。好在老师把我们和“城里娃”同等看待，“乡里娃”大部分学习都好，班干部中“乡里娃”占多数，“乡里娃”管起了“城里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