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上学后，我没有忘记对奶奶的承诺，每天把所有的功课在学校都做完，下午放学后放下书包去放驴或拔草。西瓜皮也是喂驴的好东西，每逢星期天，我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挑着两个小筐到河滩沿和东关去捡西瓜皮。
说到西瓜，那时马儿坝的西瓜在武威名气很大，它和武威其他几个特色农产品被人们编成顺口溜传颂：“马儿坝的西瓜，大柳树的靛，高坝儿的大葱，洪祥儿的蒜；海藏寺条麻如筘线。”这些特产高坝乡就占了两个，我们和城里娃耍逗时，以此引为骄傲。
高坝儿的大葱远近闻名，久经遐迩。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单位上知道我是高坝公社人，派我去拉大葱，在高坝儿遇到了一位种了一辈子大葱的老农。他给讲了有关大葱的一些知识。他说：葱有三性、三味。三性是；第一适应性，不论南方北方，春夏秋冬，只要把它栽在泥土里，就会生长；第二是纯洁性，它身在泥土中，躯干洁白，管叶粲翠，愿给美味相佐，不与烂菜为伍；第三是忍耐性，历秋霜，耐严寒、覆大地、忍践踏，只要一息尚存，顽强地给大自然争色。葱的三味；一是辣味，这味使人啼笑皆非；二是甜味，使人舌润胃开；三是香味，淳馨通窍，使人嗅觉灵敏。我时常想着这“三味三性”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小学生顽皮的性格，常给人起外号自娱。历史课上老师讲了“安史之乱”的故事后，把一个姓安的男同学叫做了“安禄山”，把一个姓杨的女同学叫做了“杨贵妃”。“安禄山”个头壮实，黝黑的面孔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像一个异族少年；“杨贵妃”长的十分俊俏，在女同学中是品学最优的一个。安杨同住在一条街上，起初上学，回家同来同往，互相也没有什么猜疑，自从有了外号，“杨贵妃”总是躲着“安禄山”，有时偶尔走到一起，两人都是羞羞答答。后来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我认识连傻以后的事。
在拾瓜皮的时候我认识了连傻，他愣头憨脑，喃喃自语，说话时嘴唇上下闪动，时不时地流着口水。他比我大两岁，也在挑着两个小筐在瓜市上转悠，趁机买几个便宜的瓜再到城里去卖，他时而像一个试瓜的行家，抱起瓜农的西瓜用手拍、用指头弹，有时还用双手把西瓜抱近耳朵旁使劲挤，听瓜里有没有响声。瓜农们见他有点憨傻，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就以最低的价格把西瓜卖给他。西瓜装满了两个小筐，连傻就挑进城里去卖，有时他还顺手牵羊，趁瓜农不注意时，偷两个西瓜放在小筐里，挑起担子就跑。有的瓜农也十分认真，见连傻偷了西瓜就追，连傻见势不妙，就把担子撂在地上躺在地上，打滚撒波，见到西瓜摔破了，反而抱住瓜农的腿要赔，常常弄的瓜农哭笑不得。
连傻卖瓜，事前也不报价，也不问人家现吃还是带走，很快就把西瓜打开。还说“你…尝…尝…这…是马儿坝的西瓜，好…吃…的很。”城里人都知道他傻，当作买笑，按连傻的要价付了钱，把切开的西瓜拿走了之。后来我和连傻熟了，每逢星期天。他把人家吃剩下的瓜或瓜皮捡到筐里，见到我就给打招呼，让我吃他筐里的残瓜。那时的人都不太讲究，只要能吃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我不至一次的吃过连傻收拾的残瓜，腾空他筐里的瓜皮。
一次在吃残瓜的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并说起了外号叫“杨贵妃”的女同学。他听地津津有味。第二天中午上学时，我见他傻乎乎的在校门口转来转去，好像在寻觅着什么东西。当“杨贵妃”走到校门口时，他抓住“杨贵妃”的手，仰头垂涎地说：“你…你…长的好…好…漂亮呦！”吓的“杨贵妃”拔手就跑。城里的同学大都认识连傻，不少人起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唯独“安禄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上前把连傻踢了一脚。连傻也没有反抗摇头晃脑地走了。
连傻的故事，是我少年时期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时常在想他怎么就能一眼认出“杨贵妃”，而且对她的美貌垂涎三尺。后来我看了《巴黎圣母院》的书和电影，才悟出一些道理；人性的善美和丑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年时期对美的欣赏，是人性的天真烂漫的流露。
我的大姑父家在城门口摆着一个瓜摊，除了星期天沿街拾瓜皮，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中午上学时，我还把两个小筐放在姑父的摊子上，下午放学时把两筐瓜皮挑回来。上了初中，那两个小筐换成了两个大筐，在卖瓜的季节，每天往家里挑瓜皮，连续挑了几个夏秋，也锻炼出了挑担子的力气和技巧。后来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但因我是左肩挑担，行走时左肩要使劲，后来我的肩膀变成了左高右低，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样子，而且还有些驼背。
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武威特别寒冷，冬至后的一天学校进行期末考试，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至少有一尺厚，武威城乡银装素裹，是一幅鸟飞绝，人踪灭的景象。奶奶说：“这么大的雪，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今天就不去学校了。”我说：“今天要考试，不去怎么能行！”正说着张全戴着一顶毡帽，穿着一双毡靴进来，也说“今天不去是不行的。”但我没有张全那样的毡帽、毡靴防寒。婶婶急中生智把爸爸赶车时用过的皮窝子和裹腿找了出来，那皮窝子是用细皮条穿缩成鞋样的两张牛皮，婶婶在皮窝子里先垫了许多麦草，用细皮条把牛皮紧缩成鞋让我穿上，然后用裹腿从脚跟缠到膝盖处。给我戴上方梅留下的那顶灰色的棉军帽，我和张全出门了。
临出门时奶奶告诉我们：“走路时千万不要低头看雪，要看前面的树呀！墙呀什么的，不然会伤眼睛的。”我俩按奶奶的嘱咐，昂首盯着三十大院的围墙往前走，每前进一步脚底下就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留在后面的是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那声音打破了寂静，那脚印踏破了雪野，使我们产生了勇气和力量，我俩团着雪球相互追逐，像两头小熊在雪地里撒野，其乐盈盈，忘记了寒冷，忘记了苦愁，不知不觉地到了学校。
在建国路小学，使我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五年级的第一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入队那天我和其他新人队的同学一样，举着小拳头发出了“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引起了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那时有一个规定戴着红领巾在路上遇上老师或少先队员都要行队礼，放学回家与家长和长辈见面也要行队礼，少先队员们都把这种举动作为一种荣耀。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五年级的第二学期，那时城郊农村使用一种名叫“解放”式水车提水灌溉，结束了祖祖辈辈用撬杠提水灌溉的历史，方便了农民，节省了不少劳力，提高生产效率，那水车采用的是平轮推立轮的机械转动原理，立轮处对接着长长的铁桶直到井底，铁桶内有一根带橡皮碗的铁链，上下移动就把水抽上来了，人畜的饮用也可以在它的出口接取。这种水车驴拉或人推都可以。
这一年的五月份，我鼻子生了疮，并漫延到了上嘴唇，家里人没有留意，我也毫不在乎，照常去上学，下午回来照样去放驴拔草。一天下午放学回来，奶奶、婶婶还有几个长辈在我家门口乘凉，我给他们行了个队礼，放下书包，准备去放驴。婶婶说：“驴刚刚歇磨，正在吃草料，不去放了，拿个榔头去把山药地里的土块打了。”正说着我叔祖的二儿子过来了，他对婶婶说“他鼻子上的疮都成那样子了，不抓紧去看还叫打什么土块。听说水车上磨过的油能治鼻疮，快叫娃子到井上去抹油吧！”婶婶说：“那就去吧！’’
我听了以后，转身就去了李家井上，一头驴正在拉水车，旁边没人，我看着水车找有油的地方，发现平轮和立轮交错的内侧有黑乎乎的油泥，于是伸出右手食指去蘸油，刚蘸到油时食指被齿轮咬住了，我惊慌失措，大声叫驴站住，那驴根本不听仍低着头往前走，我痛的钻心，惨叫着“来人哪！”，在远处浇水的李二爷听到赶紧跑过来把驴拉住，这时我的大半截食指已吃进了水车齿轮，李二爷把水车倒退了半圈，我才把右手拔出来，食指已碾成了肉索索，鲜血直流，我左手握住右手往家里跑。
此时，婶婶已经知道了我出事的消息，也赶紧往外跑，我俩在大门口迎面，她惊慌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一把拉着我往城里走去，惶惶张张地到了县医院。
此时的县医院已经下班了，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值班。值班医生说：“手指的骨头都碾碎了。只有把碾碎的部分截掉，防止发生意外和其他病变。”就这样，我的右手落下了残指。
截指后，按照医生的嘱咐，我暂时没有去上学，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借来了《西游记》，那是一套古本的线装书，其中有很多字我不认识，有时查字典，有时向人讨教，小时我听过《西游记》的故事，凭着印象，就这样啃啃巴巴地读完了《西游记》。一个月后，除了右手还有些麻木外，再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于是背着书包上学了。
复学后，右手还是不能写字，就用左手写字，写出的字七扭八歪，老师也不责怪，还表扬我意志坚强，就这样我度过了五年级的最后时光，如愿地升了六年级。
升入六年级后，我的伤基本上痊愈了，又开始用右手写字，一开始很不习惯，食指的惯性诱惑着持笔，笔杆常在残指上滑来滑去。后来我用残指尖顶住笔杆，用拇指和中指握笔，渐渐地习惯了。一次写毛笔字时，残指就顶不住笔杆，笔杆滑到无名指的内侧把毛笔垫了起来，写出了几个毛笔字，这次偶然的发现，我找到了断指后的理想的握笔姿势。
小学六年级，我是在用左手练习写字的过程中度过的，虽然字写的不是那么好看，但还是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了武威二中，开始了我少年时期的新生活。
